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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转载]“谱”“志”之间:宗族发展、士绅认同与地方史的构建——以徽州胡瞳、胡学父子为例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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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线胡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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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安徽史学》2018年第4期(2018年10期)作者:张晓、董乾坤

    婺源清华胡氏以胡曈为迁入徽州的始迁祖,其子胡学则被认为是迁入清华的始迁祖。父子二人先后在明弘治、嘉靖年间列入府志。据府志载:

胡曈画像

    胡曈,婺源清华人。少负才勇,为乡人所畏服。广明初,黄巢犯宣、歙,曈起义,集壮士御之祁门境上。屡与巢兵鏖战,贼众败走,井里获全。都统郑畋、王铎前后上其功,授宣歙节度讨击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殿中侍御史、上柱国。光启三年,升兼御史中丞,制词有“誓驱戈甲,必扫攙抢”之褒。杨行密观察宣歙,复表其劳効,加左散骑常侍,又进检校尚书、右仆射兼御史大夫。卒塟祁门之洋莪。子孙世居清华,分处黟、祁门,甚盛。

胡学画像

    胡学,字真,曈之子,由祁门迁居婺源清华。登咸通九年进士,累官抚州司户,上书言事,忤田令孜贬窜福州,寻授舒城令。己亥,巢僭大位,学发愤与谢瞳说、朱全忠、王重荣、李克用等协力剿巢。每临阵,学为前锋,功与李存孝相等埒。中和四年,灭巢于狼乕关,迎驾归关。光启三年,加宣歙节度讨击使,侍殿中御史中丞,诰辞褒之。杨行密观察宣歙,复表其劳效,加封上柱国、收复功臣新安郡开国男,食邑三千户。学以文臣秉兵柄,执锐赋诗,激于忠恳,故能感动三军,戡定祸乱。卒,葬邑之洋峩。
    由此可知,胡曈父子在唐代声名显赫。但笔者在阅读这两则材料时不禁心内生疑,其一,既然胡曈父子功勋卓著,官位显赫,且胡学登咸通九年(869)进士,官方史书中应予记载,管见所及,并未发现只言片语;其二,纵观父子两人的描述,他们的经历、官职皆有高度相似,就连收到敕封的时间也在同一年,何以如此?其三,二人的事迹何以在南宋罗愿的淳熙《新安志》中不见记载,只是在明代弘治府志中才收录?且弘治府志中只有胡曈而不见胡学?本文即以胡瞳、胡学父子为例,结合相关文献,探讨其中所体现出的宗族发展、士绅认同及地方史构建之间的关系。限于学力,谬误之处,祈请方家指正。
    一、宋末至明初:宗族建构与胡瞳父子入谱
    一般认为徽州宗族的形成是一个建构过程,这一过程发端于北宋,元代初具雏形,至明代嘉靖年间基本完成。另一方面,自宋代开始,徽州士人不断编造乡邦文献,至明代中期,已经留下了数量可观的文献资料。这些文献对徽州历史不断加以丰富,建立了一个自唐代以来的完整谱系。然而,仔细分析这些文献,则会发现它们都有一个不断增删的过程。这一点在以胡曈、胡学父子为始迁祖的胡氏身上亦有体现。
    宋代时期,胡氏族人即开始了宗族建构工作。据明代天顺二年(1458)《清华胡氏族谱》载,最早建立谱系的是胡学九世孙胡元龙、胡浚,“樵隐先生师言(元龙)画图,文靖先生浚编册”。但该谱并未指明胡元龙、胡浚画图编册的具体时间。至万历时期胡用宾编纂统宗谱时将编纂谱系过程也进行了记载,但是将起始的时间大大的提前。据其记载:“七世孙柳庄先生,讳仁昉,字徳昭,号柳庄。治平元年始修统宗谱系,自始出祖胡公满,历传至始迁祖常侍公而下,世次皆明备”。“九世孙樵隐先生,讳师言,字元龙,号樵隐,乾道九年作谱图序;文靖先生,讳浚,字文靖,开禧二年编图册,作谱跋”。相较于天顺族谱,万历《统谱》的记载不仅详细,且建构宗族的过程从乾道九年(1173)上溯至北宋治平元年(1064)。不论如何,胡氏族人对宗族的构建自宋代开始则是无疑。那么在这一过程中,胡曈、胡学父子又是如何被记载的呢?
