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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亲提供]胡金铨:中国武侠电影的一代宗师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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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线胡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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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被 胡宁生 执行提前操作(2016-09-19) —
青年胡金铨

    1932年4月29日生于北平的胡金铨有誉为“作者型导演”。胡金铨是祖籍河北省永年古城,永年古城。家族属於汉八旗的蓝旗,是翰林。祖父胡景桂曾出任清朝监察院御史,伯父胡源汇(号海门)为中国民主社会党中央委员,曾任国民党联合政府国府委员。父亲胡源深早年随兄长胡源汇留学日本,于日本京都大学学成采矿冶金专业,回国后在河北井陉煤矿当技师,民国时期则转行经营起了面粉厂。母亲刘庆云擅长工笔国画,胡金铨幼年则在母亲的指导下,开始从师练习国画艺术
胡金铨与夫人钟玲

    少年时代的胡金铨,就读于北平汇文中学 ,学校教育倾向于传统的古典文学,他自小就在父母督促中研习古文。对所学所识驾轻就熟。胡金铨的玩心更甚,平日里对文史书籍、古典文学涉猎得太多,就寻机到戏园子里找找乐子,不光是与大多纨绔子弟一样谈花论鸟、揣摩昆曲、杂说两句文武场,甚至还溜到八大胡同去听外省艺人唱的河南戏、陕西梆子。而最甚者当数听书,一有机会不光要与三两个好友结伴溜到湖广道或广德楼去听说书艺人评昔讲古,听不过瘾就再跑到天桥滚地场去听江湖艺人“围棚子”、“撂地”。有一次,因为说书艺人口误连连,总是将汉光武帝刘秀的名号说成刘皇叔刘玄德,胡金铨就带起头来给人家哄场,结果被几个地班子里收买的流氓揪了出去挨了一通修理,不光敲诈去了身上的银圆,鼻梁、眼眶也被打得又红又肿,回到家里还没等诉苦,又给家里人狠狠地教训了一顿,可谓是倒霉倒到了家。
少年胡金铨

    少年时代的胡金铨一次在到茶馆里与书友相互切磋的过程里,胡金铨得知了还珠楼主的武侠小说在民间的深远影响。事实上胡金铨的父亲就有还珠楼主神怪武侠的很多手抄本,甚至他家还与还珠楼主有着前辈的世交,胡源深自己也曾亲自拜会过这个擅写神怪的奇人,而且也多次在家里设宴款待还珠,没承想,自己的儿子居然也私下里开始去拜会这个老怪物。
胡金铨初次参演《吃耳光的人》剧照
    还珠楼主的性格很是古怪,一般很少开口给人讲神怪武侠故事,尤其是有小孩子的时候,更是不轻易造次。惟独他自己常年吸食鸦片,养就了一身“阿芙蓉”瘾,所以破例开声往往也都是犯了烟瘾,一边云山舞绕地吸烟,一边海阔天空地信口由缰。
《畸人艳妇》胡金铨饰演内心纯厚聪敏的丑陋青年
    少年时代的胡金铨在家里明里不敢见还珠,也不敢轻易走进客厅公然去听他闲扯,只是偷偷站在门外听上一两句而已。后来,入了迷,就背着家人跑到还珠家里,央求还珠讲上几段。结果还珠并不搭理他,只是随声敷衍几声客套话,就打发了他。结果胡金铨回家就动了脑筋,居然想到了还珠的有吸鸦片的瘾,每次还珠被请到家里时,家里人总是给他预备上一小包作为筹礼,结果胡金铨也效仿起来,偷了家里的鸦片,带到了还珠家。
正太时期的胡金铨

    这样一来,胡金铨才真正在还珠的熏陶下开始狂热迷恋起了武侠文学,当年或许只是一时兴起,贪恋故事中的声色犬马,谁承想几十年以后,他自己开始以武侠电影为名、为业,以武侠文化的造诣开创中国电影的一个时代。
23岁的胡金铨《雪里红》中

