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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转载]红色听风人胡正先系列传奇故事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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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线胡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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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四
热血铺就西进路
来源:汉网(2019年7月5日) 长江日报记者:汤华明
回首往事漫漫岁月尽沧桑,烽火征程热血铺就西进路上。
——题记

作者与胡正先
    与百岁红军胡正先朝夕相处的日子,他讲的故事总是让我激动、兴奋。
    我很幸运,在和平阳光下一次次亲吻历史;历史有幸,在硝烟四起中一次次亲历伟大。
    当我捧起红军的那艰辛与苦难,当我再度亲吻那带血的征途,我不能不深怀敬仰、敬重甚至敬畏。有人把红军一次次战略转移,比作地球上的红飘带,有人把它称作征服人类极限的挑战,我在追随,不停地捡拾那遥远与艰难,我在思索与崇敬中反复多次踏上征程,反复探究那些永远也说不完的故事、讲不完的悲壮。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告别他们战斗多年的鄂豫皖根据地,数万人马浩浩荡荡往西转移,从湖北经陕南到川东的那条路啊,注定是用热血铺就的,走在这条曾经充满硝烟的山区小路上,总是觉得红军战斗的故事和他们迸发出的那种精神,永远也采撷不完、汇集不完、讴歌不完。至今,令我停不下脚步、擦不干眼泪,永远在怀念中长长思念。
    纪念抗日战争及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时,胡正先应邀参加天安门广场的老兵乘车游行,这是胜利者的姿态。
    1、热血铺就西进路 当空万里有艳阳
    中央电视台于2016年拍摄的大型电视纪录片《永远的长征》,其内容不仅涉及到一、二、四方面军和红25军的长征、也包括寻淮州、刘畴西、粟裕率领的红七军高举抗日先遣队的旗帜率先从中央苏区转移,到赣东北与方志敏的红十军组成红十军团;同样包括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的红六军团,跳出湘赣边区到外线作战,为中央红军长征探路。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苏区西进川陕根据地的行动不在其中。可是,这段用热血铺就的西进路,同样彰显着2万红军的不屈精神、昂扬斗志。14岁的小红军胡正先就在这条路上。
    春日的暖阳下,我陪同胡正先在广东北部的云髻山里散步,老人突然问,今天谈什么内容?我回答,还是谈谈您和战友两个人的西进川陕之路。他停下脚步又问,你当过兵,有没有两个人一起执行任务的?我说有哇,不止一次。老人先让我讲讲当时的故事。我说,那是1982年,我在部队当侦察兵,春天的一个晚上,我当时配合侦察分队实施捕捉目标科目,夜间作业,我和另外一个无线电台兵负责“放点”,我背着冲锋枪,无线兵背着电台,到开阔地上开枪释放曳光弹(无弹丸的彩色信号弹),让几公里外的侦察兵捕捉。我记得很清楚,侦察分队的位置是一个叫磨轴峡的山顶端,我们放点的位置在数公里外的冷水铺。当晚的作业项目很多,我们通过无线电联系组织作业的指挥员,先放两发曳光弹,再用手电筒显示所在目标,检查侦察兵是否捕捉到目标。我们放着、奔跑着,不断变换目标,到了深夜12点,不知不觉走到距离宿营地上十公里的地方,才听到电台里呼叫“收队”。我立即消耗完手中的曳光弹,“啪啪啪”几个连发后,背着枪就往回走。
    走了大约几公里,遇见前面一个大水库,不知什么原因,我们走了一圈又一圈,就是走不出水库的岸边,多条道路的前方都是水面,其实那时心里很明白,应该不会迷路。我手里有地图,看看地图找到路就可以走出水库,要命的是,地图倒是有,手电筒不见了,黑更半夜又不见一户人家,地图是看不成了。我们继续再走,奇怪啊,遇到鬼了吗?怎么都走不出去。无线兵虽然有电台联系,但是两人执行任务迷了路,传出去丢人啦,电台一直关闭着,一心想自己走出去。天将亮夜最漆黑的时候,我们两人用凉水洗了一下脸和头,清醒之后再出发,这才走出大水库的岸边,回到宿营地已经天亮了。

    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朱德元帅诞辰130周年活动时的胡正先。
