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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宁生 2016-10-23 12:35

胡国与胡城——是阜阳文明肇始的源头吗

来源:阜阳市地方志办公室  图文:阜阳市博物馆副馆长、副研究员杨玉彬

    编者按:阜阳历史溯源年代虽久,但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只能从古胡国算起。这个胡国商代即存,西周犹在,终为楚灭,作为一个屡见于甲骨卜辞、金文及早期文献记载的地方诸侯国,其前后存续了至少600余年。原始先民聚族而居,族强则称号建国,有国必有都,定都必筑城。所以,阜阳境内的古胡国之都——胡城,亦随着胡国的兴灭继绝而历经殷商、西周、春秋三个时期。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这个胡城的具体位置可基本确定在顺河古城遗址,位于今颍泉区宁老庄镇以东海孜寨古城子村一带,地处颍河与泉河故道之间。那么,胡国与胡城,是阜阳文明肇始的源头吗?本报约请阜阳市博物馆副馆长、副研究员杨玉彬就阜阳城最早的来历、建城规模及相关证据,谈谈自己的研究成果。今日编发,助读者了解阜阳城最初的源头和模样。
西周胡城 规模等级比较低

    确认阜阳境内商代胡国及其都城的存在,陕西岐山出土的甲骨卜辞并非孤证。1975年3月,陕西扶风县白家庄发现了8件自铭“伯”的铜器。这批铜器铭文,和传世的录卣、录簋、禹甗、禹鼎等器物铭文互勘,可还原一段穆王时期中原王室征伐淮夷的重要史实。而这段史实,恰与阜阳西周时期的胡国历史密切相关。如簋铭文,清楚记载了成周军队与胡国军队在郾地作战的史实:六月初吉乙酉这一天,主帅率领成周军队驻扎在堂谿,获悉胡国与淮夷联军攻打郾地的消息,于是急忙率领军队驰援。行进至棫林这个地方,成周的军队与胡国军队遭遇并打了一仗,结果大败胡军,斩获胡军100个首级,活捉2人,缴获兵器盾、矛、戈、弓、箙、矢、裨、胄共135件,还夺回114个被胡国军队俘获去的周人。这次战役后不久,成周军队的主帅师雍父率领大军驻扎在苦(河南鹿邑)地,并派遣大将禹出使胡国拜见胡侯,受到胡侯的礼遇与款待。五个月过后,主帅师雍父还曾为周穆王南巡查看道路到过胡国。辍联以上诸器铭文,可以大致复原穆王时期与古胡国活动相关的一段重要史实:6月初,胡国军队随淮夷联军沿“汝颍通道”进犯成周内地,在今郾城附近与成周军队打了一仗,战败后撤回;6月下旬,胡国接受周王招抚,归顺西周王室,成为西周的一个小附属国;穆王南巡南土,驻扎在苦地的成周八师主帅,曾亲自到胡国为穆王查看道路。金文表明,在西周穆王时期,胡侯、胡国不仅存在,而且具有一定的军事实力。这个胡国的地理位置,恰与阜阳境内的古胡国相当。所以,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学勤考录伯诸器铭文时认为,“这个胡国,就是文献中归姓的胡国,在今安徽阜阳,是自成周通往淮水流域的必经要地。”
    阜阳境内的西周胡国史既能考实,则其国都——“胡城”亦必然存在。这个胡城遗址未作发掘揭露,根据文献与相关出土材料的比较,可对其形态、大小、功能分区作出一个大体的描述。
    西周宗法等级制度森严,天子、列国建都各有规制,任何无理由的僭越行为,都会受到天下诸侯的舆论谴责,甚至诸国出兵群起而攻之,进而给自己招来亡国杀身之祸。天子都城之城垣大小、城门数量、城中道路宽度、宗庙、社祀、市的位置等规制,见于《周礼·考工记·匠人》:“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也就是说,地方诸侯国建都,依其爵位等级各有规制,突破规制即属僭越。《左传·隐公元年》:“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三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孟子·公孙丑》云:“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可见,西周时期的子爵胡国之都城,大体具备“方三里”、“高三仞”的特征,规模等级是在当时的诸侯方国中属于最低微的。
    《吕氏春秋·慎势》:“古之王都,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从考古发掘的资料看,商、周方国都城的结构,皆由外城(郭城)环套内城(宫城)组成,宫城位于城郭之中心,体现了立都必居中土、王宫处于都城中心的传统观念。城郭与宫城之间,则分布着手工业作坊区、平民居住区、平民墓地等,诸侯贵族墓地(王陵区),则一般位于郭城外近郊。阜阳西周胡国都城的布局与内部功能分区,大体亦应遵循当时的规制。
商代胡城 阜阳境内确知年代最早的城
商周时期 胡国和胡城确实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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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国古城遗址地理位置示意图

