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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宁生 2017-01-23 01:22

从坑西村走出的南宋名臣胡纮

来源:庆元古村之友(2017年1月22日)
文:吴少云
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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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坑西村位于庆元城北,紧邻庆元城区,全村总面积9.2平方公里,其中山林面积15094亩,耕地面积1110亩。共有农户431户,总人口1293人。坑西溪自北向南横穿村庄,全村1000多人口一分为二分别居住在坑西溪两侧,依山傍水,风景秀丽。村民勤劳俭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自给自足,默默无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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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纮

    胡纮(约1137~1204年),字应期,庆元县松源镇坑西村人。自幼颖悟好学,博学强记,才华出众。旧县志载:“家贫无置书钱,有贩者求售,读遍还之即不忘”。

    然而,坑西这个默默无闻的村庄,却在去年春夏之交时节,一夜之间名传千里。
    2014年3月,在庆元县成人职业技术学校的建设工地上,正在施工的挖掘机意外地挖出了一座古墓穴。经过省考古专家的技术支援,并通过判读墓志铭的内容,庆元县文广新局确认被挖的古墓是胡紘的墓穴。经过考证,所出土文物,其中一件梅瓶以及象形纽盖罐为国家一级文物。其余还有1件国家二级文物、1件国家三级文物、1件一般文物,为浙江省2014年最大考古发现,也是丽水市古墓考古挖掘价值最大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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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胡紘墓葬的发现,经文物工作者抢救性发掘,胡紘,这位几近被中国历史长河淹没的一代名臣,也终于揭开了神秘的面纱。
    胡紘(约1137~1204年),字应期,生于龙泉县松源乡双股岭下(今庆元县松源街道坑西村)。他自幼博学强记,才华出众。宋隆兴元年(1163年)中进士,深得朝廷大臣京镗器重。绍熙五年(1194年)由京镗荐监都进奏院,迁司农寺主簿、秘书郎。因追随韩侂胄得以进升,任监察御史、吏部侍郎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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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紘对庆元最大的历史贡献,是胡紘在庆元置县中,曾亲具奏章极力请命。旧志载:“时冬官二卿胡公紘,松源人也,为丞相京祈公所推重,首言建邑便,祈公深然之,冬十一诏可:赐名庆元”。庆元三年(1197年),因庆元离县治龙泉太远,殊多不便,民众请求建县,州县奏表于朝,纮亦具奏章极力支持,同年十一月,宁宗诏准,并以年号赐“庆元”为县名。这是一件极不容易办成的事情。可以想象,如果没有胡纮在朝上周旋争取,尽管有“离县治龙泉太远、殊多不便”之实,“民众请求建县、州县奏表于朝”之请,但要让皇帝大人下旨,让一个偏远的小地方另起炉灶,建立县治,简直比登天还难。因为,多个县治多群官,吃皇粮的人就多起来,奉禄就多起来,算这样的账,皇帝肯定是非常精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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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紘是个性情耿直的人,想说的话,直言不讳。1200年,他因“坐同知贡举、考宏词不当而罢”,实为直言求真,因言落职归故里。但奉祠命,无职而享受奉朝庭薪祠禄。看来,这个爱说直话的人,皇帝不太喜欢。但怎么说胡紘也是个人才,皇帝不太喜欢也不能一棍子打死,眼不见心里净,离远点吧。发给你奉禄,让你回老家养老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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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紘就是胡紘,皇帝离开他,用官也用不转了。1201年,皇帝重新起用胡紘,派他到重庆奉节、安徽和县任职,又转任从五品的朝散大夫,后出吏广东经略史。1202年,还让胡紘挂帅平定傜民暴乱,立新功回到朝庭,升任华文阁待制。后来学禁渐弛,原政见相佐者比较得势,受排挤,自知与政治生态时事有失落,政争纷扰,不相合拍,于是急流勇退,反复请辞后于1203年10月提前告老还乡(规定须70岁,胡紘时年66岁)。1204年10月,胡紘因病卒于家中,宁宗皇帝御赐墓葬十八穴,享受侍郎致仕荫恩待遇。