    胡正先听了我的当兵的故事后笑笑说,哪里有什么鬼呀,分明是你们累了、在那儿转糊涂了。你看啊,你们两个人都是17、18的兵,手里还有枪,就是没有枪也不怕,因为你们在和平的环境里,没有敌人出现。我和战友从黄安县的黄才畈西进,就不一样了,我们年龄小,都没长大,身上没有枪,每天钻山沟、进密林,坏人不欺负我们,敌人不知道我们是红军战士,起初也不会伤害我们,可是山里有财狼、豹子、野猪啊,真的遇到也不好办。
    离开大悟县的四姑墩我们走了两天后,正中午越过了平汉铁路,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铁路,心想,这叫什么路,两根铁条子,这么窄小,火车怎么跑?我原以为铁路跟公路一样,是用铁块子铺成的大路。好奇的时候更好奇,一定要等到火车走一趟,看看火车怎么走在这窄窄的铁条上。一阵呜呜的“胃子”声(其实是汽笛声),站立的地面都颤抖起来,我知道火车要来了。我和战友趴在碎石的外面,目不转睛地盯着铁轨,咣当当、咣当当的声响,火车带着风从我们的身边走过,可是我看了半天,火车过去了,走远了,还是不知道火车怎么行走在这窄窄的铁条上,而掉不下来的。山里出生的孩子,没有出过远门,没见过世面,又没有读书,看见的东西不认识不是一件两件。
    “走吧,再看也还是不懂这个洋玩意儿。”我对身边的战友说。又走了两天时间,我们好像来到了安陆县与随县交界的地方,天突然下起了大雨,一处不深的山谷里,长满了很多白果(银杏)树,那参天的大树枝稠叶密,两个人坐在树下躲雨。开始,树叶还能挡住雨水,过了一会儿,雨越下越大,树也不能挡雨了,我们的全身都淋湿透了,怎么办呢,附近也不见一个村庄,往哪儿躲雨啊。更糟糕的是,躲雨没有地方,肚子也开始咕咕地叫。浑身像落汤鸡的战友不停地在树下走动,他见满地都是银杏果子,抓起来一个就往嘴里塞,我连忙想夺下来,“别乱吃东西,不知道有没有毒,小心毒死你”。可是他已经嚼了起来,感觉到很香很甜,看来这东西还真能吃的。这样,银杏果子填满了一肚子。还塞满了口袋。
    秋雨还在下个不停,今晚到哪儿住?浑身的湿衣服怎么干得了?我们继续往西北方向走,一条大路边立着一个窝棚,窝棚以木架搭成,稻草盖顶。这大概是夏秋季节农民看瓜的棚子。走进一看,棚顶还在,没有了床铺,地面有一层厚厚的稻草。这就够了,真的够了,还需要什么?能找个这样的地方睡觉,已经很好了。那一夜,我们吃了白果,肚子饱饱的,睡得特别的香。
    更可喜的是,我们追赶到随州、枣阳的地界时,终于追上了大部队。心里那个激动呀没法说。可是,眼睁睁地看见大部队,却又不敢靠前,担心被发现不要我们,又叫我们回去。我们两人暗自下定决心,这一回就是赶我们走,我们坚决不回去。那天中午,一片开阔地上,一列整齐的队伍正在行进中,清一色的灰军装,一看就是我们的队伍。突然,密集的枪声像是炒豆子啪啪响起来,敌人从两侧山上俯冲而下,红军的部队面临被包围之势。只见得,红军战士立即成散开队形,拉开左右迎敌的架势,阵地上,顿时腾起滚滚浓烟,枪声更加激烈。红军战士都是打过硬仗的英雄好汉,才不在乎敌人的这一套。你进攻,我反击,你想包围我,我即刻反包围。狭路相逢的双方,最勇敢的总是胜利。不出一顿饭的功夫,红军冲上了山腰,敌人仓皇逃走了。可是,阵地上留下了很多牺牲的红军遗体,还有很多重伤员。这个时候,我们跑上前去,希望能做点什么。很巧的是,在六安苏埠镇一同执行任务的那个连长也在现场,他看到我时,大声吼叫,你站那里干什么,赶紧抬上伤员走哇。连长这么说话,显然是接纳了我,我心里那个高兴啊。抬伤员我是不行的,14岁的少年怎么能抬得起成年人,我搀扶着一个右腿负伤的战士往前走,看到开阔地上一片血红,那是烈士和伤员流的鲜血染红的。
这张照片据胡正先说是他最早的照片。
    2、怀揣十个银元  一路没花一分
    追上部队的那天晚上,我们来到一个小村庄的土地庙里宿营,这个土地庙虽然不大,但是前后左右都是房子,伤员有地方安顿了。连长再见到我时,从腰间扯下一个布袋子说,“层子,帮我拿着这家伙,打仗的时候鼓在腰间,咣咣响,跑起来很是碍事!”我接过布袋子,袋子里传出清脆的响声,原来这是一袋子钱,有银元十块,还有铜板几十个。
    修整一天之后,部队继续西行,前进的方向擦着河南的边儿,古城襄阳就不远了。连队有读过书的战士,一路上讲着三国时期,发生在襄阳的很多历史故事,我没有读过书,不知道三国是什么,也不知道刘备、关羽和张飞是谁?只记得“火烧博望坡”和“三顾茅庐”这两个故事。
    每天跟着伤员在一起,照顾他们吃饭、喝水,有的伤员手负了伤,我还得给他们喂水、喂饭,还有的伤员大小便也需要我们帮助。跟上队伍了,吃住的条件也没有多少改善,但毕竟跟大家在一起,没有了孤独和寂寞。跟着部队过集体生活,是我向往的事。部队里有歌声、有口号声,还有人讲故事。
    来到一条小河边休息的时候,老连队的一个战士看到我屁股后头拴着一个袋子,问我装的是什么,我说,宝贝啊。那个老兵一把扯下钱袋子说,真的呀,你怎么这么多钱呢,我说是连长叫我保管的。他晃动钱袋子,小子,你得好好保管住了,可别拿着钱溜回家了,跑回家去买房、买地、娶媳妇。他的话让周围的战友哈哈大笑。我才14岁,离娶媳妇的年龄还早得很。