    阜阳之地确证有胡国与胡城存世的年代,最迟可追溯至商代晚期。
    1977年,陕西省岐山县凤雏村发现一批周初甲骨卜辞,记载的是成王时期周人征伐淮夷的内容。其中一片卜辞写道:“其于伐胡侯?”句中的“胡侯”两字倒书,系指胡国国君。征伐“胡侯”的战争背景,亦与周族征伐淮夷有关。“淮夷”是夏、商、周三代以来,分布在淮水流域的众多方国、部族的总称,主要分布区在淮河中、下游一带。上述胡侯所在的胡国,既在周初成王时期就遭周人扑伐,说明它的立国时间,肯定是在周人灭商以前。因此,这批卜辞的发掘者认为:“本辞之胡侯,当是商、周之际的胡邦之国君……胡侯拒不宾服,以故周师进而伐之。‘胡侯’二字倒书,大概表示仇恨情绪。”
    西周成王征伐淮夷的史实,还见于《尚书序》、《史记·周本纪》、《史记·鲁周公世家》及周初中鼎铭、大保簋铭的有关记载中。此次征伐淮夷,是一场历时两年之久、周族付出重大代价的大规模战争。西周王室势力征伐淮夷时攻打胡国,表明这个胡国地处淮水流域而与淮夷相去不远,抑或在周人眼里胡国就是淮夷族群中的一部分。概因胡国与淮夷族群毗邻,此时两者纠结在一起,跟随管、蔡、武庚叛周作乱,所以才遭致周人的征伐。商周时期,这个胡国的具体位置,就在今天的阜阳境内,与西周、春秋之际的胡国,实属不同历史时期的同一个方国。因胡国是中原通往东南淮域交通线上的一个必经要地,周族势力意欲进驻、征服淮域,则必须先控制胡地、建立一个前哨阵地,以解后顾之忧,所以征服胡国首当其冲。
    胡国屡为周族所伐,表明在周初,胡国应是一个具有一定规模实力、影响较大的淮域方国。周族称胡国国君为“胡侯”,说明此时的胡国国君似比西周以后的“胡子”地位要高。商周时期有国必有城,进而可确认淮域胡国之都——胡城,不仅确实存在,而且应具有与“胡侯”身份地位相当的规模等级。这个商代的胡国之都,是目前阜阳境内确知年代最早的“城”。
胡城旧址在今颍河泉河故道交汇处

    阜阳商代胡国的都城在今天的什么地方?由于周初周族势力并未对胡国实行灭国绝祀之策,而是在胡侯臣服后承认了其旧有侯爵封地。此时的胡国,不存在迁都复国的可能性与必要性。所以,可以推定商代的胡国都城,与周代胡国之都位于同一位置。这个“胡城”的位置所在,为《水经注·颍水》所详记:“……颍水又东南流,径胡城东,故胡子国也。《春秋》定公十五年,楚灭胡,以胡子豹归是也。杜预《释地》曰:汝阴县西北有胡城也。颍水又东南,汝水枝津注之……枝汝又东北流径胡城南,而东历女阴县故城西北,东入颍水。”
    此记阜阳胡国古城的位置,在今颍水之西、老泉河(汝水枝津)北侧、汉代汝阴故城的西北方向,位居今颍河与泉河故道的交汇处,地理坐标甚确,与建国后文物部门多次调查确认的“顺河古城”遗址方位吻合,表明至迟在郦道元生活的北魏时期,阜阳古胡国及国都胡城的位置,在世人的文字、口头记忆与地表实体景观中还是十分清楚的。
胡城城垣周长不超过一公里