    1954—1957年,胡金铨辗转于亚东影业、永华、亚东、邵氏、亚洲片场、新天、东方、清华影业、电懋、海燕、四维等多家影业公司,先后得到朱石麟、李萍倩、陶秦、严俊、李翰祥、卜万苍、罗维、岳枫等著名导演的影响、指点和引导,并与李清、韩非、夏梦、林黛、王引、陈燕燕、李丽华、乐蒂等著名演员合作,广泛地接触和学习各种电影技巧;为充实自己,涉猎顾仲彝、张骏祥和黄佐临等戏剧、电影家的理论书籍,通过俄译英的文本一遍一遍地阅读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普多夫金、爱森斯坦等电影大师的著作。
1975年,胡金铨与金庸

    1958年在邵氏主管邵仁枚及总经理周杜文提议下胡金铨签约进邵氏公司当演员、编剧和助理导演。1962年与李翰祥合导《梁山伯与祝英台》,并接替李翰祥完成《玉堂春》拍摄,1964年独立执导《大地儿女》,此后自编自导武侠片,执导了《大醉侠》、《龙门客栈》、《侠女》等新派武侠片。1975年《侠女》获得戛纳电影节最高技术奖,将中国武侠电影推向了世界。1992年拍摄完最后一部作品《画皮之阴阳法王》之后收罗材料,研究史实,历经数年筹拍《华工血泪史》,原定在1997年夏天开机,年初在心导管气球扩张手术中不幸离开人世。享年65岁。