    晚上,我靠近伤员睡觉时,头枕着钱袋子,生怕袋子里的钱有个闪失,这个时候,我觉得有责任了,保护好钱袋子就是我的职责,我也想过,长到14岁,从来没有见过这多钱啊,我在石板冲的老家放牛一年才得到一个大洋,现在我手上有几十块钱,这些钱真的能买地买房娶媳妇。我这么想,并不代表我真的要贪污这袋子钱。对于我来说,我一心跟着红军干,从来就没有去想要钱去做什么。从襄阳到郧阳几百里路,钱一直在我身上分文不差。
解放战争时期的胡正先。
    3、没吃没穿没处住  随时都会有牺牲
    郧西县往陕南的一路上,部队倒是打仗不多,可是一路上大家的吃饭问题遇到困难。早上、中午、晚上一天三顿稀饭,大米白饭和馒头好久没有见过。刚刚放下碗筷就有觉得又饿了。路过郧西上津古镇,我记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山间镇子,镇上经营吃喝的店铺很多很多,从街上走过,看到很好吃的蒸糕、炸油条、白米饭、热馒头,还有叫不出名字的好吃的……看到美味,越发觉得肚子更饿。没有办法啊,只能不断往下咽口水,身上的钱不能动的,那是红军的钱,不能一个人私自花销。这个时候我想,要是连长在身边该多好啊,跟他说打开钱袋子,拿出几个铜板买点吃的,快要饿死了啊。可是连长在哪?我按了按钱袋子,饿得两眼发花,就是不敢打开钱袋子。
    走出上津古镇,是一条小河,大山里的气候比山外冷,季节也晚一些,田里的稻谷还没有收割,金灿灿的一片,多么诱人的丰收季节啊,农民种地,一年到头盼望的就是这个丰收的时刻,好年景就是农民的天啊。
    我陪着几个伤员径直往前走,来到到稻田边,用手轻轻地拂了拂成熟的稻子,算是分享了这里农民丰收的喜悦。我饿得实在走不动了,拽起一把稻子搓在手心,来不及去掉稻壳,就塞进了嘴里。尽管是生米还带着谷壳,嚼在嘴里依旧是那样的香喷喷。嘎咕嘎咕的咀嚼声,唤醒了胃里的饥饿,那时的感受才叫真的好。我当时很想,如果稻田的主人来了,我就掏出钱袋子里的铜板付给他,红军有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等我以后有钱了,再把公家的钱还上,这就是买他的稻子,不能算偷,也不算违反群众纪律。可是那个时候没有人来,也没有人发现我偷吃了稻子。这是我第一次偷东西吃。后来我想,这次的做法不仅是偷稻子吃,心里还想违反规定,私自花公家的钱,至少是挪用。这个想法我一辈子都没有忘记,从参加红军到今天,我已经102岁了,再也没有做过违反纪律的事。
    大山的初冬,不知道怎么这么多雨,自从进了郧阳的地界,就没有见过太阳,一天到晚淅淅沥沥的细雨下过不停。冷倒不要紧,14岁的我火气很旺,根本不觉得很冷,最大的困难是穿着又笨又重的蓑衣、戴着斗笠行军,天天是上坡下山的路,笨重的雨具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到了晚上宿营,经常是在山岩里找个石洞栖身,即使进了村庄,部队那多人,山沟老百姓谁家有那大的房子招呼那多人住呢。住在雨中是常事,雨停了,就将蓑衣垫着,把斗笠反过来枕着睡觉,如果雨不停,就随便找个树下面,连蓑衣、斗笠都不摘下,睡个囫囵觉过一夜。长长的西进路上,我记得没有几天住在房子里。打仗负重伤的人,不断有牺牲在路上的,含泪告别战友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是哪里的人。
人民解放军首次授衔时的胡正先。
    4、穿着布鞋长途跋涉 千里之后赤脚步行
    暮春的日子,走在广东粤北山区云髻山风景区平滑的小路上,我和胡正先的话题转到了穿鞋上了。胡正先说,现在的鞋子千种百样,穿起来舒服而且质量很好,一双鞋能穿很多年。可是,我们那时的红军只能穿草鞋、好一点儿的穿布鞋,至于皮鞋嘛,解放前我很少见过。
    从家乡安徽六安出来,走到湖北与陕南交界的地方,应该有千余里地,我一直穿着那双千层纳底布鞋。那双布鞋,跟我妈妈、奶奶做的一样,鞋子结实而且合脚、养脚。走了1000多里的山路后,布鞋已经“开口笑”了,再往前走,原来的困难一样不少天天跟着,接下来新的困难又出现了,布鞋烂了,没有新的换、草鞋我又不会打,只有打赤脚行军吗?出了湖北到了陕南的山阳县,我真的打赤脚行走了一天,那时已是冬天了,天气很冷,早上水沟里结一层冰、旷野的草木上白白的一层霜花,有时天上还飘起雪花,赤脚走路一天,脚掌磨烂了,脚后跟又裂开道道口子,火辣辣的疼。老兵见了心疼我,有人让给我一双草鞋,有草鞋没有棉袜,走路倒是不扎脚板儿,可是我的一双脚从趾头到后跟全被磨、被冻出血口子了。
    其实,这并不是可怕的,受冷挨冻,忍饥挨饿,那都不要命,最多是个难受而已,人啦,没有吃不了的苦,红军西进的路还远着的,生与死的考验还在后头,因为,前面快到漫川关。漫川关,西进的红军遭遇国民党反动派军队的强力堵截,那一仗,后来写进了人民解放军的战史中,那一仗,是我人生中的第二次历险。
之五:民心所载重托在肩上
来源:汉网(2019年7月9日) 长江日报记者:汤华明
作者与胡正先
    又到了七七中国人民不能忘、不敢忘记的日子。百岁红军、红色听风人胡正先的系列传奇故事,今天的展开不按时间顺序,专门挑选他的抗战经历,以示纪念这个特殊的日子。
