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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叫胡友松，是30年代中国电影皇后胡蝶的私生女；由于从小被母抛弃，她在虐待和孤寂中成长；她最终选择嫁给大她近50岁的李宗仁做妻子，目的是维持生计；晚年的她仅用四个字概括了自己的一生——“一声叹息” 见到胡友松是在她的家中——一栋地处山东台儿庄的别墅里。作为李宗仁的最后一任妻子，今年67岁的胡友松独自一人居住在这儿。当年，李宗仁将军指挥中国军队在台儿庄重创日本侵略军，取得了震惊中外的台儿庄大捷。如今，台儿庄区政府在此修建了李宗仁史料馆，以纪念这位声名显赫的国民党将军。同时，在距离史料馆不远的地方，为胡友松建造了一栋别墅，邀请她出任李宗仁史料馆的名誉馆长并在此安度晚年。 胡友松老人的家里，挂满了她各种造型的照片，而年轻时最让李宗仁一见倾心的那一幅，则挂在客厅最显眼的地方。今天，她特意披着一件白色的镂空披肩，坐在沙发上和记者聊天，颇有旧时电影明星的味道。胡友松老人每天的生活颇为简单：练习书画、读书和礼佛。除此之外，每隔几个星期，她还要专门去市区的影楼里照上几张艺术照。看得出来，虽然上了年纪，老人依然对自己的相貌格外在意。因为，这相貌遗传自中国旧时最著名的电影皇后、她的母亲——胡蝶。 胡友松原名若梅、又名王曦。三个不同的名字，见证了她60多年坎坷人生的传奇经历，每一个名字都似一次重生，每一个名字背后又都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童年：围着各色干妈转 1939年，胡友松出生在旧中国的十里洋场——上海。幼年时的胡友松名叫胡若梅，那是母亲胡蝶为她起的名字，意思是希望女儿如梅花一般美丽坚强。因为是胡蝶的私生女，若梅并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她也从来没有问过。在她的记忆里，母亲只跟她说过这样的话，“谁要问你，你就说有妈妈，不要提爸爸。” 对于自己的童年，若梅最愿意提起的是各色干妈——那些军官的太太们，若梅经常跟随她们混迹于五光十色的交际场。“我的干妈很多，一个星期去这儿，另一个星期又给我接到那儿，再一个星期又上南京了。她们凑在一起打牌啊，跳舞啊，我就在旁边这么一坐，看着。”可以看出，胡友松老人更愿意让人知道的，是她和同龄孩子相比，有更多的漂亮衣服，更多的机会坐高级小轿车，比他们见了更多的世面。而对于那些不快的记忆，她希望它们都被掩藏在自己那自豪骄傲的神情之下，永不被提起。 胡若梅其实没有家，尽管她不愿意承认。从小，她就住在酒店的长包房里，而她的母亲胡蝶忙于拍戏，两三个月才能回来见女儿一面。对于和母亲见面的记忆，胡友松的描述平淡而简洁：“突然间一睁眼妈妈回来了，就是这样，意外的感觉。”母亲于她，似乎更像是一个符号。从胡友松的表情上，你看不到一个孩子对母亲的依恋，看不到她对家庭温暖的渴望，也看不到没有同龄小伙伴陪伴的孤单。然而，透过那些语言描述堆砌起来的灿烂浮华，胡友松的童年苍白一片。 当若梅长到6岁时，不幸染上了湿疹，在医生的建议下，胡蝶委托军阀张宗昌的姨太太沈文芝，带着若梅到气候相对干燥的北京定居。由于胡蝶的特殊身份，即使是偶尔去北京探望女儿，也总是来去匆匆，对于这一切，若梅早就习以为常。但她没有想到，有一天她的母亲会抛下她远走他乡，直到母亲去世，母女二人都没有再见面。青年：遭母抛弃，苦度青春 1949年初，李宗仁出任已经风雨飘摇的南京国民政府代总统。这时，意识到时局变化的胡蝶只身奔赴香港。胡蝶离开时的心境无人知晓，但她的离去，却让独自留在养母沈文芝身边的若梅，开始了苦难的少年生活。寒冬腊月，养母一边叫着“这不是你家，找你妈去，”一边将若梅从床上拖起来，赶出家门。“我一直走到了什刹海，我大喊‘妈，你接我来吧！’”胡友松说，绝望的她当时连死的心都有。“我真想跳河，但那时候冰很厚，我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北京的正月，寒风凛冽，若梅冻得瑟瑟发抖，无处可去的她最终还是回到养母家，任凭养母虐待。 