    除徽州地方文献外,其它有关胡曈、胡学父子的记载目前尚未发现。目前可知有记载的是编修于南宋末的《星源旧志》及元代的《新安文辑外编》,它们保存于程敏政编纂的《新安文献志》中,全文如下:
胡仆射曈传(县志)

    胡仆射曈者,婺源清华人。少负才勇,为乡人所畏服。广明初,黄巢犯宣、歙,曈起义集壮士御之境上,屡与巢兵鏖战,贼众败走,井里获全。都统郑畋、王铎,前后上其功,授宣歙节度讨击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殿中侍御史上柱国。光启三年,升兼御史中丞,制词有“誓驱戈甲,必扫攙抢”之褒。杨行密观察宣、歙,复表其劳效,加左散骑常侍,又进检校尚书右仆射兼御史大夫。卒,葬邑之洋莪。子孙世居清华,分处黟、祁门甚盛,祁门义成都福州及归仁都营垒尚存,土人号胡仆射屯军之所。又石壁及长洲有江衙将徐先锋屯军之所,盖其将佐也。乡人慕曈忠义,立祠归仁都古城上。宋淳熙十一年,迁庙许村。水旱疾疫,有祷必应,大着灵异焉(此据星源旧《志》如此。金仁本《新安文辑外编》所载唐《诰》亦云胡曈,惟清华胡氏谱,以其事及诰文尽归曈之子学,又追补学传于迁转之际,皆用宋大观以后新定官名,有可疑者。岂曈、学父子官行略同而逸其事,遂误书之邪?御史中丞《诰》:宣歙节度讨击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殿中侍御史胡曈,右可兼御史中丞,余如故勅。尔等风云禀气,铁石存心,奋骁鋭于军前,立功名于马上。誓驱戈甲,必扫攙抢,迭升霜宪之荣,用振辕门之勇,可依前件。光启三年八月日 司勲员外郎知制诰臣崔行)。
    这则记载有几点可兹注意:其一,胡曈为婺源人,卒葬婺源之洋莪;其二,胡曈官至检校尚书右仆射兼御史大夫,死后在立庙于祁门城东归仁都,并于淳熙十一年(1184)迁庙于许村;其三,程敏政对清华胡氏族谱中有关胡学的记载提出疑问。
    这里的“星源旧志”就是胡学十世孙胡升于南宋所编的《星源图志》,据载:“胡升,字潜夫,号愚斋,婺源淸华人,制机闳休之曾孙,知府煚之子。淳佑庚戌,以布衣领荐,登壬子进士第,入史馆,授国史编校。……尝以知县洪从龙属撰《星源图志》。”他自己也说“升旧修《星源志》”。该志今已不存,弘治年间程敏政编纂《新安文献志》时,应未散佚。此时引用《星源志》的除程敏政外,汪舜民在编纂《徽州府志》时也有对该志的引用,即是明证。
    不论这一记载正确与否,却被徽州地方士绅所接受,如胡仆射营,罗愿的《新安志》不见记载,却收录于明永乐九年编修的《祁阊志》中:“胡仆射祠,东都古城山。黄巢之乱,聚兵保乡井,与贼战而没。乡人慕其忠义,立祠以祀之。淳熙十一年迁庙于许村。水旱疾疫,祈之必应。”显然,胡仆射祠至少在宋代即已存在,应该是当地民众的一个地方神。然而,在胡升之前,清华胡氏并未将胡仆射祠与之联系起来,更未与祁门胡氏实行联宗。