崇敬打鬼子的英雄,我辈当踮起脚尖儿仰起头。
    1、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才是抗战的中坚
    与胡正先谈起抗战的话题,作为抗日战争的亲历者,他有很多话要告诉我。神情凝重的他说,眼下总有一些人在背地里说,红军当年的战略转移不是为了抗战,甚至还有人说,抗战期间的八路军、新四军的重心不在抗战,打败日本侵略者的主力,是正面战场的国民革命军。听到这样的话我都十分生气。往小里说,说这种话的人没有良心,没有起码的阶级感情,往大里说,这种人不懂历史、缺乏教养。我亲身经历了抗日战争,最有发言权的应该是我这个老兵。
    关于红军的转移是不是为了抗日?我先说说长征出发前的历史,1934年7月初,寻淮州、刘畴西和粟裕等率领的红七军团,从赣南苏区出发时,就是高举抗日的大旗组成的抗日先遣队,同年11月,又有红25军为了抗战而转移出鄂豫皖,他们的旗帜也是北上抗日,红25军长征的沿途,处处受到当地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1935年8月1日,我党就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1935年12月的底瓦窑堡会议上,毛泽东主席发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讲话。我红军中唯一的一支妇女独立团,在征战河西走廊的时候,她们的番号就叫“妇女抗日先锋团”。1936年12月1日,红军长征刚刚胜利之时,毛泽东就给蒋介石发表公开信:“先生一念之转,一心之发,而国仇可报、国土可保、失地可复,先生亦得为光荣抗日英雄。吾人诚不愿见天下后世之人聚而称曰,亡中国者,非他人,蒋介石也!”1937年夏秋时节,中共中央政治局洛川会议发布了《抗战救国事十大纲领》,随后,全体红军摘下红五星、红领章,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先后开赴抗日前线对日作战。这些存入中国档案的历史,足以证明,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随后改编的八路军、新四军,才是中国坚定的抗日武装。
    

    2、 民心所载重托在肩上  从新疆奔赴延安参加抗战
    在新疆“新兵营”训练了几个月后,我这个从川陕苏区起就开始学习电台业务的老兵终于学成,凡是电台业务的发报、抄报、译电、破译和电台抗干扰,我的考试全是合格。取得这样的成绩,我的教官刘寅说,这样的成绩来自经历过长征和西路军征战残酷环境后,激发出来的动力。我当时也这么认为,我是在四川通江县红四方面总部参加的电台报务员集训的,那个时候我的文化底子太浅,认识的几百个字还是在行军路上学到的。年龄又小、文化不高,学习收发报的电台技术,没有压力也没有动力,学了几个月后一经考试,成绩不及格。所以,我在长征路上和征战河西的路上,虽然编在总部电台序列中,却总是背背电池、搬搬物资,跟着队伍行军,与收发报和译电业务几乎没有关系。从中央苏区开始长征,一直走到长征胜利,又经历西路军征战河西走廊,从祁连山走到新疆的刘寅教官,不止一次地讲起电台工作,在部队的行军、打仗中的重要作用,我红军是从缴获敌人的半补电台起家的,那是在中央红军取得第一次反围剿作战胜利的时候,很多红军战士没有见到过电台,更不懂得电台有什么用处,甚至将缴获的电台连同附件乱砸一气,好在没有砸烂电台的主机,这就是半部电台。后来红军在兴国县的作战中红军又得到一部电台,从此中央红军有了空中联络的工具。一个优秀的电台工作人员,有时能抵得上一支师、团部队的战斗力。因为关键、因为重要,所以,业务不好的人是绝不可以操作电台的。刘寅教官是个电台操作和教学的高手,有了他的帮助,我离开新疆奔赴延安时,已经可以独当一面的电台技术人员了。
    1938年春天,天山脚下的天气还很冷,我们接到党中央的命令,电台训练班的人员全部去延安参加抗战。就要回延安了,就要回到党中央的住地,回到一起长征的战友们中去,那天晚上,电台台长、报务主任反复强调,从新疆到陕北,要坐车很多天,大家必须好好休息,养足精神准备长途跋涉。可是那天夜里我怎么也睡不着。离开川陕苏区的嘉陵江边开始到现在,已经过去了近三年时间,部队经历了长征、经历了征战河西,提前到达陕北的部队还经历了东征、山城堡战役和西征,部队的牺牲很大,几年没有联系了,一同从鄂豫皖、川陕苏区走出的那些战友是不是都活着?如今部队都开始开赴抗日的前线,我回到延安能不能见到战友们?多么想念那些患难与共、生死相交的战友们哇。
    几乎是一夜无眠,听到外面吹起了集合的哨声,我才知道要出发了,这时想睡觉已经来不及了,反正是坐车行军,就在车上补觉吧。晨旭中,我们身着苏军军服,排列成整齐的队伍,站在停靠在操场上的苏联汽车前等待上车,几十辆汽车中,有2辆车属于我们电台人员乘坐的。教官刘寅对大家说,回延安的路上吃住行都有安排,行动是秘密的,路上不能停留,不能上街,大家身上不要带很多钱,都把钱交上来统一管理。
