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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游击队岭外汪村上门借粮记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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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线胡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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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使用道具 楼主  发表于: 2019-06-12
— 本帖被 胡宁生 从 民间传说 移动到本区(2019-06-12) —
作者:唐延军

    1947年,人民解放战争进入重大转折点,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战争已引向国民党统治区。皖南游击队向着建立主力游击队,创建革命根据地,配合全国大反攻的目标前进。绩歙边工委顺势成立路东、路西(以芜屯公路划分)两个分工委,后又组建成立皖浙工委,向歙县南乡及浙江昌化、淳安等地区发展革命力量。

资料图:新四军游击队在皖南

    皖南新四军游击队根据地大都地处深山,多山少田,普遍缺粮,春荒时许多村民依靠野菜竹笋充饥,游击队采取夺取国民党的乡公所粮库,破仓放粮暂度难关。因此,游击队除了武装工作以外,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筹集粮款。
    岭外汪村(俗称小汪村,区别于大庙汪村),是一个不到100人的小山村,位于芜屯公路之东扬溪东村与瀛洲龙川(坑口)之间,各相距约7华里,至县城华阳镇15华里,翻越狗岭石板道(相传是明朝抗倭名将胡宗宪常走的路)就到水救村,前行不远就看到了县城。岭外汪村是龙川河的源头,从村中流向山外龙川村,汇于登源河,村庄有山有田,在登源河一带算是经济不错的村落。
    新四军游击队很早就在登源河这一带活动,在向皖浙边界发展时活动格外频繁。龙川隔河相望的浒里村为游击区,向东不远就到达根据地孔雀坑,翻过山即歙县地界。当地老百姓习惯称呼新四军游击队为“老四”。
资料图:新四军游击队在皖南

    在偏居一隅的岭外汪村,胡柏溪家位于山村中段,门口是石板道,挨着龙川河,房子后面是酒坊。胡柏溪十三四岁就去建平(郎溪)徽商老乡开的酒坊拜师学吊酒(酿酒),抗战爆发回到绩溪,先在北村协助长兄胡汪贵开酒坊,后在龙川村自己单开了酒坊,生意风生水起。1945年回到岭外汪村,一边务农一边开酒坊,方便照顾家人,当时母亲年事已高,两个妹妹早已出嫁,长兄胡汪贵因病早逝留下老小七八口人以及自家两儿两女,都要补贴抚养,好在家庭和睦、夫妻勤劳,酒坊一个月耗用20多担糯米、高粱,能吊出烧酒1000来斤,农商结合,日子过得殷实自在,每年不忘接济乡里乡亲和供奉祠堂。
    胡柏溪长的比较瘦,中等个子,待人热情豪爽,乐于助人。那时有个荆州人叫程志堂,经常来岭外汪村一带贩卖小猪,晚上住在酒坊老屋里,睡前到酒槽里接一小壶白酒,同主人聊各地乡情趣闻,特别聊到家乡荆州共产党游击队闹革命的故事,讲解一些革命道理,聊得胡柏溪耳目一新,心里的许多疙瘩也开了窍。长此以往,游击队交通员程志堂(解放后担任绩溪县委农办副主任)就把胡柏溪家当做一个落脚点。
    1947年10月里的一天,收获苞萝(老玉米)的季节,晚上吃过饭,柏溪一家人还有隔壁邻居来的妇女小孩10多人坐在一块掰苞萝,有说有笑;胡柏溪忙了一天,正坐在堂前八仙桌上喝着酒,来串门的两个男子汉在一旁陪着,大约8点多钟,从大门口涌进一群带枪的人,他们少数人穿着灰布衣裳,多数人为老百姓打扮,有的身上别着手枪,有的拿着长枪,有的背着大刀,其中一个人把手中大刀在大门上拍得“啪啪”响。
    站在头里的大个子问道:“哪个叫胡柏溪?”
    胡柏溪放下酒杯,“腾”地站起身来,趁着酒劲大声道:“是我!”
    “听说你家有枪?”
    “我家没有枪!一个吊酒的务农人,要枪干什么?”
    “我们是新四军,穷人的队伍,打国民党反动派的,不用怕!”
    “知道你们是‘老四’,久闻大名!要不,一起坐下喝喝我吊的烧酒?”
    “不用!我们队伍过来了,领导也来了,就在桥亭(廊桥)边上的水口林子里,请你过去商量一件要事。”
    胡柏溪离开家门跟着游击队员来到村头的水口林,17岁的大儿子胡富根也跟了过来,只见树林里黑压压的都是年轻人,一个中等个子微胖的人同他握了手,后来得知他就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任绩溪县长王必英,操着绩溪方言宣传了当前的革命形势,说:“老胡,现在我们游击队正在发展壮大,遇到了一点困难,听说你为人忠厚,也没做过坏事,家境也不错,游击队想同你借点粮款,给你打个条子,解放了找人民政府,你支持革命是功臣,那时人民政府不但会还钱,还会感谢你的!”
    胡柏溪点点头,心想人家都找上门来了,这么大的队伍一天吃喝开销也不是个小数目,抛家舍业提着脑袋干革命,不容易啊!
    之后双方在具体粮款数目上协商了一番,最后定下120担即12000斤糯米的钱数,折成钞票分三次送往游击队,到时游击队派人到约定地点取款。
    当时由于连年战乱,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国民党发行的法币严重贬值,买东西得用麻袋装钱,120担糯米的款额换算为2600多块银元交付。
资料图:新四军游击队在皖南

