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子昭在明初靖难忠臣里并不算最有名的，毕竟他前面还有他的老师方孝儒和黄子澄、铁铉等官阶比他大、事迹比他惨烈的。但一路考究下来，居然还是发现了很多与胡子昭有关的历史遗迹，其中就包含了不少他的祠堂建筑。
在中国古代，传统的中国文化把祖先看得很重，祖先崇拜思想可以算是一种中国式的宗教。由此，祭祀便成为中国人在社会生活中最多的活动之一。而祭祀的场所——祠堂也就成了中国传统建筑中非常重要的一类。对于一般的老百姓建的祭奉本姓祖先的祠堂叫宗祠；纪念先贤的祠堂为公祠或就叫先贤祠，以官府所立为多；封侯或做过皇帝的姓氏则在明清以后被专以名之为家庙。此外，还有祭祀鬼神的神祠。
圣贤崇拜是中国古代人们宗教信仰中又一种重要的表现形式。圣贤崇拜的对象不是完全虚构出神灵，而是有一定传说根据或者实有的人物。这些人物有的因为政绩显著、为官清廉、英勇抗战、为国捐躯等原因而受到人们的崇拜；有的则是因为恪守忠孝、品德高尚、才华横溢、心灵手巧等原因而受到人们的敬仰。他们去世以后，大都被人们神化为半人半仙式的圣贤人物。《礼记·祭法》云：“夫圣王之制祭祀也，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为了能够长期瞻仰圣贤们的光辉形象、弘扬圣贤们的崇高品德，人们选择了一些山清水秀、风景优美的处所建立了各种形式的祭祀和纪念场所，这种场所就是所谓的先贤祠。胡子昭的祠堂多是此类。
笔者所找到最早的纪念胡子昭的先贤祠是明朝中叶建于山东济南一条小巷里的七忠祠。这个祠堂里供奉的是包括胡子昭在内的在靖难之役里死难的七位忠臣义士。这七位义士中既有高官，也有低级官员（如王省，济阳县教谕，大概相当于学校里的教导主任，顶多算是县级的教育局长吧，可能九品官也算不上），但其事迹皆可歌可泣。这个小小的祠堂从现存的图片看来不象祠堂，倒象一个民居四合院，而且是很小的那种。我分析，可能当时对这桩公案朝廷还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说法，祭祀七忠臣的活动还是非法的，所以该祠堂应该是私人冒着风险所建，而官府不过是睁只眼闭只眼，未予追究。（说实话明朝时有东厂这样有名的特务组织，对这种的祭祀活动肯定不会不知道，只是没采取行动而已）
实际上在朝庭正式为靖难忠臣平反之前，明政府就有不少的放宽政策的行动，这些活动在一定程度上纵容和鼓励了民间的纪念活动。包括朱棣本人，虽因政见不同而大开杀戒，但私下里也曾表达过对建文忠臣的钦佩之情。朱棣死后，其长子明仁宗朱高炽在位虽只有一年，就释放了建文帝的儿子建庶人，赦免很多建文的旧臣及其家属，特别是当时非常残忍的政策：被流放的家属除一人继续流放外全部放归原籍；被没入教坊为妓的女眷被全部放回(胡子昭之女胡银瓶也因此能带着胡子昭的骸骨归老荣县东川沟）。虽然这只算是对前朝过于严厉和不人道的做法的一点点纠正，距从政治上平反还远得很，却也给了人们一点想象空间。我也见到过当时纪念胡子昭的文章和诗词传世，也没有受到过追究。
万历时，距朱棣篡位已经一百二十多年了，皇帝这把龙椅，当年是骗来的，是抢来的还是合法继承来的，已经不重要了，时间让不合法变成了合法。出于对当时并不太平的政局的考虑，万历帝正式为建文死难忠臣平反，下诏为“靖难”中为建文帝尽忠而惨死的诸臣建庙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