    上了车后,我和徐明德(河南新县人)、王医生坐在一起,带篷布的卡车上没有座椅,我们坐的全是自己的背包。头一天整夜没有睡觉,刚上车我就困得不行,即使是“老毛子”司机的车子开得飞快,尘土飞扬中,汽车颠簸的十分厉害,我也能东倒西歪地睡觉。从乌鲁木齐到哈密的几天,我几乎没有往外面看一眼,实实在在地把觉补回来了。到了哈密,全体人员换成便服,清一色的上衣中山装、下面着马裤。为什么这样做,我当时不知道,后来打听才知道,穿中式便服到沿途的兵站,免得一身苏式军装引起误会。开始的几天乘车行军,除了上厕所和晚上到兵站睡觉,乘员是不允许下车的,吃饭全在车上进行,总是压缩饼干加凉水,其实就是麦麸做的粗粮饼子,偶尔有几块干鱼片,只有到兵站的晚餐,才有西餐吃,吃西餐虽然文明,价格也不便宜,可是怎么能抵得上煎炒炸的中餐美味,这一路吃下来,让以后很长日子见到西餐就有吐的感觉。
    过了星星峡往东,我再也不可能睡觉了,这一路上的红柳园子、安西城、白墩子、石包城……这些一年多前西路军与敌人激烈拼杀的地方,牵动着我们每个人的心,西路军左支队冲出祁连山后,哪一仗都是异常的惨烈,硝烟未散部队撤出战斗时,牺牲战友的遗体都来不及掩埋。汽车路过一片盐碱地,我们真的看到当时牺牲的267、268团的战友还在原地,因为那里气候寒冷、碱气有很很重,人体不容易腐烂。大家坚决要求下车去,将这些战友的遗体掩埋,我数了数,倒在这里的战友一共有40多人。
    从安西县往东、经高台县、临泽县一直到张掖,这一路都是西路军血战的地方,我的心一直是揪着的,牺牲的战友一路都是,假如没有他们的牺牲,假如没有他们的英勇抵抗,我们这些人也许就活不到今天。想着他们,车上的人全都痛哭流泪了。刘寅教官说,同志们不要太难过、不要太伤心了,我们这不是去延安参加抗战吗,你们攒足了劲头,到抗战前线多杀日本鬼子,早一点将侵略者赶出中国去,就是对牺牲的战友最好的报答。
    苏联卡车组成的车队走走停停,经过近半个多月的跋涉,我们终于在杏子泛黄的日子来到延安,见到了延河水、见到了宝塔山。
    随西路军左支队走出祁连山,又从新疆回到延安,胡正先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抗日战争中。
    3、日机飞机轰炸延安 二局电台移到安塞
    在延安迎接我们的是军委二局负责人王诤,他是红军电台的创始人,解放后被授予中将军衔,担任过国家邮电部长。跟随在他的身后,从延安的东门往西走,一路上我不断看着延安街头的建筑、民房和中央各个机关的牌子。延安的一切都令我很好奇,房子不多,沿山而劈的窑洞倒是不少,这跟我的故乡、川陕苏区不一样,跟新疆的房子也不一样。到达距离杨家岭很近的一个地方,我们53分队的人留下,其他人被编成51、52分队,就与我们分手了。当我走进窑洞安顿住下的时候,我的一个战友突然告诉我,记住,今天是我们到达延安的日子,这个日子值得纪念。是啊,确实值得纪念,因为,这一天,正是我满20岁的生日。
    延安的街头,每天都有各地前来参加抗战的男女大学生。他们的穿戴各种各样,他们说话的声音也南腔北调。刚到的前几天,我们只是学习文化课,还有没有正是开展工作。没有上岗的时候,还有很多时间到城外的黄土高坡上去转一转。周末的日子,我和战友小刘来到枣园的后山上,见到山坡上成片的杏子黄灿灿的,我们问过往的的陕北老乡,这些杏子可以摘着吃吗?几个老乡说,想吃就自己摘,在陕北啊,别的东西不多,夏天的黄杏、冬天的狗头枣不少,谁想吃都管饱。走进杏树林,我们又是吃又是摘,一会工夫就摘了几十斤杏子,没有袋子装,就把长裤脱下来,装了满满的两裤腿,带回住地让所有战友吃了个够,陕北的黄杏、酸中带甜,说不上好吃,也不难吃。
    大概过了半个月,上级来人给我们作动员后,征求我们的意见,希望到什么地方去工作。轮到我发言时,我说,在新疆就知道我们到延安是为了参加抗战,来到延安这么久了,怎么还不让我们去八路军、新四军的部队,我希望到江南的新四军去,到抗战的前线去。给我们作动员的首长叫邱均品,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老红军。它很严肃地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我回答“毛铁”,这是我在川陕苏区取的名字,毛铁,就是四川人说的斧头。邱均品说,你以为非得去前线与日本鬼子拼杀才叫抗战吗,你学的是电台报务技术,在延安也同样是抗战。听到他的这番话我就明白,这是要住在延安不走了,这句话,让我在延安战斗了七年多时间。
    电台的工作是紧张、枯燥的,一旦上机,人与人交流的机会完全没有了。我们的电台全是大功率的,侦听的距离能达到1000公里外,只收报、抄报、不发报,也不需要破译。主要负责东南方向国军顾祝同、李品仙等部队的动向。抗战军兴,中共和国民党虽然建立了统一战线,明里国共合作抗日,可是,从国共合作的那一天起,双方的摩擦明里暗里总是不断,坐在一条板凳上的国共两军,实际上并没有心合在一起。要不然,怎么会有皖南事变?怎么会有国民党军队中出现的朱怀冰、鹿钟灵、石友三等几个“摩擦专家”的登场?
