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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宁生 2017-04-14 10:14

胡乔木之女胡木英口述:沁园春.雪不是父亲写的

父亲给主席当秘书
口述:胡木英 撰文:周海滨

胡木英(资料图)

    1992年9月28日,中共著名政治理论、被誉为党内“四大笔杆子”之首的胡乔木与世长辞,享年80岁。而就在这年的7月份,他在病床上还对陪伴了他50余年的老伴谷羽说:“我要活到九十岁”。
    胡乔木29岁到毛泽东身边任秘书,从领袖助手到“党内一支笔”,再到“新闻大管家”,他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宦海沉浮?除了新华社的千字文简历,外界所知甚少。
    2009年11月10日,胡乔木长女胡木英(国家工商总局原副局长),在北京万寿路中直机关的住宅楼里,接受笔者专访,给我们还原出一个历史上活生生的胡乔木。
中南海生活,坐在澡盆里写党史

    8岁那年,我跟着父亲进了中南海。那时我一年级还未读完,便随学校来到了北平。在平山县西柏坡上的育英学校,进城后改名为中直育英学校。学生主要是中央领导和部分中直机关干部职工的子女。那个时候学校里头大家都不知彼此的父母是谁,老师也不让大家问,大家也没这个习惯问,谁的父母官大官小,这些概念都不存在,大家都是平等的,都是革命的后代。
    我们家在中南海春藕斋西边的静谷,进入静谷门内左手那排房子,三间厢房,包括了父亲的办公室和全家住处。同住这里的,还有由父亲推荐当了毛泽东秘书的田家英。中共中央宣传部有一部分人,当时也在静谷内办公。在中南海里面居住的人绝大多数都和父亲认识,但与父亲交往比较多的是凯丰、林默涵、张际春等人,他们都在中央宣传部任职。
    当时我在育英小学寄宿,两周回一次家,周六下午才能回家,至周日黄昏前返校。父亲工作忙,我们见面很少,见面时间最多是在饭桌上。1951年他因为胃溃疡做了手术,养病期间、节假日,我们就陪他散步划船。
    但是,我见到主席的机会大大减少了。在延安枣园,主席经常出来散散步,看见小孩都要招呼一下子。孩子们也老在一起玩,各家乱窜没有顾忌。上学后懂一点事,各自忙着学习,就不乱窜了。
    父亲的名著《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被称为党史中的《史记》。这是在1951年6月,在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前夕,父亲为中央领导写的一篇讲话稿,讲述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取得胜利的文章。记得天气非常热,父亲坐在放满凉水的澡盆里,趴在一块木板上写,由于他对党的30年的历史非常熟稔,这篇长文他不到一个星期就写成了。
    主席看了十分满意,说不要作为中央领导人的讲话稿了,就以‘胡乔木’署名发表。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用个人名义发表,并不是父亲自己要逞英雄,完全是毛主席决定的。
    1951年6月22日,《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新华社全文转发,全国各地报纸也全文刊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另外,人民出版社还印行了单行本。此书再版多次,每次再版父亲还要“精雕细刻”一下。
江青发难,祸起一次超车

    有一次,我陪父亲乘车外出,返回中南海后司机直接送我们回家。这时,前方有个穿裙子的中年女子正在汽车道上漫步。司机感觉行车间距够用,没有减速就直接开了过去。轿车从身边掠过那一刻,她吓了一下,非常不满地向车里瞥了一眼。我也吓了一跳,她是江青。
    父亲当即批评司机说:“你完全可以放慢一点速度嘛,回家又不是赶什么急事。哪怕跟在她后面慢慢走,也用不着这么超过,惊吓着她。”
    那是一位老司机,父亲从未如此严肃地批评过他。父亲和江青打过许多年的交道,了解她的性格脾气,担心会节外生枝。但“文革”伊始,还真是江青首先向我父亲发难。她发难的理由就是父亲让主席改诗。
    1961年到1966年,父亲神经衰弱很厉害,失眠很厉害,写不了东西,就休养。父亲修养时开始写诗词。他喜欢唐诗三百首,古诗看了很多,休养期间也有时间、精力,于是开始写诗。因为主席对诗词很有研究,就寄给了主席看,写了16首之后,毛主席批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发表后人们觉得他还挺能写诗的,他的诗多是古诗形式,也试着写了几首新诗。
    父亲写完诗当然想请诗作高手毛泽东改。毛泽东也很乐意改父亲的诗,改得很仔细,有的诗甚至每句都有改动。然而,江青对此甚为恼火。在1966年7月中央文革小组的一次会议上,江青指斥父亲:“你的诗词主席费的心血太多,是给主席找麻烦,简直是主席的再创作。以后不许再送诗词给主席,干扰他的工作。”我记得父亲从这之后就没再写诗了,到1980年代后期写了一些,但也比原来少多了。
    有人说《沁园春·雪》是父亲写的,其实这是个误解。父亲没参加过长征,壮丽景观没经历过,这不是凭想象就能写出来的,而且按照父亲的性格,他也写不出主席那样的气魄。
韶山调查大饥荒,上书解散公共食堂