    胡升之前,在胡氏族人叙述中,胡学名号仅有“常侍”, 至胡升于元至元十四年(1277)编纂族谱时,对胡学的记载开始丰富:“今吾族自常侍公以前,失其传。自常侍公至升,十世而近。自升而下又四五世矣。以常侍宣歙节度讨击使兼殿中侍御史诰考之,乃唐光启三年丁未八月也,初诰不存。”从此,胡学的官衔由“常侍”变为“常侍宣歙节度讨击使兼殿中侍御史”,且发现了勅封胡学的诰文,其中原因耐人寻味。前已述及,《星源志》中有关胡曈的记载就出自胡升之手,撰写于宋咸淳五年(1269)。当时作为史官,且为徽州人,编撰该志时当有所据。可以推测的是,胡升编撰《星源志》时,并未考虑本族的始迁祖问题。宋元易代后,胡升回到故乡,当他着手编修族谱时,极有可能对胡曈、胡学父子的角色进行了置换,并为胡氏后人认同。但这一说法并未被他人接受,因此,元代的金安节在编纂《新安文辑外编》时沿用了旧说,而程敏政在录用胡曈记文时,发现了二者龉龌之处,才提出疑问。
    胡升置换的不仅是胡曈父子的角色与经历,同时还包括胡学迁至清华的缘由。在胡升之前的叙述中,胡学是因躲避黄巢之乱迁自歙县黄墩。这一表述与徽州其他各族十分相似。然而在胡升之后的叙述中,却认为是胡学功成身退、致仕南归后,“观清华山川,爰宅于兹,置菟裘于里之洋莪”,从原来的逃难形象,一改而为闲适。实际上,有关清华胡氏迁移的最初情形,可从胡氏族谱中的另一份记载中找到一些线索:“隆兴间,浚因往洋峨(莪)拜扫,见父老云:常侍乃戴氏之婿,其墓地元戴氏者。往年常侍为戴氏主祈,因求其地为菟裘所。戴氏曰:候梁上获大鱼日,当不靳。后果获巨鱼,戴遂践约。”该文字为胡学九世孙胡浚写于南宋开禧元年(1205)一篇谱序所载,充满了传奇色彩,应是胡氏族人迁居婺源的最初记忆。可以认为,胡氏最初来到清华时依附于戴氏,后通过联姻方式获得当地居住权与土地。当然,随着清华胡氏族人在科举上的成功,这一民间记忆,逐渐在文人士大夫的记载中被丢弃,渐次形成了一个尽忠于国家的儒家形象。
    二、明代中后期:宗族的发展与胡曈父子入志
    明代以后,胡曈、胡学父子先后进入徽州府志,这与胡氏宗族的发展关系密切,也是胡氏族人、地方文人相互影响的结果。
    (一)嘉靖以前胡氏宗族的发展
    明代以降,徽州的宗族发展迅速,其中较为显著的就是跨地区联宗。联宗的出现表明徽州宗族的发展改变了宋元时期各自建立谱系的进程,他们开始以一个共同的始迁祖为对象,建立一个范围广泛的宗族网络和完整谱系,这一过程在胡氏宗族亦有体现。
    在徽州以胡曈为始祖的胡氏并非清华一派,祁门胡氏也以胡曈为始祖,当然,这一过程也是不断建构出来的,可从贵溪胡氏加以证明。贵溪村位于祁门县南乡十二都,全村皆为胡姓,以唐末胡宅为始迁祖,因此被称为“宅公派”。目前存世最早的贵溪胡氏族谱为贵溪人胡自立编纂于成化四年(1468)的《贵溪胡氏族谱》。该谱共有五篇谱序,其中宋代一篇,元代三篇,明代即胡自立自序一篇。从五篇谱序来看,宋元时代的贵溪胡氏并未与清华胡氏联宗,也未有始迁祖上的认同。至胡自立时代则发生了改变,据其叙述:
    ……至五十八世,有讳福者,任姑孰守,因家古歙之黄墩,生一子讳裕,裕生伸,伸生五子,曰焰、曰烂、曰烨、曰焕、曰炼。其后,焰居黟县黄山,烂居休宁环珠,烨居休宁渭桥,焕居黟县横岗。炼讳瞳,居黄墩。唐僖宗朝,为宣歙府尹,封太常卿,卒赠金子光禄大夫,以王礼葬之,墓在吾祁门土坑。有七子,讳康、讳宁、讳仁、讳宅、讳惠、讳珍、讳学。后经黄巢之乱,各自迁焉。讳康、讳宁、讳仁、讳惠,迁居他郡,莫知其所。讳珍、讳学,迁居婺源清华。其第四子讳宅,迁居祁之贵溪,即本宗是也。
    由此可以确定,至明代成、弘年间,婺源清华胡氏与祁门贵溪胡氏开始相互联系。当然,婺源胡与祁门胡的联系可能很早就建立了。在祁门,除贵溪胡氏之外,尚有东乡的胡氏族人。从上引胡升《星源志》及永乐《祁阊志》中关于胡仆射祠的记载来看,在祁门东乡许村一带南宋之前就聚居着胡氏民众,他们以胡仆射为信仰而相互认同。因资料缺乏,我们无法确知明代以前祁门东乡胡氏与清华胡氏的关系。不过通过一部洪武年间编纂的族谱可推测出祁门东乡胡氏至少在元代即已同清华胡氏构建出了血缘上认同。该谱编纂于洪武十五年(1382),为手抄本,从页中有“清朝改名胡家垄”且笔迹一致可断定为近人抄录。该谱现藏于上海图书馆,编修者为胡学第十六世孙胡延宗,据谱中所载地名可知,胡延宗为祁门东乡人(详下)。关于该谱的编纂缘由,他在谱序中有所交代:
    延宗之生也,年踰志学,值世乱离,老成凋瘵。其于本族亲疏、世代之纪,懵然无知。幸存旧谱珍藏,什袭于颠沛流离,逃窜山林无顷焉。置遭雨露之霑濡,几至坏烂,亟葺补之。转眼又历三十载矣。恐失本真,念欲从新誊录而未能也。今者遭逢机会,休阳倪体仁亲来访,遂以凂焉,深契夙愿。按旧谱□以世代,纲举目张,一见瞭然,无毓□之□也。前所称几世祖、几世祖,系先祖震五公所纪,诚为详备。
    由此观之,该谱部分照抄于旧谱,部分是新加。至于旧谱,从上引他的自述来看,至少在元代至正十二年(1352)前就已存在,旧谱的编撰者为其先祖震五公。据该谱载:“曾伯祖,讳应节。公生子三人,女六。长清(孙,衍字),字伯清,号清谷,行第震五。生于景定癸亥二月初八戌时,葬殁至元十五年己卯三月,葬本里大纲山尖,己向。”可知震五公名胡清,生活于南宋景定四年(1263)至元代至元十五年(1339)之间,终年七十六岁,是胡延宗的伯祖。因此胡清编纂旧谱的时间应在元代后至元五年(1339)以前。
    该谱除胡延宗自序外,尚有一篇婺源李和所撰的序。该序载:“此胡氏之有十五公祖,出自大唐公讳学,学生稠,稠生瑠,瑠生五子,以下支分蔓衍。十五公于丁未禧宗光启三年封公侍御。”由此可以看出他们是以胡学为始迁祖,可称之为祁门胡氏学公派。谱中有两篇“御讚”,一篇是颁给胡曈的,讚中称胡曈为“唐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尚书右仆射御史”,落款时间为绍兴三年四月二日。第二是颁给胡学的,其文曰:
    宣歙节度讨击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殿中侍御史  胡  
    ……
    勅尔等风云禀气铁石居心奋骁锐于军前立功名于马上,闻尔誓驱戈甲,必扫攙抢,迭升霜宪之荣,用振辕门之勇,可依前件!