    夏季的延安,天气跟南方一样,时常狂风暴雨,遇到雷电交加时,天空中一秒钟就能发生多次闪电,这种天象是很影响大功率电台的正常工作,室外必须架设更高的天线,室内必须加装高放设备,才能保障电台信号正常,才能能捕捉到千余里外的信号。这项工作完成后,在延安城很远的地方都能发现架在山顶的天线,这是我们军委二局的所在地。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在延安工作了不到半年就迁到了延安西部的安塞。1938年11月20,日军的飞机开始轰炸延安,一连两天,日机出动飞机14架次,投下了110多枚航空炸弹,延安城内很多房屋被炸成一片瓦砾,炸死扎伤军民150多人,11月21日那天,我正在延安城办事,警报响起,街头的人四处躲避飞机丢下的炸弹,从天而降的爆炸,倒下的人成片的,有的是被炸受伤,也确实有些人并没有被炸伤,而是被炸弹吓得倒在地上。
    到了当年12月,日军已经三次轰炸延安了,我们架设在山顶天线的安全受到很大威胁。上级决定,让我们立即迅速转移到安塞县的延河边,选择隐蔽的山沟继续我们的侦听工作。
胡正先、何真。陕北安塞的大山、延安延河的水,见证了这对革命伴侣的美好爱情。
    4、山沟里“卡耐基”式的恋爱方法
    我们离开延安后,在安塞县延河边的云盘山附近一处很隐秘的山沟安了家,这个家既是我们的工作地,又是我们住宿的地方。1939年底,我被任命为组长,负责四部电台和十多个报务人员的事务。尽管这个小组远离机关,但是管理一点都不能松懈,我们肩负的连接着党中央和前方的新四军部队的重任。每天接触的是“滴滴答答”蜂鸣声,是闪烁不停的指示灯,收报、抄报、送报,几乎没有娱乐、没有业余时间。到安塞6年多时间,我只去过延安两次,一次是奉命到延安看苏联电影《带枪的人》,还有一次去开会汇报工作。桌子上的电台没有停止工作,每个人与机器一样也在不停地工作。累不累,肯定是累的,但是比起抗日前线那些与日军面对面拼杀的战士,我们多了一份人身安全,没有牺牲性命的危险。
    1940年初的时候,军委二局的电台扩充编制、增加人员,上级安排我到军委三局开班训练班,培训从全国各地来延安的男女学生,充实到电台队伍中。培训工作完成后,我的小组分到了15个男女学员。这15个人中,就有一个后来成为我妻子的何真。
    在延安工作的人,跟前线作战的部队管理上有不一样的地方,比如前线部队的人谈对象、结婚成家,在年龄、职务等方面要求都很严格,我们的电台里没有这样的规定,大学生分来不久,我的小组里就有男女自由恋爱的事,有知识、有文化的青年男女,相亲相爱是很正常的事,反倒我这个当组长的人赶不上趟,22岁多了,还没有尝试过恋爱的滋味。不是没有人看上我,也不是我不懂得罗曼蒂克,我在川陕苏区时认识的一个姓李的女战友,等回到延安重逢后,就对我很好,她还托人带话,愿意做我的恋爱对象,还有一个叫刘凤菊的姑娘,当面表示过喜欢我的意思。其实,我当时也有自己的想法,第一、自己所做的贡献太小,找对象就不要太早;第二、我个子本来不高,找对象一定不能个子太小,不然将来的孩子也免不了都是小个子;第三,我是电台小组的负责人,找对象不能太主动,万一不成被对方拒绝不是很没有面子?
    很有原则性的胡正先说,这个想法后来我才在书上找到一个理论根据,那叫“卡耐基式的”恋爱方法。我不明白什么是卡耐基方法,他解释说,在美国有个名人叫卡耐基,他小的时候,跟小伙伴们一起到一户人家去玩耍,当主人拿出一大盘糖果时,很多伙伴见了都争先恐后地抢糖吃,唯独卡耐基站在那儿就是不动,有人问卡耐基,为什么不动手去抢糖吃,他回答说,我的手很小,能抢几个糖果呢?我不动手,大人肯定会帮我拿,大人的手大,能抓到比我拿到的更多的糖,这样,我不是比其他的小伙伴拥有更多吗?我点点头,佩服我对面的百岁老人的聪明和睿智。事实证明了他的这个恋爱观和恋爱方式的正确性、科学性,胡正先的个子真的不算高,而他的妻子何真是个高个子,后来他们生育的的三女两男,身高都超过了他很多。
    胡正先、何真,两颗年青的心贴在一起时,正是硝烟四起的战争岁月,从陕北转战到东北、入关后参加解放平津、解放中原、解放武汉、解放华南、解放海南岛……他们,抵御外侮的英雄,他们是为人民打下江山的功臣。
5、延河水为我们的爱情作证
    胡正先笑了笑,继续讲述他的爱情故事。妻子何真,河南洛阳人偃师县人,那时的何家虽不算什么大户,但是何家父母能让宝贝女儿从洛阳到河南的首府开封,念开封女子中学,除了观念的前卫和新潮,家境也绝不贫穷。抗战全面爆发后,何真的书是念不成了,在学校地下党组织的影响下,她成长为进步的爱国青年,辍学的时候,他毅然决定奔赴延安,参加抗战救国。
    可是,一个处在读书时期的女子,在父母那里还撒娇的掌上明珠,如果要远离父母去参加抗战,父母绝对不会轻易同意的,抗战是要有牺牲的,一个女孩子,被父母视作心头肉的丫头,他们舍得吗?可是,下定决心要去延安的何真,自有说服父母支持她的办法。她给父亲写了一封要到西安赶考的信,信中还提出让家里多给一些钱,日本侵略军的铁蹄已经踏到了中原的门槛,今后兵荒马乱的不好邮寄钱和信。其实,她的这个理由是为了给一同去延安的同学争取路费。这一招很灵,远在洛阳的父母十分相信自己的女儿,同意她去西安赶考,所需的钱两也如数寄到,其实,他的父母哪里知道,这封信,他们从此很难见到自己的宝贝女儿。抗战、解放,一直到全国解放后,宝贝女儿才回家去看望父母。