新中国成立后，若梅逐渐出落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进入中学读书。她把名字改成了友松，她想努力融入社会，但是在浮华中长大的她，和那个火红的年代显得格格不入。“特别是家庭出身，我什么都不想填，最多只写有一个养母。”不幸的是，过往的一切还是被查了出来，胡友松的名字被从第一批入团的名单中撤了下来。之后，胡友松变得更沉默了，但她豪不掩饰她的虚荣心，每当同学夸她长得漂亮，说她是妈妈的掌上明珠时，她都表现出很自豪的样子，而从不把真实的内心想法表达出来，“我不愿意跟任何一个人，哪怕是最亲密的玩伴，说我家里的任何事，我只在心里说，我的家人在虐待我。” 如一株孤寂的花朵，胡友松的青春在沉默中度过，中学毕业后，她到北京积水潭医院做了一名护士，在这里她遭遇了她的初恋——一个五官科医生。在胡友松的描述中，这位医生是上海人，长得也十分英俊潇洒。但是他们的感情却遭到了医院领导的极力反对。“他们说我俩都是上海人，都是资产阶级的小姐少爷，我们要是凑在一块儿，那还了得！”于是，这对恋人不得不分手，胡友松说，“我发誓我永远也不结婚了。” 那时是1960年，因为与蒋介石积怨重重而一直居住在美国的李宗仁，正通过秘书程思远，开始了与大陆中央的秘密接触。此时，胡友松正沉浸在失恋的痛苦之中，她并不知道，她一生中最重大的转折，已经在冥冥中展开了。姻缘：周恩来促成我婚姻 1965年，在周恩来总理的斡旋下，多年旅居美国的李宗仁，终于返回了祖国。这位曾经的国民党代总统的回归，在当时是颇具象征意义的重大事件。而此时，正在通县医疗队劳动的胡友松，也从广播里第一次听到了李宗仁的名字。“第一条新闻，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回国。我想国民党的总统回到共产党这儿，惊讶。他待遇很高，除了毛泽东以外，国家领导人都上机场迎接他，我觉得这个人了不起！”胡友松不会想到，一年后，27岁的她竟然会嫁给这位已76岁高龄的李宗仁，成为李宗仁的第三任太太。 1966年，刚归国一年的李宗仁夫人郭德洁因乳腺癌病逝。老年丧偶的李宗仁在孤独中萌生找一个人陪伴的想法，秘书程思远着手为他物色人选。这时，程思远的一个朋友，曾经给胡蝶改过剧本的翻译家张成仁想到了胡友松。院领导于是找胡友松去谈话。“他们没告诉我李先生的事情，就问我，你不是觉得医院太疲劳了，我说是啊，待遇又低。他们说，那以后给你调一个工作好不好？我说那太好了，太谢谢你们了”…… 20多年前和干妈们坐着高级轿车出入十里洋场的情景已经逐渐淡去，此时，胡友松终于又拾回了童年的记忆，她重新坐上了小轿车。“我说你们接我上哪儿啊？他们说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轿车驶进一个大门，胡友松走下轿车，“一位穿军装的警卫过来开门，那个走廊很长，走到大客厅他们说，这是李宗仁先生。”30年后，回忆起当初见李宗仁的那一幕，胡友松十分清晰，“我想象李宗仁一定挺高大的，其实不高。可是，很有军人那个气质，说话很洪亮。” 而李宗仁，对于遗传自胡蝶容貌的胡友松，十分着迷，“他见到我特别高兴，说我就喜欢大眼睛，李先生跟程思远表白。吃饭的时候，给我夹菜。吃完饭，我说我要走了，他还舍不得呢，还亲了我一下。外国人礼节嘛，我接受不了我就赶紧躲”。 胡友松说，李宗仁本打算找一个贴身的保健护士，但是周恩来却对此事做了另外的批示。“总理说，告诉李先生，咱们这个国家和美国不一样，没有私人秘书，即使做护理也是按上下班制度，到下班一定要走，就不能留在这儿。所以李先生要是喜欢我，就要名正言顺。”李宗仁当然无异议，只是担心比他小48岁的胡友松不同意。为此有关领导专门找胡友松做思想工作。尽管是白发配红颜，但胡友松很快同意了这桩婚事。说起此事，胡友松的坦率令人惊讶：“只要跟李宗仁结婚，我的一切都改变了。医院不用去了，生活条件变了，个人处境也变了，我可以彻底地走出那个老太婆（干妈）的家了。” 1966年，中国的社会正开始经历着剧烈的动荡，迫切想要改变生活境遇的胡友松，几乎是想也没想地就服从了组织的安排。生活需求，轻而易举地将胡友松初恋失败时永不嫁人的誓言，击得粉碎。“没想爱情不爱情，那么大岁数谈什么爱情啊，我就是觉得我去了，我就是主人了。尊重历史嘛。