    光启三年八月  日
    ……
    告宣歙节度讨击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侍御史中丞 胡
    勅如右符到奉行!
    光启三年八月     日
    这一诰文可能就是程敏政所指“清华胡氏谱”上的文字,此文应抄录于清华胡氏谱。对比前面程敏政所引金仁本《新安文辑外编》中有关胡曈的勅诰,我们可以看出,元代时,经过胡升之手,胡曈、胡学父子的地位发生变化,原来皆属于胡曈的御讚,现在已被移置于胡学身上,只是在明初,这一改变的痕迹尚未完全抹除,此时诰文的对象虽然发生了改变,但未明确指出是胡学,只是以一个“胡”字代替。
    族谱的第三部分是第一世胡学至胡延宗兄长的谱系,但仅有他们一家(含其曾祖兄弟世系),每人皆有小传。其中胡学及其子稠、孙瑠小传记载如下:
    祖十五公侍御,羽音。公讳学,生于大唐,平巢有功,仕僖宗朝,官至银青光禄大夫兼御史中丞,致仕于光启三年。父讳瞳,居徽州祁门县义成都福州一甲,殁葬本里郭园。
    二世祖,大夫,羽音。公讳稠,夫妇双穴,葬祁门县归化乡居仁都三保军荣山。
    三世祖十二,中丞。公讳瑠,生五子,殁葬祁门县归化乡居仁都三保寺家段塘下。
    由此可以断定,该谱的编纂者为祁门人。谱中认为胡曈生活于祁门义成都福洲一甲,死后葬于本里郭园。不仅如此,胡学的子稠、孙瑠都葬于祁门,这应是胡延宗一族的早期谱系,两者并未统宗,至万历时期胡用宾重修统宗谱时方加以改变。
    清华胡氏曾于景泰六年(1455)编修、天顺二年(1458)刊刻了一部族谱,该谱由胡从政、胡礼道二人编修,后由胡天民校正而成。该谱是清华胡氏首次刊印之谱,据胡天民交待:“□□□□载,考察精详,□□□□,吾族也。□不登者,非吾族也。但越星源之境而未登谱者,由走关之未至也。虽然,后世子孙不忘水源木本之自尊祖敬宗之义。或存遗文而合谱之总类者,虽未登名于谱,是亦吾宗之派,何殊于已登者耶?”据此可知,这次修谱出于“后世子孙不忘水源木本之自尊祖敬宗之义”,许多此前谱上没有的支派添加了上来,且范围已越出婺源。由此可知,至景泰、天顺间,出现了跨境联宗的趋势,成化年间,婺源清华胡氏与贵溪胡氏新谱系的出现即是这一趋势的结果。透过前引胡自立所建构的谱系,也可以发现,在成化时期徽州出现了一个以胡福为始祖遍及徽州六县的宗族网络,这一网络为胡曈父子在弘治年间进入府志提供了民众基础。
    (二)士人活动与胡曈入志
    胡曈在弘治年间之所以能够入志,除去徽州胡氏族人的不断塑造抬高之外,与徽州士人的认同不无关联,其关键人物是程敏政。程敏政,字克勤,休宁县人,是明代著名学者,也是一位塑造徽州历史的重要人物。从他将《胡仆射曈传》列入其所编《新安文献志》并加以辨疑的态度中,可以看出他对胡曈十分重视。此外,他闲居徽州期间曾赴祁门拜谒胡仆射祠,并撰写题辞:“阅国史,知旋乾转坤之功;观庙貌,沐和风甘雨之泽。精忠不死,生气长存,百世而下,其将仰公如一日耶!”从题辞来看,程敏政是在翻阅史书典籍时看到了有关胡曈的功绩记载,从而引起了他的注意。据嘉靖时期祁门人李汛所言,“予习闻先师篁墩大学士程翁云:在翰林翻阅遗书时,唐僖宗有胡公曈,少负奇气,裕将才。黄巢犯宣、歙,公起义兵保障祁门义成都里,所活万姓。”这里的“程翁”即是程敏政。作为校正、编修诸多典籍文献的参与者之一,置身于藏书最为丰富的翰林院,程敏政对传世史书、典籍一定多所批阅,因此他“阅国史”的说法当为可信。