    老了吗,没老!几十年后,胡正先、何真,这对革命伴侣再回延安、安塞,已是耄耋之时,站在当年的窑洞前,他们感觉到并肩战斗和美好的爱情就发生在昨天。
    6、远离故乡远离父母 两只狼为我俩“做媒”
    你一定听说过人为媒、花为媒、树为媒、月为媒的故事,但是你绝对没有听说过狼为媒的故事吧?我说,绝对没有。胡正先说,我和妻子何真的恋爱,先是她主动的,她读过很多书,有文化的她思想很进步,性格很开朗。有一天晚上我们两个人值班,他不断地打量我好几次,我装作没有看到,到下半夜下班了,我们走出机房,外面一片漆黑,我们的寝室距离机房其实并不远,她说一个人回寝室好害怕,要我送她到门前。我点点头,让他先走,我跟在后面。他问了我的很多情况,问了我的家里还有什么人,问了我参加红军后的经历,还有学文化、学技术、还有理想、信念、追求等等,一段不到500米的路,我们走了很长时间,快要到门口时她才表示愿意与我处朋友。那一夜,实际上是后半夜到天亮,我与她分手后回到寝室,躺在床上根本没有睡着,是激动、是喜悦、是高兴还是什么,我说不出来,砰砰直跳的心,反正感到特别特别的舒畅、很美、很甜。
    战争年代,不像现在的青年人恋爱富有浪漫而新潮,革命军人的爱情其实很简单、也很直接、从开始认识到热恋,都是火光四射、激情四射。从那天晚上起,我们俩只要不值班时,就走在一起交谈,谈话的内容有抗战的的主题、有工作的细节,更多的还是相互爱慕的心里话。我俩的这种关系在整个队伍里传开后,战友们都吵着要早点吃我们的喜糖。
胡正先与妻子何真合影
    秋天的一个傍晚,月光像水洗了一样特别的明朗,我和何真手拉着手沿着蜿蜒的延河走着,此时的延河水量很小,听不到水流的声音。只能听到我们散步的脚步声。静静的延河岸边,天和地、还有当空的月光,仿佛都在偷偷地听我们谈恋爱。
    这时,一个小意外不期而遇,河的对岸的山头上不知从哪里窜出两只财狼,从山顶往山下冲,我说,是豺狼。我从小在山里放牛就不止一次见过这畜生,自然是不害怕的,可是何真没有见过呀,女生天生胆小,见到小动物都害怕,何况是豺狼,这俩家伙的出现,竟然让何真惊慌失措,她大叫一声一头钻进了我的怀里。她的这一大叫,没有吓到我,倒是吓走了豺狼。我说,有我在,怕它干啥?何真说,我最怕豺狼了。两只狼早已无影无踪了,何真还依偎在我的怀里不肯松手。这是我们的第一次拥抱,幸福、美好、温暖之后,我是不是真的该感谢那两只豺狼呢?并且,何真敷在我耳边表白,要是总有你在我身边就好。这叫什么?这是爱情的表白,这是一个女孩要托付终身的坚定表白。我说,我答应你,永远在你的身边保护你。
    7、岳父寄来的七块大洋  补请战友喝上喜酒
    何真身为一个女性,说话办事让人感觉有一股男人的干脆和利索。我们商定结婚后,很快向组织上打了报告,人生中的很多事,那是一顺百顺。组织上了解我们两人,一个是小组负责人、一个是技术骨干,组成新的家庭后更加有利于工作的展开和部队的管理。这样,我们的结婚报告很快就批准了。那个时候,正是抗日战争处在最困难的时候,地瘠民贫的陕北更是物资匮乏,而且,处在抗战艰难的岁月,延安还遭受着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吃粮要自己动手开荒种地,就连食盐也很难满足部队所需。结婚,这样的人生大事,也只能是简单又简单。其实,艰苦的岁月简单并没有什么不好,在延安,革命化的婚礼也不是个别现象。我们结婚没有隆重的婚礼,只有战友们热烈祝福,这就是喜庆,这,就算结婚了。
胡正先与妻子何真胡正先、何真,这对革命伴侣再回延安、安塞
    闺女出门嫁人这样大的事,当然不能不让生她养她的父母知道,我们成家后,何真写信向远在洛阳的双亲报告,对于何真的选择,我的岳父岳母是完全赞成和大力支持的,大约三个月后,7块大洋连同一封回信,从河南寄到了我们的手中。这封信,算是岳父岳母对我这个从未谋面姑爷的承认,算是对我们婚姻的认可。而那7块大洋,算作父母给予女儿的陪嫁。用这7块大洋,我们才正式请战友们吃了一餐喜宴。
    70多年过去了,我的老伴已经离开了我好几年了,在我心里,她还是当年的那个有知识、有文化、懂技术,积极向上的爱国青年;在我心里,她永远是那样的漂亮、温柔,那样富有朝气、充满活力……
之六:战友后背是黑板 行军一路是课堂
来源:汉网(2019年7月10日) 长江日报记者:汤华明
    百岁老红军胡正先,不仅在战争年代有很多传奇故事,就是活到100多岁时,同样有很佳话,99岁,在没有旁人帮助下,钓起一条13斤的大青鱼。100岁时下棋,很少有人能赢得了他。102岁的春节,他在手机上用微信给晚辈、朋友发红包。其实,这些都不是他强项,老人真正的强项是读书和写字,他读史、读诗、读传记、读小说,以一种活到老,学到老的积极向上姿态卷不离手。
