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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宇宙 一、胡安国其人其书及其重大影响 闽人胡安国（1073—1138）是两宋之际著名的儒家学者和经学家，以治《春秋》而有名于时。建炎三年（1129）冬，他为躲避战乱而携带家眷来到湖南湘潭，隐居在碧泉并以住宅为书堂，著述《春秋传》并教授子弟生徒。绍兴三年（1133）后，他又在南岳衡山“买山结庐”，建“衡山文定书堂”。 胡安国在湖南的实际时间虽只有八年左右，但就在这短短的八年当中，却在湖南形成了相当大的影响。据湖湘学专家王立新先生考证，胡安国“不仅培养了大量弟子学人，造就了湖南人追求价值人生的理学氛围，……使远近学人开始对湖南刮目相看” [1]，而且也因此成为湖湘学派的实际创始人。 胡安国毕生致力于《春秋》学，从宋徽宗崇宁四年（1105）开始，直至宋高宗绍兴六年（1136）底，历时三十余年，完成了在历史上享有盛誉的《春秋传》三十卷，共十余万字，对后世影响很大。起初十年，胡安国“遍览诸家，欲求博取以会众妙”；又用了十余年的工夫，简编思索，“时有省发，遂集众妙，附以己说”，但还是不敢以为已经有所自得；再用五年多的时间，才完成了撰述 [2]；而后又用了两年多的时间修改、完善，《春秋传》方告最后完成，可谓“用意甚勤”。“初稿不留一字”[3]，尤见其用心之良苦。 胡氏《春秋传》自南京成书后，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宋高宗把它列为经筵读本，元代时更把它列为科举取士的标准解释。明代的科举考试承元旧式，宗法程朱，但程颐《春秋》仅成两卷，朱子无《春秋》，朝廷以胡安国之学出自程子，张洽之学出自朱子，故考读《春秋》只用胡、张两家之书。以后张著也渐渐不用，而独用胡安国所作的《春秋传》。胡安国及其所著《春秋传》直接影响了中国社会生活达五六百年之久，而其间接的影响，甚至直到近代还在发生作用。 胡安国对中国思想史尤其是对湖南地区的教育和人才的培养以及对湖南地区的积极向上的新风气的形成，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特别强调经世致用，但并不在于如何解决日常生活甚至社会政治生活中的琐屑问题，而在于经国安邦。胡安国曾经告诫其子侄和弟子们说：“有志于学者，当以圣人为则；有志于为政者，当以宰相自期，降此，不足道也。”[4] 后世湖湘精英如王船山就是以圣人自期，而曾国藩等则直接就是把当宰相当成了自己的奋斗目标。不能或不愿再于旧体系中成圣任相的如黄兴、毛泽东等则将目标定得更远，力图推翻旧世界，主宰中国甚至是世界的“沉浮”了。湖湘精英在事功方面的辉煌业绩，不能不说与湖湘核心文化的创始人对真正有志之士的目标定位有密切的关系。 二、胡安国撰写《春秋传》的原因 胡安国一生不专治语、孟、诗、书、易、礼，而以主要精力精研《春秋》，并自称“所著《传》，事按左氏，义取公羊、毂梁之精者，大纲本《孟子》，而微词多以程氏之说为据。凡三十年乃成”[5]。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胡安国苦心著述《春秋传》呢？ 第一，主观认识原因。胡安国认为《春秋》乃孔子亲笔所作，而且“惟此书出于先圣之手”。在他看来，《春秋》是既尽有五经之妙，又使五经能够得以落实的经世法典。他说：“《春秋》见诸行事，非空言比也……百王之法度，万世之准绳，皆在此书。故君子以谓五经之有《春秋》，犹法律之有断例也。”[6] 《春秋》业经孔子加工、整理，为孔子所手定或制作，这在学界已基本上达成一致意见。孔子之前的《春秋》可能像孟子所说的那样：“王者之迹息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 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7] 春秋时期，社会变动剧烈，传统的制度和观念受到很大的冲击，即所谓“世衰道微”、“礼崩乐坏”。为端正人心、劝善惩恶，孔子借整理和修订鲁国史书之机，将自己的思想倾向和政治主张贯穿于书中，取“春秋之义”而进行褒贬，这就是传统所说的“微言大义”、“春秋笔法”。孔子加工、整理《春秋》，一方面崇尚平实，排斥虚妄，多闻阕疑，无徵不信，保存下一部信史；另一方面，他在遣词用句时意含褒贬，对后世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据考证，孔子在整理儒家经典特别是六经时的指导思想，就是他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8]。然而，孔子的这个原则也不是没有例外，比如《春秋》，可能因为当时存在《春秋》的不同版本或原始档案委实太多，故而孔子在《春秋》的加工、整理上不仅投入很大的精力，而且实际上可能有违他自己所设定的“述而不作”的原则，所以当《春秋》成书之后，“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9] 因此，胡安国的“《春秋》乃仲尼亲笔”这个说法基本上是可信的。 