你看昭君出塞、文成公主、杨贵妃，人家怎么样，我不就是现代版的一个例子吗？我没考虑以后。”爱人：是大我50岁的李宗仁 1966年7月26日，27岁的胡友松与76岁的李宗仁在北京的“李宗仁公馆”举行了婚礼。结婚晚宴规模不大，参加的只是李宗仁的一些老部下和几个民主人士。在结婚现场，当司仪给李宗仁夫妇带上新郎新娘的胸花时，胡友松的内心突然揪了起来。“我突然觉得，我怎么这样了？怎么到了这种地步？”之后，胡友松借口醉酒，独自一人走到楼上的卧室。一进门，她的泪水就止不住地涌了出来。“我说这是我的归宿吗？我将来怎么办啊？因为程思远跟我说了，他说李宗仁有病，也七十八九了，最多活几年。再有几年，我还不到四十岁，我将来路怎么办？一起睡觉，旁边睡个这么老的先生，很难受。”不过，心里再怎么难受，胡友松也明白，这段“梨花伴海棠”的婚姻肯定是要继续下去了。 婚礼以后，李宗仁和胡友松被安排到北戴河休养。从这个陌生的地方，这对老夫少妻开始了他们的婚姻生活。“他又像我的长辈，又是我的丈夫，反正很难用语言来表达那种我那复杂的心情。”的确，在那样国家动荡的时局下，和这样一位特殊身份的人物一起生活，胡友松的复杂心态可想而知。但是，说起和丈夫相处的细节，你依然可以感到胡友松从这段婚姻中获得的温暖，哪怕这些温暖带来的感动只是在一瞬间。 “我在我的卧室睡觉，他每天夜里要从他的卧室上我那儿看一看，给我盖个被子什么的。后来我就烦了，跟他说以后不要来吵我，因为那时候我神经衰弱很厉害。后来他还是去，但是光着脚不穿鞋，怕吵我。”还有一回，胡友松肚子疼，李宗仁告诉她吃4两南瓜子可以解痛。“我就发怵，我说这怎么吃。晚上，李先生把4两瓜子全嗑成了瓜子仁儿。第二天我一醒，哎呦，那一盘啊。李先生说，若梅我把瓜子都给你嗑出来了，你就这么吃吧。” 面对丈夫的体贴，胡友松哭了。“我真是找到一个知己的人了，那么疼我的人。我真的要死心塌地跟他过日子，我要好好照顾他。”从未体味到家庭温暖的胡友松，被李宗仁的细心和关爱融化了。 当胡友松从这段忘年婚姻中，渐渐品味出幸福与归属的时候，窗外的世界已经因为那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而风雨飘摇。看着身边的那些将军司令纷纷被批斗，原本谈笑风生的李宗仁变得沉默了。不久，一场“烫头大字报”风波更是让胡友松切身体会到了政治运动的威力。一日，胡友松随李宗仁去北京饭店理发。喜欢打扮的她，烫了一个颇为时髦的卷发。然后，两人坐着汽车从饭店到了医院。“医院的人，是嫉妒我。他们想你不以前就是个护士吗？现在你这样了，红旗车一坐少奶奶似的，他们心理不平衡，给我贴了张大字报。写我资产阶级思想，头烫成什么样，穿的什么。”看到大字报，邵力子的夫人就上我那儿去了，说：“哎呦，我的夫人，你看看，赶快把你那头发剪了吧，你还这么大摩登的，头发这么烫，外头人说你呢，快剪了吧。”于是，大波浪改成了革命头，皮鞋改成了布鞋，胡友松总算躲过了一劫。 1966年10月1日，李宗仁忽然被邀请上国庆庆典的天安门城楼，那一天，毛泽东与他亲切握手。但他不知道，这将是他最后一次踏上这座象征着最高权力的城楼了。1968年9月30日，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国庆晚宴的当晚，李宗仁突发重病，住进了北京医院。检查结果是直肠癌。想到丈夫的年纪，想到风雨飘摇的社会环境，胡友松跑到卫生间大哭了一场。“我知道这么大岁数一得癌，在那个环境下，大夫都被批斗，怎么办？后果我也预料到了。” 1969年1月30日，78岁的李宗仁的生命走到了最后一刻。这个曾经威振日寇的将军国民党的最后一为代总统，临死之前身边只有他年轻的妻子。对于李宗仁辞世前的细节，胡友松拒绝回忆，她显得十分低沉和烦躁。可以想象，那是她生命中最痛苦的时刻。在那一刻，她生命之中唯一给过她温暖的人即将离去，她所将要独自面对的复杂的政治环境，她日后的生活会是什么样，那时候的心情，又岂是一个“痛”字可以形容。晚年：不要遗产只要幸福 李宗仁和胡友松的结合曾经引起不小的风波，许多人指责胡爱慕虚荣，看中了李宗仁带回来的巨额财产。胡友松是个要强的女人，一进李公馆，就向工作人员声明：“我不管钱，所有存折、钥匙都不管，也不继承财产，我只是照顾李先生的起居。”胡友松履行了她的诺言。