    1961年父亲两度到湖南调查,深入到了毛泽东的老家韶山,如实地向毛主席反映了农村人民公社存在的严重问题。这时我已经被中国科技大学录取。在大学读了一个学期后,我因病休学了。于是,我跟着父亲在湖南考察了近两个月,目睹了父亲另外一次批评人。
    那是在湘潭县,我从农家搞完调查出来,看到一位从宁乡县讨饭到湘潭的姑娘。她那时17岁了,可皮包骨头、身材矮小,看上去也就10岁左右。我刚调查的那家农户,拿出一碗饭菜给姑娘,她马上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
    我问了姑娘才知道她父母都死于饥荒,已经是孤儿。在当地靠捡野菜充饥,可大队干部不允许,不仅殴打她,还踢坏了菜篮,当地呆不下去,她就逃出来讨饭。说完,姑娘就走了,谁也不知道她还能活多久。
    我回去后向父亲谈起这件事,父亲责怪我没处理好这件事,没帮姑娘找个安身的地方。只了解了问题,没有解决问题。在这之后不久,父亲听到调查组关于湘乡县也有饿死人的事,而且比原以为情况比较严重的宁乡县更甚,干部却不敢向上反映情况汇报。他立即改变自己的工作计划,亲自到湘乡去做调查。县里的领导向父亲汇报时,还敷衍说不知有死人的情况。父亲发火了。
    当晚,父亲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毛泽东看了父亲的信,4月15日将此信批转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主席采纳他和其他同志的意见,在农业六十条中,把办公共食堂这一条实际上取消了。至1961年4月21日,韶山公社的食堂几乎全部解散。
文革前夕,主席关照“多看少说”

    1959年庐山会议,父亲赞成“成绩讲够,问题讲透,前途光明”的指导思想,对印发彭德怀同志的信,把会议的方向根本改变并不赞同。后期要他起草决议,他不赞成把彭德怀等同志的问题说成是反党集团。
    在父亲那个位置上,有许多事情确实也很难办。庐山会议后期,刘少奇同他有个谈话,意思是还要写一个反对‘左’的文件。他在当时的空气下,不敢去跟主席说。武昌会议要公布粮食生产数字。这个数字水分较大,陈云主张不公布,要他转告主席,他也不敢去跟主席说。三年困难时期,‘左’倾的毛病暴露无遗。毛主席怪父亲:为什么不向我报告。父亲受批评后,有点想不通,加之长期劳累,身体本来就弱,结果他的神经衰弱症越来越重,只能长期休养了。
    1961年6月17日,父亲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要求长期病休。毛泽东在阅过父亲请病假函后,很快复信:“你须长期休养,不讲时日,以愈为度。曹操诗云:盈缩之期,不独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你似以迁地疗养为宜,随气候转移,从事游山玩水,专看闲书,不看正书,也不管时事","作一、二、三年休养打算"。"如你转地疗养,谷宜随去。”
    父亲的患病和他的特殊工作状态有关。毛主席喜欢晚上工作,有些事想起来了,就一个电话把父亲召去。特别是后来,父亲神经衰弱,睡眠要靠安眠药,有时刚吃下安眠药,主席电话来了,又得把父亲弄醒。到主席那里常常是一谈两三个小时,谈完回来,却再也无法入睡了。
    父亲从此离开了党内的理论核心,因而也就未参与文革前的一系列重大政策文件的起草和制定等工作。1966年6月父亲从杭州回来,匆匆忙忙的跟主席见了最后一面,主席让他到北京后“多看、少说”。毛泽东知道,父亲是个“一介书生”,一旦说出不合时宜的话,结果定然惹火烧身。
上门探视,毛泽东找不着门