黄山怪石——其貌不扬——内涵无限!
离线胡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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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2016-09-19
胡氏武侠:境界与情怀是通向胡金铨华山古道
来源:北京青年报(2015年8月25日)
连城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武侠梦。夏末秋初(8月23日至9月13日),北京百老汇电影中心以“剑光幻影 叱咤江湖”为主题举办香港武侠电影回顾展,让影迷有机会重新梳理、审视一些经典之作。谈到武侠,胡金铨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武侠电影的一代宗师。他让武侠脱离了打打杀杀的低俗套路,将传统文化的美与对现世的哲思融入其中。他的作品不仅蜚声国际,也对包括徐克在内的众多知名大导演产生影响,经过岁月的沉淀,仍然时常被提起,触动着观者的心。
    台湾版的《号外》杂志某年曾刊登过侯孝贤与胡金铨的对谈,配了一帧照片,香港专栏作家迈克这样描述这张照片:“只见两人坐在水榭小亭内,胡在讲,侯在听,亭边湖水漾出千百种感想。”这样一种烟水迷离的境界,放在胡金铨和侯孝贤影片里,竟然是天造地设的契合、妥帖。事实上,舍侯孝贤,更有谁配和胡金铨对谈?而胡金铨的亮相,就该在这种湖畔的水榭小亭里才最自然。境界,还有情怀,这些年被我们玩坏了,用滥了,但放在胡金铨身上,“境界”和“情怀”二词却是通向他的电影和人生的一条华山古道。
    受费穆影响的文人导演
    在我看来,胡金铨和费穆堪称中国两位最具文人气息、文人情怀的导演。巧合的是,两人还曾有过短暂的交集。1951年,在蒋光超的介绍下,胡金铨进入费穆主持的龙马电影公司画广告。不过现实中两人是否有交集,则不清楚,不过费穆对胡金铨的影响,则是再明显不过的。香港影评人黄爱玲在《迷宫里的胡金铨》中曾敏锐地提及胡金铨和费穆两人电影作品的异同:“听闻胡金铨最欣赏的中国导演是费穆,那几乎是理所当然的。他们二人都热爱京昆艺术,费穆不但曾多番将舞台表演搬上银幕……更活学活用地以戏曲表演的方法去启发演员(如《小城之春》里的韦伟),而胡金铨则吸收了大量京剧的元素去编排人物的亮相、武打、眼神、音乐等,创造了一个崭新飘逸的武侠世界。而且,二人都善于借用传统建筑的美学特色,费穆的《小城之春》中的江南破落家宅提供了绵绵的想象空间,而胡金铨则自《大醉侠》始,建筑物都成为了作品中不可或缺的角色。然而,费穆的电影艺术以人为本,情见乎辞,胡金铨却是一个纯粹的形式主义者。”
    相较于别的导演的武侠电影,胡金铨的武侠电影可以称为文人武侠电影,不但因为他的片中经常有一位文人书生当主角,更因为胡金铨对于武侠电影,有着一种学院派的追求,并凭一己之力将新派武侠电影的水准大大提升了一个档次,赢得戛纳最高技术大奖的《侠女》就是他努力的结果,让全世界人都知道了华语武侠电影的精良品质,可以直通作者电影的殿堂。其次,他借武侠电影的酒浇自己的文化块垒,他的武侠之美,美就美在对侠的关注背后,更体现出他对中国的历史、社会、文化的沉迷、思考与反省。
    “乱世明朝”的政治隐喻
    胡金铨执导的影片不多,只有14部,其中2部是短片。有学者总结,他的影片主题有四方面:一、反抗日本侵略(反映抗击倭寇的古装片以及表现近代史上的抗日战争的现代题材片);二、对明朝宦官专制和特务统治的批判;三、对佛道禅理的阐发;四、揭露针砭台湾社会的世相世态。事实上,他的现代题材影片成就不高,成就他大名的是古装武侠电影,而它们的一个共同特点是故事背景大多发生于明代,多表现东厂、锦衣卫等特务机关迫害忠良的事。
    缘何如此?自有深意。
    在接受访谈时,胡金铨说:“明代是所有朝代中最腐败者,知识分子与政府、贫与富差距都大,党争也最严重。”很显然,他的电影取材明代,不过是借古喻今。例如,他之所以拍《龙门客栈》,是其时大陆正值“文革”,国内的明史学家吴晗被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死在狱中。其中一个罪状是吴写了很多有关“东厂”的文章,这引起了胡金铨的兴趣。吴晗还写过《明代民族英雄于谦》一文,于是《龙门客栈》便以于谦开了头。
    胡金铨采用武侠电影的方式来对现实的政治进行迂回曲折的抨击。在他的不少影片中,以宦官为首的特务铲除异己、扰乱朝纲、涂炭忠烈,这是以摄影机为笔的胡金铨的书生论政的本色表露。
    香港影评人吴昊指出胡金铨的一系列杰作(《龙门客栈》、《侠女》、《迎春阁之风波》、《忠烈图》、《山中传奇》和《空山灵雨》)拍出之时,正是这个世界经历着最动荡、最混乱、最狂暴、最非理性的时代--大陆的“文革”、香港大暴动、越战、美苏核竞争、肆虐的恐怖主义、武斗、大逃亡潮、嬉皮士迷幻运动、全球华人保钓运动……一浪接一浪地排山倒海而至,使人震撼又手足无措。作为知识分子的胡金铨,面对这样的现实境况,自觉地借着影像来反思时代和人心,“从存在主义式的行动介入(《侠女》的顾省斋),到遁禅悟道式的东方精神解脱(《空山灵雨》的皈依我佛),不一而足”(吴昊语)。