我们交谈之间,老人不时哼起他喜欢的戏剧。
    今天的话题继续回到他的行军路上,回到他读书的“课堂上”。开始的时候,胡正先说,现在的年青人不知道怎么的,走哪里都是抱着个手机看个没完,吃饭看、走路看、逛街看、睡觉躺在床上还在看,有时间怎么不好好读点书?想想我们年青的时候,根本没有条件读书,尽管没有条件,我们还是想办法读了很多书,而现在的年青人生在福中不知福,把宝贵的时间花在了没有意义的玩耍上。
    胡正先走过百岁,老红军依然阳光。
    1、战友的后背是黑板 行军路上是课堂
    胡正先说,红军识字在路上,抗大学习在树下。我的小的时候家里很穷,10岁就离开家到航排头村的山里去放牛,牛仔山坡上吃草时,我偷偷跑到村里的私塾去看人家读书,只记得教书先生念的“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既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更不知道怎么写。穷人家的孩子多么想读书啊。
读书看报是百岁老人日程的重要内容。
    我12岁参加红军后一直到随红四方面军西进川陕,我都是一个“光眼瞎子”。红军在鄂豫皖苏区的时候,只有培养红军指挥员的红军干部学校,没有启蒙的识字班。再说,部队不是打仗就是执行任务,实在是没有时间教战士们学文化。
    红四方面军西进的路已经走过了陕西山阳县的漫川关,我们才开始有机会在行军路上学认字。部队里有文化的同志担任教员,用一块小纸片,写上“人、枪、农民、红军、战斗、纪律”等字,贴在前面战友的背上,跟在身后的教员大声念,大家也跟着读,一天只认5、6个字。没有拼音,发音都不准,还经常还闹出笑话。在汉中的一处上路行军时,我聚精会神看着前面的字,嘴里不断发出声,忘记看路的我,咣当一下踩了个空,滚到几米深的沟里,我嗖地一下爬起来,继续走,继续念。
我送给他的书,真担心拿不出手,没有想到老人同样认真地读。
    没有纸和笔,没法做作业练习写字,认字的印象不可能很深,很多人认了前面的,忘记了后面的。到了条件好的宿营地,教员在老乡的家里的门上写个门字,在桌子上写上桌字、如此类推,水缸、谷仓、饭碗……都写上字。部队开拔时,战士们的背后、我们背的袋子、电台上,都有用木炭写的字。说实话,学习认字的条件很差,但是大家学习的空气很浓。走一路,念一路,中途休息时,你考我,我测你,印象不断加深。部队进入川陕根据地的空山坝时,我已经认识了500多个字。500多个字不多,就因为这个,我作为有文化的人被推荐到红四方面军总部学习电台报务,令很多比我认字少的战友十分羡慕,这项工作我一直干到离休。
    严肃认真、治学严谨是胡正先长期恪守的准则。题词的前一天粤北山区突下大暴雨,气压很低影响心情,他说,心情不悦可不敢写字,胡乱地应付一下,会让人笑话的。
胡正先走过百岁,老红军依然阳光。
    2、木棍当笔地面当纸 学习文化一刻不停
    部队到达川东的通江县后,红军开辟了新的根据地,不再是天天行军、天天换地方住。除了军事训练外,很多时间安排学文化。教员站在队伍前在黑板上板书好字,战士们席地而坐,手拿一根木棍,依照黑板上的在地上写写画画,写了又擦、擦了有写。念着写着,熟能生巧。考试也是这样,学员在地上写好了,教员一个个地看,成绩合格了,再学新的生字,不合格就要挨批评,不吃饭也要完成当天的任务。为了调动大家认字的积极性,教员经常搬出很厚的书对大家说,这本书里有诗词、有歌曲、有故事,只有认识很多字,今后才能学会吟诗、唱歌、讲故事。才能看地图、看电报、指挥部队打胜仗,他这一招很灵,谁都愿意做一个有文化的人。
百岁老红军胡正先的书法。
胡正先勉励青年人继续长征的题词。
    认识很多字后,部队还开始叫大家学习算数、练习唱歌、朗诵诗词。不是有一句话叫做天才在于勤奋,只是在于积累吗,进学堂、到正规院校是学习、深造,在部队的艰苦条件下,只要努力、刻苦,同样能掌握很多知识。延安办的抗大,学习条件好一些,有室内课堂、桌椅板凳、有书、有纸笔,而其他担负作战任务的八路军、新四军办的抗大学习班,不都是在大树底下搞教学,木棍作笔、大地做纸学文化吗?还不是培养出了大批的有文化有知识的指挥员?灵活地将这些知识在实践中的应用,就能为军队、为国家做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的胡正先。
    部队到了新疆新兵营后,我才真正地开始坐在课堂上学文化、学技术,但是比起今天的大学生,我们还远远不够。我不是文人,也不是技术权威,好在,我参加革命八十多年,养成了爱学习的好习惯。从胡正先的经历我看得出,爱学习是他人生的一种修养。
黄山怪石——其貌不扬——内涵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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