《春秋》记事十分简略，给后人的阅读带来很大困难，对书中所记之事的原委经过也很难了解。因此，后代学者有的便为《春秋》作解释和说明，名之为“传”。经与传分别成册，后来经传合一，三传分别称为《左氏传》《公羊传》《毂梁传》，而《春秋》经本则不再单行。因此，胡安国写作《春秋传》时所采取的态度是“事按左氏，义取公羊、毂梁之精者”[10]。 第二，师承原因。胡安国十七岁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太学，次年结识程颐的两个讲友朱长文和靳裁之，并跟他们私淑程颐的思想学术。朱长文受学于宋初三先生之一的孙复，而靳裁之则情况不明。 孙复“上祖陆淳，下启胡安国”[11]，其为学界所重的是《春秋》学，今存《春秋尊王发微》十二卷。孙复《春秋》学的特点，在于置三传于不顾，凭己意诠释。他以“尊天子，黜诸侯”立论，认为《春秋》“有贬无褒”，突出孟子的“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的思想。据程颐的《回礼部取问状》记载：“孙殿臣复说《春秋》，初讲旬日间，来者莫不知数。堂上不容，然后谢之，立听户外者甚众。当时《春秋》之学为之一盛，至今数十年传为美事。”[12] 这说明当时学者对其学风的认同。 当然，《春秋》学之所以会“为之一盛”，似与孙复、石介在太学实施举人应考须有听书日限及扩大太学录取人数等措施而使学生人数骤增也不无关系。但孙复也因其学风而遭清代学者的严厉批评，如乾隆间的四库馆臣批评他的《春秋尊王发微》：“宋代诸儒，喜欢苛议，故相与推之，沿波不反，遂使孔庭笔削，变为罗织之经。……过去深求，而反失《春秋》之本旨者，实自复始。虽其间辨名分、别嫌疑，于兴亡治乱之机，亦时有所发明，统而核之，究所谓功不补患者也。”[13] 胡安国的《春秋》学虽然有孙复变专门学为通学的特点，但多取程颐义理之说，又加以发挥，因此具有很多自己的独创。就学统而言，胡安国并非二程嫡传，但他与程门高弟杨时和游酢、谢良佐过从甚密，关系在师友之间，故后人说他是“私淑洛学而大成者”[14]。胡安国认为“士以孔孟为师，不易之至论也。然孔孟之道不传久矣，自（程）颐兄弟发明之，然后知其可学而至”。他建议“加其封爵，载在祀典” [15]，并由国家颁行其著作。据查，程氏《春秋》仅成两卷，因此胡安国很可能具有这样的原初动机，即完成程氏未竟的《春秋》学事业，并“欲因遗经窥测圣人之用。”[16] 第三，思想学术斗争原因。如前所述，胡安国认为《春秋》乃孔子亲笔所作，而且“惟此书出于先圣之手”。他说：“《春秋》见诸行事，非空言比也……百王之法度，万世之准绳，皆在此书。故君子以谓五经之有《春秋》，犹法律之有断例也。”[17] 也就是说，《春秋》不仅尽得五经之妙，而且只有通过《春秋》，才能使五经之妙得以淋漓尽致的显现。 但是，在北宋熙丰时期，王安石编《三经新义》，弃《春秋》而不列于学官。他创立“新学”，试图从古代经典的“陈迹”中焕发出“新意”，目的是为变法制造舆论，为新法寻找历史根据。王安石的做法不可避免地引起了《春秋》学人的极大愤慨，胡安国对此就很不满意，认为儒家六经“惟此书出于先圣（孔子）之手”，遂潜心研究《春秋》，历时达三十载，成《春秋传》三十卷。其治《春秋》，远本孟子，中继《公羊传》诸家，近接孙复、程颐，突出强调“尊王攘夷”。他曾给宋高宗亲讲《春秋》，认为“《春秋》乃仲尼亲笔，……实经世大典，见诸行事，非空言比也”[18]。胡安国之所以决意潜心研治《春秋》，这不能不说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第四，社会现实原因。胡安国生活的时代正是辽、金相继强盛时期，宋室与之相抗，败多胜少，最后不得不迁都临安；又值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内外交困，宋朝统治摇摇欲坠，黎民百姓流离失所，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胡安国“强学力行，以圣人为标的”，“志于康济时艰”，以华夏之受制于夷狄为“深耻极痛”，见“遗黎涂炭”而“常若痛切于其身”[19]。胡安国之所以对《春秋》情有独钟，正是他对现实的深切关怀所致。他将自己的注意力完全转移到现实中来，努力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有效途径和可行方法。 在他看来，《春秋》原本是记载春秋时鲁国史事的，后经孔子的加工、整理，于是成为后代治世的法典，对现实极具指导和借鉴意义。他引用孔子的话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空言独能载其理，行事然后见其用。”[20]“其用”如何呢？他引用孟子的话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21] 在胡安国看来，“乱臣贼子”之所以惧怕《春秋》，并不是恐惧鲁史中的历史陈迹，而是战栗于孔子的评价。孔子笔削《春秋》的用意，并不在于逻辑地整理过去的历史或者讲述春秋时期的历史故事，而是对春秋时期的历史进行价值评判。 不仅如此，胡安国还以《春秋》为褒忠抑邪、奖善罚恶的神圣法典，他以独特的敏锐感觉，意识到孔子作《春秋》的真正用意，在于“假鲁史以寓王法，拨乱世反之正”[22]。