程敏政作为当时中央的大臣与著名学者来此拜谒并留题辞,对于胡氏族人特别是祁门胡氏学公派而言,显得十分荣耀,让胡曈的地位在其谱系中地位迅速上升。不仅如此,程敏政的题辞,在当地也会引起士人群体对仆射祠的重视。程敏政之后,陆续有当地文人、回乡官员来此拜谒并题辞赋诗,除上面提到的李汛外,还有祁门汪回显、张敏、胡幼谆,婺源的洪垣,休宁的胡宥。程敏政、汪回显及张敏三人,在弘治《徽州府志》中皆有记载,除程敏政外,汪回显为正统十三年(1448)进士。张敏于成化十三年以《春秋》中举人,任桐柏知县,升监察御史,编纂府志时升为四川右参议。程敏政、汪回显的题辞可以肯定是在编纂府志之前,而张敏题辞后的所署官职是“御史”,此亦可断定是在府志编纂以前。
    程敏政等人对胡曈的褒扬,必然会影响到徽州府志的编纂,特别是《新安文献志》于弘治十年(1497)刊刻完成后,彭泽于弘治十三年来徽州担任知府,他于第二年即聘请汪舜民担任总编,开始编修府志。因此,这部当时对徽州文献的集大成之作必然成为该府志的重要文献来源,而府志中关于胡曈的记载正好可以印证这一点。对比上引两部文献中胡曈的相关记述即可发现,二者高度一致。尽管此时清华胡氏族谱中对胡曈、胡学的记载已经进行了彻底的置换,但汪舜民还是认可了程敏政的看法,将胡曈载入府志。
    (三)嘉靖时期徽州宗族的进一步发展与胡学入志
    常建华曾指出:“已有的研究已经揭示了明嘉靖十五年(1536)官方允许祭祀始祖为宗祠大量出现提供了契机,影响了宗族制度化以及组织化。”“官方允许祭祀始祖”的规定,让民间对始迁祖的追认成为一种建宗立祠的需要。因此,民间纷纷寻找始祖,而始祖的寻找为各地宗族的联合提供了基础。也是 “宗族制度化以及组织化”的内在动力之一。一旦始迁祖确立,他们在“一本”观念的指导下,以“礼以义起”为原则,建立联宗。
    嘉靖时期,徽州胡氏已经出现了许多以胡学后裔自居的宗族。嘉靖二十九年,清华胡氏开始往徽州各县胡氏倡集编修统宗谱,“……适清华宗长来会统宗。清华为诸宗之所始,自源徂委,其势为至顺。辨之精、择之审,固清华诸君之任。而余叔姪未成之志于斯,亦克遂矣。”又据休宁商山胡氏谱序载:“始祖常侍公由古歙黄墩徙婺北清华,子姓蕃衍,迁派甚多,逮元季之乱,而我四公成始迁商山居焉。……适清华宗长统会各宗重修谱系,今年夏来采集本支。余与弟钦倡率家人,共成厥志。”而龙山派胡氏谱序则曰:“今年(笔者注:嘉靖三十年)春,清华宗耆濋翁、浯潭石泉诸君来集本枝。”从本次统宗谱所收录的谱序看,除歙县黄潭、休宁商山之外,尚有祁门贵溪、休宁会里、太平北山、江西德兴等其他支派。由此可知,至嘉靖时,清华胡氏族人通过联宗修谱,建立了一个包括江西在内的宗族网络,所联各派大多以胡学为始迁祖,意味着胡学在徽州地位的确立。
    另外,胡学的身份此时也得到了地方士绅的承认,其中包括正德九年(1514)进士、官至江西省左参政的歙县岩镇人郑佐,他在为休宁商山胡氏撰写的谱序中即认为:“始祖常侍公,佐唐僖,昭,节度宣歙,剿据贼夷大难,声名显赫,与时俱隆。”而婺源人潘珍在为龙山胡氏所撰谱序中说的更为具体:“至有讳学、字真翁者,仕唐讨寇有功,授宣歙节度讨击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殿中侍御史、散骑常侍。”潘珍为弘治十五年(1502)进士,官至兵部左侍郎,撰写该谱序的时间为致仕后的嘉靖二十五年(1546)。