   商代的胡国都城未作发掘,目前还没有准确的材料来全面揭示其文化面貌。不过,通过早期文献与已知的其他商代城邑发掘资料类比,可以对阜阳境内这个“方国商城”的形态、大小与功能分区等,作出一个大致的描述。
   目前,已经发掘出的商代方国城,均建在临河的高台地上。城的平面形状多近方形,面积都不大。比如:最大的湖北盘龙城遗址,城垣南北长290米,东西宽260米,周长1.1公里。此类方国商代城邑均由大城(郭城)、小城(宫城)两部分“套合”而成,宫殿区位于小城内,大、小城之间或大城附近分布有居民区、手工作坊区、墓葬区等。城垣采用夯筑法建造,宫殿营造主要通过挖坑槽——夯筑起台基——置柱础——立柱筑墙——起顶等步骤完成。商城的这些特征表明,当时的封国与方国营造都城应有统一的格局,可能要遵循某种规定的礼制。《战国策·赵策》:“古者四海之内分为万国,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百家者。”这个说法,虽出自战国人对前代封国都城的追忆,但与今人实际调查发掘所揭露的商城格局规制,基本还是相符的。进而可以推定,阜阳商代的胡城规模显然亦不会太大,城垣周长约略不会超过1公里,其建筑格局与功能分区,大体应包括郭城、宫城、宫殿区、居民区、作坊区、墓葬区等若干部分。
春秋胡城 突破规制搞扩建
夹在大国间 生存何其难

    春秋时期的胡国史迹不仅见于金文,亦为早期文献及后世学者注疏所记。这一时期,大国之间的兼并战争日趋剧烈,春秋经、传记载的胡国活动,主要见于参与会盟、被迫朝聘纳贡、被迫参加战争、遭受大国攻打、被迫割地图存、被迫举国他迁、君死灭国等。以吴楚战争为例,《左传》昭公23年记载的“鸡父之役”中,胡国被迫出兵参加楚国组织的七国联军攻打吴国。胡国国君胡子髡年幼轻狂,充任先锋;擅长奇谋的吴公子光于是先以三千囚徒充作“死士”,攻打胡国军队,其后,吴军精锐则乘势掩杀,七国联军大败,胡君胡子髡被俘后为吴人诛杀,成为吴楚战争的牺牲品。据《左传》记载,昭公30年记载,吴公子掩余、烛庸奔楚,楚王竟然随意割取胡国疆土充实“养”地,以分封给吴二公子。由此可见,位于“吴头楚尾”地域的淮北胡国,夹处在两个大国之间,生存何等艰难,不仅背上了沉重的战争、经济包袱,还要随时遭受君死国灭的厄运打击。
    在春秋晚期,吴楚“柏举之役”结束不久,胡国终于为楚所灭。据《春秋》记载,定公15年,“二月辛丑,楚子灭胡,以胡子豹归。”同年《传》:“吴之入楚也,胡子尽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为?多取费焉。’二月,楚灭胡。”至此,胡城作为“国都”的政治内涵与文化地理景观彻底丧失。
春秋胡城在顺河古城遗址