    影评人蔡炯昊语总结:胡金铨为我们展现和还原了一个“乱世明朝”的形象,而这个形象既是关于当下的政治隐喻,也构成一种文化意义上的乡愁。故国之思与对现实的强烈批判相杂糅,使得明代在胡金铨的电影中别具新意。
    “考据狂”的追求与奢侈
    胡金铨对历史细节的执着,体现于他的电影所涉的典章、服装、用具、建筑等细节的逼真呈现中,这也是观看他电影的一大乐趣。他对历史细节的重视到了什么程度?在《从拍古装电影找资料谈起》一文里,他写道:“又查到了明朝万历年间毛笔一支银子一钱,茶叶一两银子一斤(指当时河北,南方也许便宜些)。皂隶每年工食银三两二钱(如不贪污,很难维持起码生活)。但是问题又来了,茶叶一两银子一斤,是香片还是龙井?想一想,算了,再这么追究下去,六年也拍不成一部电影!”
    具体到《龙门客栈》这部影片,胡金铨又是怎么做考据的?有文章指出,“因为讲述的是发生在明朝中叶的故事,胡金铨从文化图书公司出版的《古今名画300种》,香雪楼珍藏、香港文光书局印行的《古今名画大观:人物画册第二集》等书中摘录和临摹了许多内容。所列便有仇英的《春游晚归图》、《风壑曳舟图》、《桐阴清居图》,蓝瑛的《西山雪霁图》,以及青花人物瓶上的图案等,并且一一注明从该幅画中可以借鉴衣、帽还是带的设计。由于明代服装仿自唐宋,他甚至也从唐寅的《仿唐人人物画》和隋唐时期的敦煌壁画中寻找灵感。”此外,为考证东厂密探的高帽,他曾跑了故宫博物院和中央图书馆好多次,研究古代画作《出警图》和《入跸图》,终于找到明代锦衣卫工笔画像。此外,诸如游侠的斗笠、兵器形状大小、乃至客栈影壁有防狼的白圈这一类细节。如此营造出的逼真的历史氛围,使导演贾樟柯感叹:“就像真的回到了明朝,完全的东方意境。”
    然而对历史细节的考究,为他赢得了声誉,也为其导演生涯敲响了警钟,和胡金铨相知甚深的作家张大春指出:“……他对一部电影丰富、繁琐的诸般元素--无论剧本对白是否吻合实际语境、服装道具是否符合形制图谱、陈设布景是否切合历史本貌,皆有一可名之曰‘还原显相'的要求。然而,即使满足了这种要求,电影观众亦未必知其然或愿知其所以然,但是为满足这种要求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包括时间、人力、专业知识乃至复制历史情境所不可或缺的独特工匠技术等等,却不得不换算成非票房来不可的钞票。”和胡金铨齐名的另一武侠大导张彻也指出:“没有人怀疑胡金铨的艺术成就……问题在他拍片的制作费往往失控,时间拖长,投资回收无期,以致一直难获资金支持!拍电影是非有钱不可的,圈内认为‘投资胡金铨拍片会破产',他拍片自然困难重重。”
    此话不幸被事实验证:在邵氏拍片时,因为慢工出细活,老让邵逸夫大为不满,他愤而从邵氏跳槽,过档到台湾联邦,拍《侠女》时,因谣传他拍一场戏因为要营造古宅空庭的萧瑟效果,嫌芦苇不够高,宁可拖几个月等芦苇长高了再拍,甚至阻挡了别的剧组的外景拍摄,惹得联邦老板沙荣峰也大为不满,很快他又离联邦而去,从此开始了颠沛流离、事事不顺的下半生导演生涯。
    侠客的行走 宿命的行者
    除了客栈打斗和竹林决战,胡金铨武侠电影中另一个动人的特色,便是其中的“行走”意象。银幕侠客的行走,对应的是银幕下胡金铨个人“行行重行行”的人生轨迹。导演蔡明亮指出,别的武侠片里,人物总是飞檐走壁的,只有胡金铨武侠片里的剑客是独步于寂寥的荒野之中。胡金铨可以说选择了一条困难而孤独的电影之路。
    影评人石琪很早就看出胡金铨电影中体现的行者的宿命美学。他指出,胡金铨的旅程的进行有如一个宿命的行者,在漫漫歧路中追寻逍遥自由之境,石琪写道:“行者的不断行走,可能经常行差踏错,可能只是走着圆圈,并无真正的进展,他可能终世找不到真正理想的境地,但行走本身,其实就是宿命的意义所在。”影评人吴昊也指出,“他的人物在不同的镜头结构下不停地跑,在荒漠野岭上跑,在竹树森林里跑,在颓垣败瓦中跑,甚至在寺院里也跑,亡命地由一个空间,突破界线,跑进另一个空间,总是跑跑跑跑……”胡金铨电影中的行走和奔跑,可以视为旅人的两种步伐,反映的都是一个人自我求索的过程,“放逐于某些空间里,从而肯定自我、完成自我”,于是外在的人在无尽旅途的影像,反映的其实是内在的迢迢的心路历程。银幕上的行走,反映的是银幕下浸透了胡金铨所处的一代人浮萍漂泊“无根”的切身之痛,和悲怆至极的思想观念。胡金铨对此有过苦涩的表白:“我们这一代,就刚好像影片中被阴阳法王捉住的那些在‘中间'的人。……我不论去到哪里,都几乎不会有‘这是我的地方'的感觉。对,我确实永远是个过客而已。”
    不停的行走是胡金铨的宿命。影评人罗卡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作为一个电影导演/天涯行脚僧,胡金铨有时走得太慢,有时走得太快,似乎都与我们的脚步若即若离。当他走得太快的时候,如《侠女》的主题和电影语言,都超前于时代太多,导致观众看不懂,票房惨败;当他走得太慢的时候,诸如晚年疲态毕露的《画皮之阴阳法王》,却又令我们失去了观看的兴趣。
    胡氏武侠:只此一家 别无分店
    虽然说胡金铨共拍了十四部影片,但让他成为武侠电影宗师的,却是他上世纪70年代所拍的几部古装片,包括《龙门客栈》、《侠女》、《忠烈图》、《空山灵雨》、《山中传奇》,这些影片“糅合了民族、历史、侠道、儒道、神道、禅理,甚至于鬼道”(学者吴迎君语),创造出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集大成的胡氏武侠电影美学。