在胡安国看来，《春秋》不仅在总体原则上立君臣纲常、定君子小人、正风俗人心，而且在具体问题上，也为华夷之辨、上下之分、善恶之别和行事得失等提供了谨严的警戒。胡安国以《春秋》所载鲁国史事为个案，根据孔孟的纲常原则，紧密联系当时的社会形势，为宋王朝的重新振兴进行理论论证。其目的乃在于重新确立以儒家传统纲常为原则，以传统礼法为依据的社会秩序。胡安国感时激事而撰述《春秋传》，这就使得胡氏《春秋传》不能不具有极强的现实性和针对性。 胡安国著述《春秋传》的真正用意。 三、胡安国舍命精研、撰修《春秋传》，其真正用意何在呢？ 第一，经世致用。胡安国极力张扬“春秋大义”的主要意图，正在于上述针对现实的立意。正是因为他写作《春秋传》的立意在于尊王道，强调君臣纲常，反对臣下犯上，主张用夏变夷，以华夏之受制于夷狄为“深耻极痛”，正如他在其《春秋传》的序言中所说：“虽微词奥义，或未贯通，然尊君父，讨乱贼，辟邪说，正人心，用夏变夷，大法略具，庶几圣王经世之志，小有补云。”故其书“感激时事，往往借《春秋》以寓意，不必一一合于经旨”[23]。 也就是说，胡安国不是按照寻章摘句的方式，解释《春秋》的词句或考证《春秋》所记事实的真伪，而是为了“经世”的目的，试图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原则的指针和行事的借鉴。换句话说，就是要促使君王立其圣王之志，行其圣王之事，从而使“内圣”的原则在全社会的意义上得到真正而又彻底的落实。正如其子胡宏所说：“我先人上稽天运，下察人事，述孔子，承先圣之志，作《春秋传》，为大君开为仁之方，深切著明，配天无极者也。”[24] 也正因为如此，胡氏《春秋传》堪称一部治世的通典，而不是一般性的学术著作。历史上的儒者大都或多或少地利用注释《春秋》或其他经典以影射现实，而胡安国则不同，他直接将解决现实问题当作写作的出发点，其立意不在于影射，而在于直接指导。 第二，“立言”以遗天下万世。胡安国草创《春秋传》始自宋徽宗崇宁四年（1105），也就是说，胡安国在北宋时即已开始写作《春秋传》了。当然，宋室南渡之后，渴望恢复中原、统一河山的愿望肯定更加坚定了他继续写作《春秋传》的决心。另外，宋高宗诏令胡安国“撰修所著《春秋传》，俟书成进入，以符朕崇儒重道之意。仍给吏史笔札，危疾速投进” [25]，这无疑加速了《春秋传》的写作进程。 但是，胡安国写作《春秋传》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宋高宗，而是为了整个宋朝王室，广而言之，是为当时及以后天下万世之君主“开为仁之方”。假使《春秋传》在宋室南渡之前早出，很可能是为宋徽宗或钦宗，而不仅仅是为高宗“开为仁之方”。元明两代把胡氏《春秋传》作为科举考试的标准解释，也就是说，胡氏《春秋传》具有治世之通典的特征和功能。在这个意义上说，胡安国写作《春秋传》的真正用意在于“立言”以遗天下万世。 信息提供：胡本群 （部分图片，来自网络）参考文献： [1]王立新.开创时期的湖湘学派•前言[M].长沙:岳麓书社,2003.6-7. [2][14]宋元学案•武夷学案,黄宗羲全集[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 [3]俞文豹.吹剑录[M].上海: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 [4]刘 .云庄集(卷一)[M].四库全书本. [5][10][15]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九)[M].北京:中华书局,1988.1774,1774,1755. [6][17]胡氏春秋传•纲领[M].成都:巴蜀书社,1984. [7][8][9]四书集注[M].长沙:岳麓书社,1987.423，133，389. [11]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春秋类[M].北京:中华书局,1965.124. [12]河南程氏文集•回礼部取问状.中国儒学[M].东方出版中心,1997.115. [13]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二六)[M].北京:中华书局,1965.124. [16][20][21][22]胡氏春秋传•序[M].成都:巴蜀书社,1984. [18]胡寅.崇正辩•斐然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3.550. [19]吕中.宋史大事讲义[M].四库全书本. [23][25]胡氏春秋传•出版说明[M].成都:巴蜀书社,1984. [24]胡宏.胡宏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7.164. 作者简介：陈宇宙：湖南文理学院政史系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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