    春秋胡国都城地望所在,早期文献见于《春秋》昭公四年杜注:“胡国,汝阴(今阜阳)县西北有胡城。”这里所说的胡城遗址,就是今天的顺河古城遗址。直到郦道元生活的北魏时期,这个说法仍没有异议,只是到了唐宋以来,才有论者另立新说。
    顺河古城遗址,位于今颍泉区宁老庄镇以东海孜寨古城子村一带,城址北侧、东侧为颍河半环形包绕,南邻泉河故道,古城因此地曾被称为顺河乡而得名。建国后的两次文物普查资料,收录于《中国文物地图集·安徽分册》中,兹录于后:
    “城址平面略呈长方形,南北长约1500米,东西宽约1000米,面积约1.5平方公里。东至窑岗,西至范庄,南至海孜寨,北至核桃园。调查勘探唐代文化层约在距地表2.5米以下,地表采集标本有陶网坠、灰陶残豆、绳纹灰陶鬲足、红陶器足、釉陶片、筒瓦、磨形石器等,城址内曾出土绳纹灰陶鬲足、夹砂绳纹红陶罐、夹砂绿釉陶残器、黄釉陶残器及蚁鼻钱、唐代钱币。”
    清乾隆《颍州府志》、道光《阜阳县志》均证唐代于此置信州,民国时期此城城垣、城壕遗迹尚可辨识。从文物调查资料看,旧志记载唐人利用古城废墟设置信州的说法还是可信的。如果不考虑汉代以后的遗存,顺河古城遗址内的确存在商周、春秋战国之际的大量遗物。然而,要确认此城系春秋胡国之都并非如此简单,认证一处古方国都城遗址,除文献记载的线索与明确的城垣、城壕、城门之类遗迹外,至少还要有与之关联的宫殿区、居民区、作坊区、墓葬区等遗迹的存在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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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河古城遗址春秋墓葬出土的青铜簋

    1988年冬季,当地一村民在顺河古城遗址东南部清淤水塘,在塘底发现一土坑墓,墓中出土了春秋时期的鼎、簋等一组器物。此墓随葬的一组只有春秋贵族才配享有的高等级青铜器,本可作为胡国都城附近贵族墓葬区存在的物证,但因拘执于“孤证不立”之例规,多年来罕有论者将其与《水经注》所记的“胡城”——胡国之都联系起来。2014年12月下旬,上述墓葬的南侧毗邻处,又发现一处高等级的春秋贵族墓,出土了青铜鼎、簋、匜、盘等一组器物。两处春秋墓的墓向、形制雷同,出土器器型、纹饰特征相类。因此,可确认这是一处经人为选址规划的高等级春秋贵族墓葬区。这个墓地位于顺河古城近郊,显与春秋方国胡城的城市功能分区有密切关联。
    有鉴于这个重要发现,笔者2014年底曾尝试组织了一个由文物考古、地方史研究、历史地理研究专业人员组成的考察小组,对顺河古城遗址进行为期四天的专题调查论证,认为,把这个城址的早期遗存定性为胡国之都还是合适的。由于历史上黄泛泥沙的反复冲荡湮覆和人为破坏,凭地表踏查尚不能确认城内早期遗存的功能分区及其具体形构、方位。古城的平面形状,亦非过去认为的近似长方形,虽南侧、西侧城垣走向不易确认,但北侧、东侧的临水而筑的曲弧形城垣遗迹是显见的。其中,西北侧的圆弧形城垣抹角形构特征最为明显。在我们实际见到的春秋古城规模布局遗存中,此类不遵守传统“周制”、因地制宜构筑曲弧线城垣形制的例证很是常见。
春秋胡城 经历了一个扩张繁荣期

    较之于商代、西周时期规模不大的胡国都城,春秋之际的胡城则应经历了一个发展扩张的繁荣期,城市的防御功能也得到一定程度加强。这个变化,有着特定的文化背景与深刻的社会动因。
    春秋以来,我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个建城高潮期。列国诸侯逐渐突破传统礼制的限制,迫于自身发展与战争防御需要等原因,都城建筑规模越来越大,城墙加固越来越高,城市功能分区日趋复杂完善,郭城与宫城之间也不再完全遵循“居中型”、“环套式”布局。春秋中期以来,阜阳境内的胡国夹处于吴楚争霸的战争漩涡中,频受战争侵扰之苦。国家的安危、都城的安全防御,成为当时胡子国君考虑的首要问题,而不断修筑加固城墙、改善防御设施当是应对此类危机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之一。由此推证,此期的胡城应经历了一个不断增修加固、改造扩容的建设过程。建国后,文物部门几次调查顺河古城遗址所获取的数据中,地表所观察的面积为1.5平方公里的城址,显然不会是殷商、西周时期胡国都城应有的规模,却很可能是春秋晚期的胡城遗址在地表的残存景观。这个相对“庞大”的城址规模,或系春秋中晚期胡国都城增建扩容、加固加高史实的间证。
胡城为何建于两河之间的台地上