    谁也没有想到游击队派来接头的人是浒里一层塔的方定生,胡柏溪的亲妹夫,时任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村党支书。
    自那以后胡柏溪悄悄地为游击队干事,第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村里第一批入党的5个人之一,还担任财粮委员,热心为游击队筹粮筹款,次次圆满完成任务,连家里的酒坊也顾不得开了。他还带领村民兵多次破坏敌人的通讯设施,割电线,锯电杆,协助游击队的反攻。
    新中国成立后,胡柏溪担任村农会干部、党支部委员,1955年2月,光荣当选为中共绩溪县委第一次党代会代表并出席了会议。
    胡柏溪于1982年初冬过世,享年78岁,县委党史办公室派人送了花圈。生前两个儿子多次问起游击队上门借粮的事,因为这是家史上的一件大事,120担粮食相当于半年的吊酒量,掏空了家底,年把年无力吊酒,而且游击队打的借据也不见了踪影。胡柏溪叹了一口气道:“游击队上门借粮也是好事,从大道理讲是支持革命,说到底我们家根基上也是穷人!小道理上讲共产党没有亏待我们,土改时工作队长住在我家,这是瞧得起我!成份只划为中农,现在你们都参加了革命工作,不是‘借粮’,我家是要富一点,那成份不止是中农啰!借据找不到就算了,全部捐献给共产党吧!再说,村里借粮也不是我一家,胡观鹤家新四军也找上门,他家的借据听说也搞丢了!”
    胡柏溪的大儿子胡富根今年已89岁高龄,思路清晰,回忆往事历历在目。他说:“我当时17岁,事情的过程非常深刻。第二年我就到浙江淳安排岭徽商老乡店里学做生意,解放后参加革命工作,改革开放后调回绩溪,之后在人民公社书记岗位上退休的。”
    胡柏溪的二儿子胡泽勇,今年82岁,身板硬朗,回忆当年,那时年纪9岁,记事了,印象也很深。解放后考上屯溪师范学校,毕业后到部队锻炼了4年,复员后回家乡岭里小学当教师,因工作关系认识了“四清”工作组组长程灶鹏,其身份是县共青团书记,年轻时在游击队“小鬼班”当战士,他说打游击时在这一带经常活动,父亲给游击队借粮之事他知道,当绘声绘色描述起那年游击队向父亲他们借粮一事的场景时,程灶鹏不禁哈哈大笑,夸赞胡柏溪、胡观鹤都是厚道的人。
    村民胡观鹤,是胡柏溪没有出五福的侄子,2004年89岁时离世。老伴汪荷花与他同年出生,依然健在,今年已104岁高龄了,为绩溪县内年龄最大的百岁老人,头脑十分清醒。笔者见到她时,70多岁的儿子有事外出,她正在看守小卖部,别看她年纪太大,卖东西算账一点不会错,尾数都报得准确。回忆起游击队上门借粮一事,她说仿佛就发生在昨天。1948年11月的一天晚上,汪荷花带着幼小的儿子早已睡下,男人家父辈为徽商,在县城犁尖角开有一家杂货店兼卖猪肉没有回家,婆婆带着8岁的小姑子和孙女去外村吃喜酒了。深夜时分,突然响起“砰砰”地敲门声,一声比一声急,汪荷花被惊醒披起外套开了门,心里嘀咕“什么事这么慌?”大门一开闪进来三个带枪的男人,一开口就介绍他们是新四军游击队,听说老板嫂家有枪,来借枪打国民党反动派。我说家里是有把土铳,不巧前两天我弟弟驮去打猎了。游击队又转口借粮,最后协商为30担大米,折算成粮款分二回交付。第二天我托人带信叫男人回了家,把“借粮”的事情讲给他听,他就想办法筹钱,隔几天把15担粮款交付给隔壁岭里村的地下党员胡观明。第二年4月,绩溪县全都解放了,最后一回的粮款就没有再送。游击队打的借据,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丢失,丢就丢了吧!现在日子不愁吃也不愁穿,不是过去那帮打游击的人不怕杀头闹革命,那有今朝的好生活!托共产党的福,我男人解放后顺利参加工作,老了在供销社退休,日子过得安安稳稳。
    离开岭外汪村,我在想,游击队借粮的故事它有什么不寻常之处,在幸福生活的今天还有什么意义呢?
    古话说得好:“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没有人民支持,没有可靠的后勤保障,能坚持多久呢?借粮的故事生动说明,人民把游击队视为自己的队伍,视为亲人,为支持游击队,节衣缩食,从口中省下粮食,在这里,老百姓不仅仅是“借粮”,是掏心,贴心支持革命队伍,因为尽管是游击区,敌人也是很猖狂的,魔爪随时伸向革命群众。还有一点,借出粮食,他们就没有考虑去讨要回来,在这今天也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举动。这反映出皖南游击队不仅善战,还善于做群众工作,善于壮大自己,亲密的军民鱼水关系,从而使游击队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没有不可战胜的敌人。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生活在今天幸福日子的人们,不忘革命先辈,也不能忘记支持中国革命事业的老百姓啊!
    注:本文是党史专家唐延军为胡卫星祖父当年支援新四军游击队的义举所写的回忆录。
(2019年6月12日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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