在李宗仁临终前的日子，正是她无微不至的看护，使李宗仁倍感欣慰。从1966年到1969年，胡友松和李宗仁的婚姻持续了不到3年，但它却是胡友松人生履历上最重要的一笔。3年时间，几乎定义了她的全部人生。 李宗仁过世后，胡友松的厄运便接踵而至。文革愈演愈烈，胡友松被赶出李公馆，随后被扣上港台特嫌的帽子，下放到武汉干校劳动。在最难熬的日子里，胡友松改名为王曦，一个“曦”字，道尽了她对美好生活的企盼。一年后，在周总理的关照下，胡友松回到北京。也许是命运捉弄人，偶然一次机会，胡友松听说了初恋情人的消息。 “别人告诉我他在大兴，我说怎么调那儿去了？哎呦，我当时心里特别慌。我要抛弃一切，顶着任何压力，我也要去看看他。”于是，胡友松一路颠簸，终于在大兴的一个医疗站里，再次见到了她的初恋情人——那个五官科大夫。 一切恍如隔世。“他变得更黑了，但是五官还在。”在农村卫生院里，两个人并没有说太多的话。“他说等他休息看我去。”之后，那位医生确实是去看了胡友松。不过胡友松明确强调，“看我去是因为我们清清白白的，没有越过雷池一步。” 李宗仁逝世后，周恩来总理曾经批示：李宗仁的遗产上缴国库，郭德洁的遗物由胡友松继承。从1969年至今，胡友松先后把李宗仁留下的20余万元现金上缴国库，并把李宗仁的大量遗物捐赠给中国历史档案馆、广西李宗仁官邸和山东台儿庄史料馆。 文革结束后，胡友松被分配到调入了国家第一历史档案馆工作。80年代初胡友松又结了一次婚，但这次婚姻并不幸福，她很快又离了婚。 1989年，81岁高龄的胡蝶在加拿大病逝。她的临终遗言是，“蝴蝶要飞走了。”几年后，胡友松才在北京得知胡蝶去世的消息。她不知道母亲老年的样子，她更不知道，在胡蝶飞走的那一刻，母亲心里是否想起了她，这个远在祖国的女儿。 若梅，友松，王曦，这是胡友松一生曾使用过的名字。但其实无论在哪个阶段，她始终是生活在两个传奇人物——胡蝶、李宗仁的盛名之下，也正因如此，她的命运注定与众不同。当问到她如何评判自己时，她说，她是一个历史人物。而让她总结自己的一生，她只说了四个字：一声叹息! 王曦女士原名胡友松，她是李宗仁先生黄昏恋的夫人与伴侣。 1966年7月26日，27岁的胡友松与75岁的李宗仁在北京正式结婚。他们的结合虽然跨越了48个春秋，但他们在“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却相依为命，度过了狂风暴雨的九百余个日日夜夜，直到1969年1月30日，李宗仁以78岁高龄离去。 1990年3月9日，胡友松以王曦之名，孤独一身来到李宗仁先生的家乡、故里，以寄托多年的哀思。 这天，王曦到达桂林车站后，直奔向山下的去峰寺陈列馆，当时市文物工作队初创的“李宗仁文物陈列室”设在这里。陈列室预先已收到她捐献的文物，得到充实。我们在这里迎候着她的到来。 我们已有书信往来，但这是首次见面。见面后，她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高挑的身材，娇美的鹅蛋脸，白皙的面容，道地的京腔，快人快语，外着风衣，落落大方。 早就听说她是多次改姓换名，令人奇异。此次见面，我不免问起了个中缘由。她坦然地回答:我最初的名字叫若梅，是在南京时我生母取的。从字义上可知，母亲是希望我像梅花般能经得起人生的风霜。后来，当我还记不清姓什么时就成了孤儿，父母亲人都惨死在日寇的大屠杀之中了。4岁时，曾是张宗昌的胡姓姨太太流落南京，做家庭老师，收养了我。1947年随她去了北平。上中学时，我的生活非常艰难，便自取友松为名，勉励自己能像松柏那样坚强。1959年20岁时，以胡友松之名毕业于北京第三护士学校，踏入社会，也以此名进入李宗仁的生活中。但是，当善解人意的德公知道了我的不幸身世后，都以若梅相称，相处近3年，使我重又恢复到童年的温存中。1973年从湖北沙洋农场劳动改造回京后，力图清除那些痛苦的回忆，改名换姓为王曦。 原来，她数次的易名变姓，正是反映了她特别的经历。 ——— 胡氏资讯（zhhusw）微信公众平台2016年09月01日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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