上引祁门人李汛也对胡学的身份加以认可:“时学公举进士,登郑从谠榜,官授武德大夫,遂协雁门李仆射□□□巢□二百余战,斩首数万,克复长安,唐室因以再造。谁谓有子如此,殆□之功欤?” 他不仅指出了胡学剿灭黄巢匡扶唐室的卓越战功,同时也承认了胡学进士及第的学历。李汛的这一记载与前引胡曈的文字一同写于嘉靖元年(1522),当时他拜谒了祁门许村的胡仆射祠。 “李汛,字彦夫,祁门李坑口人。□□太史程敏政曰:异日新安文伯也。登进士,条陈六事,授南京工部主事。”能获得程敏政如此高的评价,不仅说明李汛的卓越才华,也为他在徽州赢得了较高的声誉,以至于载入府志。
    郑佐、潘珍、李汛三人分别为歙县、婺源与祁门人,作为登科进士,皆出任过高官。李汛官职虽不及郑、潘两位,但因他得到了程敏政的高度赞许,显然文名更播。因此,他们的态度对徽州士人有关胡学身份的认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并为胡学进入嘉靖府志提供了依据。
   三、余论
    顾颉刚很早就提出过历史的“层累”性问题,他指出了文献在编纂传承过程中对历史信息的不断叠加现象。但是对于这种叠加现象背后的原因,则须置入具体的问题之中考察。以地方史而言,方志实为地方历史的标准样本,具有官方认可的权威性。但凡事件和人物一旦进入方志,即被当作史实加以接受。然而,方志首先应被作为一个社会活动的结果即“文本”来看待,唯此才能了解方志在史学研究中具有的真正意义。
    徽州作为目前遗留文献最为丰富的地域,如何研究这些文献成为徽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徽州历史一般追溯至唐末,特别是宗族谱系的追认尤为明显,这一点在徽州乃至全国都普遍存在。他们试图通过建构这样一个悠久而辉煌的谱系以标明出身高贵,从而列入徽州世家大族之列,是否获得当地权威人士的认可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一旦如胡曈、胡学父子之类的人物进入方志,表明该宗族在此工作上取得了成功,他们的成功也重构了徽州的历史。作为史学研究者在利用这类文献中也会当作史实来加以使用,很有可能得出错误的结论。因此,我们需要对相关记载作一番“知识考古”(福柯语)。本文透过胡曈、胡学父子在族谱中的记载并最后进入方志过程的考察,可以发现宗族发展、士绅认同与地方文献编纂之间的联系,也可以从中考察宗族发展、士绅力量对地方史书写的影响。
    因篇幅所限,注释及参考文献皆省。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课题“近代徽州宗族与乡村社会变迁和转型研究”(项目批准号16JJD77000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张晓(1986—),女,山东阳谷县人,安徽大学历史系博士后,民族学博士;
    董乾坤(1981—),男,安徽亳州人,安徽大学历史系师资博士后,历史学博士。
黄山怪石——其貌不扬——内涵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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