    1967年1月17日上午十时多,北京邮电学院红卫兵们来到家里,把父亲押上一辆敞篷大卡车,在凛冽的寒风中,在高音喇叭不断呼喊“打倒胡乔木”口号声中,来了一次街批。 那时候我弟弟在北京邮电学院,北京邮电学院的党委书记夫妻两个跟我父母很熟,两家往来挺多的,父亲到邮电学院看看大字报,说了一些话,本来就是一般的谈话,没想到在文革中被人揪成辫子,打成‘保皇派’”。
    北京邮电学院的造反派就开始揪斗、抄家,家里的藏书被造反派拉走一部分。邮电学院开了个头,之后造反派开批斗会,只要跟父亲沾着边的,就都拉着他去。持续的肉体和精神折磨,到1967年的“五一”节才峰回路转。这一天,毛泽东突然提出要去看望父亲,虽然没有看成,但是红卫兵们也不敢去搞批斗了。
    据说,毛泽东见到我家墙上贴着北京邮电学院红卫兵所贴“打倒胡乔木”的大字标语,知道父亲住在这里。“五一”看烟火,主席路过南长街来我家,之前汪东兴先来看路线和周围环境。那天晚上全家很兴奋地等着主席来,结果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团副团长张耀祠陪着主席,到一个常年不开的门前面按铃,最终就错过了。
    我家有两扇大门:朝东的大门,是原先大使馆用的。自从搬进去之后,东大门一直紧闭着,从未启用。平时进出,走胡同朝北的大门。
    张耀祠敲了一阵子,四周许多人跑过来,围观毛泽东主席。张耀祠见无人开门,加上围观者迅速增加,毛泽东只得吩咐开车。
    总理抓住这个机会,让中办下了个文,说以后不准揪斗胡乔木了,有问题在家里提问。要没有这一下子,父亲可能就不行了,他本来身体就不好。
    因为周总理的批文,1967年5月后,他没再挨斗,但是也不能出去,只能在家里赋闲,看看书,别的事情也做不了。那期间他又系统地看了一遍马列、资本论。文革结束后,父亲说,“这几年我被冷藏起来了。
最后的文字,给巴金祝寿

    父亲给我们姐弟三个取名:胜利、幸福、和平。我的名字意思是希望共产党苏联能够胜利。弟弟是1944年出生的,当时大生产运动见成效了,能够自力更生,丰衣足食,比前几年好多了,就叫幸福。小弟弟是1950年解放后生的,当时有一个亚洲太平洋地区和平会议,毕加索还画了和平鸽。
    改名是我自己提出来的。我1960年上大学,觉得再叫胜利不太好听,是小孩名,就从父亲母亲的名字各取一个字,父亲胡乔木取一个“木”字,母亲李桂英取一个“英”字。
    弟弟改名的时候,父亲就让他跟着我改,就叫胡石英。
    父亲的名字是胡鼎新,但乔木的笔名他很早就用了。跟母亲结婚,让母亲从李桂英改成谷羽,“谷羽”源于诗经“出自幽谷,迁于乔木”,山谷中的小鸟迁于乔木,和父亲很配,特别有诗意。
    父亲总趴在办公桌前,写呀、写呀……他一生到底写了多少文字,恐怕无法计算出来了。从我刚有记忆,在延安的窑洞里,父亲穿着厚厚大大的灰色棉衣,坐在小方桌的煤油灯下写;进北京城后,他坐在长方形办公桌的座灯前写;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还要人扶他半靠着坐起,伏在我们支在他面前的玻璃板上,颤颤抖抖地写——那是向巴金祝寿的贺电,虽然记错了日期。
    因为职业习惯,他看见文字的东西都要停下来看一下,我们离中山公园很近,对公园里的说明牌子,他都要仔细看,看见有标点或字词不合适,他就给公园里的人提出来。
    文革期间,我和父亲分开了很长时间,父亲一个人在家,我们每次回家,都能强烈地感觉到他喜悦的心情。他虽然嘴上不说,神态、语气都显得很高兴。我们心里清楚,他受了很多苦,很寂寞、很孤独,但父亲从没在孩子面前表露过。我帮他换床单、洗衣服……收拾收拾,父亲会说“这才像家啊!”
    (周海滨,口述史专栏作家,著有《家国光影——12位开国元勋后人讲述往事与现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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