    按照胡紘的官职和声望,胡紘在庆元或更大范围应该是个赫赫有名的人物。但很长一段时间,胡紘的名声却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因为“庆元党禁”事件,史料对他给予了莫名的不公与误读。这还得从“庆元党禁”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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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宋隆兴元年(1163年),胡紘登进士后,得到刑部尚书京镗举荐,任都进奏院司农寺主簿、秘书等职。绍熙五年(1194年)宋宁宗庆元年间韩侂胄打击政敌的政治事件。绍熙末,宋宁宗赵扩由赵汝愚和韩侂胄拥立为帝。赵汝愚出身皇族,韩侂胄是外戚。赵汝愚为相,收揽名士,想有一番作为。朱熹是当时著名学者,被召入经筵,为皇帝讲书。韩侂胄与赵汝愚不和,图谋排斥赵汝愚,先后起用京镗、何澹、刘德秀、胡紘等人。韩侂胄当政,斥朱熹道学为“伪学”。禁毁理学家的“语录”一类书籍,科举考试稍涉义理之学者,一律不予录取。庆元三年,将赵汝愚﹑朱熹一派及其同情者定为“逆党”,开列“伪学逆党”党籍,凡五十九人,包括周必大等。名列党籍者受到程度不等的处罚,凡与他们有关系的人,也都不许担任官职或参加科举考试,史称“庆元党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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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戚知阁门事韩侂胄自持议立宁宗有功,排斥上丞相赵汝愚与侍讲朱熹,利用胡紘与朱熹有宿怨,命时为监察御史的胡紘其起草奏章,弹劾赵汝愚“唱引妫徒、谋为不轨、乘龙授鼎,假梦为符。”初,汝愚尝梦孝宗授以汤鼎,背负白龙升天,后翼宁宗以素服登大宝,盖其验也;斥朱熹为“伪学罪首”,兴起“庆元党禁”。当时满朝言官,无人敢劾朱子。胡紘正要上疏弹劾朱熹,圣旨下来,胡紘官升太常少卿。当时不在其位是不得言其政的,于是他把奏疏交给升为监察御史的沈继祖,由沈上疏,斥朱熹“六宗罪”。
    第一大罪,不孝。建宁米最好,而朱子却不让母亲吃,只让她吃粮仓中的陈米,是为不孝;第二大罪,不敬于君。数次辞召不仕,或以有病,或以他事推辞;第三大罪,不忠于国。孝宗死,有人说应葬于会稽,朱子却说应改卜他处;第四大罪,玩侮朝廷。“从恩例封赠其父母,奏荐其子弟……乃忽上章力为辞免……此而可忍,孰不可忍”;第五大罪,怨望之罪。朱子诗中有“除是人间别有天”之句,(大字报说是“和储用之诗”实际是《武夷九曲》诗)且“犹为死党,不畏人言”;第六大罪,害于风教。建阳县士人为朱子造塑像,运送过程中倒塌摔坏,致“观者惊叹”(见《四朝闻见录》卷四“庆元党”条,上海古籍《宋元笔记小说大观》4964至4966页)。

    后来胡紘连升起居舍人、工部、礼部及吏部侍郎等要职。然而,封建帝皇时代,历史总是按照统治者的意志被改写。自从宋朝理宗皇帝把死了几十年的朱熹赐予太师,封信国公,请入孔庙祭祀后,胡紘因弹奏过朱熹,自然就被摆到了朱熹的对立面,胡紘被“诬陷”、误读、淡忘就不足为奇了。

    无论胡紘与朱熹之争当时赋予了多少政治色彩,但在今天看来,胡朱之争,实质上是一场学术之争,只是被别有用心的政客们利用了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说,胡朱二人谁对谁错,但且留给史学家们去评判。作为庆元人,我们该永远铭记的,还是胡紘为庆元建县立下的汗马功劳,以及他求真务实、胸怀坦荡、爱乡爱民的情怀。当然,我们也应该记住胡紘故里——坑西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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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摘自《庆元古村故事》
    资料提供:胡显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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