    胡国之都——胡城构筑于今顺河古城遗址一带,是充分考虑了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交通地理等诸多因素后的绝佳选择,因为这一地域范围内,没有哪个地方较顺河古城的位置更适合于营造方国都城:
    1、都城夹处于颍水与泉河两水系之间的高台地上,形成三面临水的独特地理景观,既可得水之利(漕运)、又可避免水患袭扰。目前发现的先秦城址,几乎无一例外都选址在河流转弯处或两河交汇处的台地上,这样既有河流最大限度地“绕城”而过,但河水的流量又不会太大,从而保障了城中居民方便用水、又不致遭受水患侵袭。阜阳胡城的选址建设,应该是充分考虑了城市对水的需求。
    2、都城临河而建,是利用水系作为天然屏障以保障都城的安全,进而使该城安全防御功能大大加强。在春秋战争频繁的大背景下,利用河流“天堑”增强城市的防御功能是现实生存之需。
    3、古城构筑于台地之上,调查表明这个台地有早于殷商时期的文化遗存,表明此前已有人类族群在台地上生存聚居,而台地周围广川无际,土壤丰饶,既有沿河避涝排水的优势,又得农耕灌溉之利,确系古人长期定居、繁衍生息的理想场所。凡此表明,胡国建都于此,有必要的社会经济基础。
唐代以后 为何出现胡城地望之争

    关于胡城地望之争,唐宋以前的文献中没有提及。唐代以后,关于阜阳境内胡城遗址的位置有了多种说法。如《路史·国名纪》:“胡,子爵,楚灭之,姬姓也,今颍治汝阴西北二里有胡故城。”宋金时期的汝阴城在今阜阳城的位置,显然上引“今颍治汝阴西北二里有胡故城”中的“胡故城”,不是前文提及的顺河古城,而是指现在的柴禾场遗址一带。又《读史方舆纪要》颍州“汝阴废县”及“胡城”条:“胡城,在州西北二里,春秋时胡国城也”;《春秋大事表》卷5说:“今江南颍州府西北二里有胡城”。其实,柴禾场遗址为秦汝阴城故城的说法早在《水经注》里就已明确记载。近人不提顺河古城遗址而另指柴禾场一带为胡城的缘由,或与顺河古城遗址唐代以来破坏严重、地表景观特征不再显露有关。
    近世有关古胡城地望之争,亦不排除与春秋以来胡国都城附近存在“离宫”、“别馆”、“苑囿”的建筑景观有关。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都在都城之外修建有离宫别馆及苑囿。如:晋都新田城外、楚国郢城之外、秦都雍城与咸阳附近等均有此类高大建筑。这些巍峨高大的华丽建筑,皆分布在都城近郊的风景秀丽之地,以利于诸侯贵族在此休闲娱乐、处理朝政,阜阳境内的春秋胡国自然亦不会例外。今市开发区黄庄社区附近的清古堆遗址,经1994年清理发掘就证明是一处此类性质的宫殿建筑遗存。阜城西北柴禾场一带,2003年11月瑶海大市场挖排水沟管道时,在一处旧称为“胡台子”的地方,也发现了一大批春秋时期的大型建筑构件及陶器遗物,此类只有大型宫殿才会使用的建筑构件的出土,表明本地春秋时期的确有宫殿建筑存在。而春秋之际有资格有能力构筑此类高大宫殿建筑者,恐怕只能是胡国国君所为,因而它应该就是春秋胡国的另一处“离宫”、“别馆”、“苑囿”所在。这个“离宫”选建在西湖景区岸边,亦符合王公贵族休闲娱乐之需,故而它并非胡君随意所为。


——— 胡氏资讯(zhhusw)微信公众平台2016年10月24日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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