    《龙门客栈》(1967)
    胡金铨票房最为卖座的影片,影片讲述明朝大太监曹少钦杀害忠臣于谦,为免后患斩草除根,暗中追杀于氏一对小儿女。一众侠客联手为保护忠良之后,与东厂特务在龙门客栈斗智斗勇,终歼仇敌。本片影响导演徐克甚深,其《新龙门客栈》和《龙门飞甲》均脱胎于本片。片中的客栈打斗戏和《侠女》的竹林大战,成为胡金铨最为经典的场景。客栈既是传统中国人的社交场所,又是政治和社会的缩影,更是一个舞台,胡金铨利用客栈的狭窄空间灵活调度,并吸取京剧的特色,营造出富于中国传统戏曲色彩的打斗场景,并延续表现于后来的《怒》、《迎春阁之风波》等片中,形成其武侠美学的一大特色。

    《侠女》(1970)
    影片取材于《聊斋志异》的《侠女》,胡金铨在侠义情仇的传统情节之外加了一个“禅的超越”的结尾,影评人石琪认为此片“超凡入圣,弃武求禅”。然而本片最吸引人的并不是“超凡入圣、弃武求禅”的部分,而是“竹林大战”和“将军府决斗”的两场戏,特别是“竹林大战”,成为华语武侠电影不可逾越的经典场景,并引发后来者如李安和张艺谋的纷纷仿效。
    美国电影学者波德维尔对这个场景大加赞许,指出这场戏形式上的特色:“除了出现空中飞人般的特技外,这段武打戏的拍摄与剪接竟然敢于采用一种不透明手法。虽然每一画面构图都经精心设计,但剪辑后镜头都变得稍纵即逝,高手的出色手艺仅能管窥一二。”香港影评人黄爱玲则认为竹林歼敌一场“胡金铨仿佛以人物的血肉之躯在空间疾笔狂书,想象力之丰富与技术之高超,令人看得目瞪口呆”。本片被许多人誉为是胡金铨的最高杰作,是他电影美学的集大成。

    《忠烈图》(1974)
    胡金铨最阳刚的武侠电影。反映的是明朝抗倭名将俞大猷率一众义士抗倭的故事。一众侠客壮烈捐躯的场面,营造得异常惨烈,某种程度上令人想起了张彻的影片。影片最突出的是将围棋对弈和与倭寇的决战平行并陈,紧凑动人。最后的海岛大战也扣人心弦。影片的抗倭主题紧扣当时的现实--全球华人保钓运动,体现出胡金铨“侠之大者”的观念。

    《山中传奇》(1979)
    我个人最为喜欢的一部胡金铨电影,严格地说,它不属于武侠电影,更像是神怪片或惊悚片。故事讲述书生何云青往深山抄经,为鬼魂所魅惑,直到最后才噩梦初醒,在高山流水和佛法的念颂中重塑自我的灵魂。片中体现的文人或知识分子身心如何安顿的问题,无疑是胡金铨其时心态的写照。本片中美工、布景、构图、摄影自有中国水墨画的留白和余韵之美,让人沉醉。本片的许多场景拍得极美,极有唐诗意境。胡金铨的影像之美,无有过于此片者。

    《空山灵雨》(1979)
    影片讲述寺僧住持预知自己将圆寂,决定从三名亲传弟子中选择衣钵继承人,引发弟子间的明争暗斗。同时因寺里有部佛经《大乘起信论》,各路人马听说智严将要圆寂,纷纷入寺企图夺取这部佛经,一时上演抢经的滑稽戏码,清静佛门之地顿掀起血雨腥风。胡金铨借本片对人性的丑恶进行了鞭辟入里的讥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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