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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亲提供]考证：阜阳胡子国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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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使用道具 楼主  发表于: 2017-11-05
这件和阜阳有关的青铜器，却在日本的博物馆里
来源：今日头条（2017年10月24日） 作者：浮一小白

母戊大方鼎（图片来自头条正版图片库）

    在中国的古代文物里，青铜器是一个重要的文物种类，被称作“国之重器”。这些“重器”里最著名的后母戊大方鼎，重量足足有832公斤还多。2011年之前，后母戊大方鼎被叫做司母戊大方鼎，因为是已经发现的最大的青铜器，所以常年屹立在中小学历史书的彩图部分。

兮甲盘（图片来自头条正版图片库）

    能被成为“国之重器”，当然不仅仅是体重大，还因为青铜器上的铭文都是最古老的汉字，被成为“金文”。没有印刷术之前，写在纸张、竹木、锦帛上的文字很难长时间保存，但是青铜器上的“金文”却能经历漫长的历史岁月，向人们传递遥远古代的历史信息。2017年7月，铭刻着133个铭文的兮甲盘足足拍卖了1.85亿元，平均一个字高达139万元！

龙虎尊（图片来自头条正版图片库）

    阜阳有着悠久的历史，曾经出土过“龙虎尊”这样的国宝级青铜器，遗憾的是“龙虎尊”没有铭文，无法从中了解更多的阜阳古代历史信息。好在经过千百年来的自然变迁和考古盗墓等各种活动，仍然出土了不少铭刻着阜阳信息的青铜器，其中一件名叫“彔簋（读作：guǐ）”的青铜器，在器盖和器身上铭刻着相同的铭文，各有32个字。铭文的第一句是“伯雍父来自胡”，其中的“胡”，就是指西周时期位于阜阳境内的胡子国。

彔簋

    “彔簋”这件青铜器，最初被清代金石学家陈介祺收藏记录，据说是从别处购买而来，所以出土的时间和地点已经无法追查。根据考证，“彔簋”铭文记录的“伯雍父来自胡，蔑彔历，赐赤金……”说的是，西周周穆王时期的军事将领伯雍父，从胡这个地方回到驻地后，对他的属下彔进行奖励，赏赐了赤金（青铜），感到万分荣幸的“彔”就把得到的青铜铸造成“彔簋”并且铭文记录。

泉屋博古馆（图片来自网络）

    1884年，陈介祺去世后，“彔簋”几经辗转，落入热衷中国文物的日本人手中，并被运送到日本。1960年，位于日本京都的泉屋博古馆对外开放，馆藏囊括了日本豪门住友家族收藏的中国文物，立即成为海外展示中国青铜器的重镇，携带着胡子国铭文信息的“彔簋”也出现在泉屋博古馆的藏品名单中。由于并没有作为主要展品布展，现在甚至很难找到一张“彔簋”的彩色图片，阜阳人暂时只能从黑白图片和以下的的文字描述中，感受一下这件和我们有缘的青铜器了。
    彔簋小资料：
    时代：西周中期，大约周穆王时期
    尺寸：高度18.3厘米，口径18.9厘米
    重量：约3.4公斤
    纹饰：侈口束颈，双耳作鸟形，盖隆起，上有圈状手。盖沿和器颈均饰云雷纹，颈部前后增饰浮雕牺首。
    铭文：伯雍父来自胡，蔑彔历，赐赤金，对扬伯休，用作文祖辛公宝鼎簋，其子子孙孙永宝。
    信息提供：胡永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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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2017-11-05
流失日本的青铜器，竟源自阜阳胡子国的赏赐
来源：今日头条（2017年10月25日） 作者：浮一小白

泉屋博古馆（图片来自网络）

    青铜器是中国古代文物的瑰宝，很多国外的博物馆，都把收藏、展览中国古代青铜器，作为展馆的硬实力。著名的有美国弗利尔-赛克勒美术馆、英国大英博物馆、法国吉美博物馆和日本泉屋博古馆等，不但收藏了很多中国青铜器，还辑录出版了相关图书，比如日本住友家族主持编纂的《泉屋清赏》系列图书，对中国青铜器就有很深入的研究。在《泉屋清赏》系列图书里，有一件编号3.105名为“禹甗（读作：yǎn）”的青铜器，它和阜阳古代的胡子国还有一段渊源。

禹甗

    这件名叫“禹甗”的青铜器大概铸造于周穆王时代（公元前976-前922，时间取夏商周断代工程版本），内壁铸有铭文38字，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惟六月既死霸丙寅，师雍父戍在古师，禹从师雍父？（此字未识别）事，禹事于胡侯，侯蔑禹历，赐禹金，用做旅甗。”大概说的是，“六月最后一周的时候，师雍父（西周将领）驻扎在古师，禹是师雍父的属下，按照师雍父的命令出使联络胡国，胡国国君奖励了禹，赐给他青铜，禹用受赐的青铜制作了甗。”
    通过这些铭文不难看出，在西周穆王时期，胡国与西周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并与周王室的军队有直接的联系。更引人深思的是，这件“禹甗”出土在山东黄县莱阴（今属烟台），是否说明当时位于陕西的周、位于皖北阜阳和胡、还有位于山东的诸侯之间有更加密切的联系呢？随着学者们对有关青铜器的研究，发现这种推测绝不是毫无依据的。

禹甗拓片

    “禹甗”于清代光绪二十二年（1896）出土，最初由当时著名的金石收藏家丁树桢收藏，后来辗转流入日本兵库县豪门住友家族，现在存于日本京都的泉屋博古馆。因为并没有作为主要展品布展，所以现在难以找到一张“禹甗”的彩色图片，阜阳人只能从黑白图片和铭文释读中，去推测那个久远的胡子国的事迹了。

甗的分解，左图是甑，底部有孔透过蒸汽；右图是鬲，下面可以架火加热

    器具介绍：甗原本是厨具，后也作为礼器。造型分上下两部分。上部用以盛放食物，称为甑（zèng），甑底是镂空的箅（bì）用于蒸汽通过，下部是鬲（lì）用来煮水，高足间可烧火加热。
    禹甗小资料：
    时代：西周大约周穆王时期
    尺寸：高度40.6厘米，口径27.6厘米
    重量：约5.2公斤
    纹饰：本器为连体甗，侈口束腰，口沿上有一对立耳。腰内有箅，箅上有五个十字形镂孔。颈饰两道玄纹，鬲腹饰牛角兽面纹。
    信息提供：胡永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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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板凳  发表于: 2017-11-05
阜阳——古胡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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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地板  发表于: 2017-11-05
认准这个字，胡子国在不在阜阳就定了
来源：今日头条（2017年10月27日） 作者：浮一小白

h_u_hú

    阜阳人爱显摆，常说早在两千多年前，《春秋》和《左传》上就有关于胡子国的记载，咱大阜阳的历史可悠久了。事实上，这个说法并不像看上去那么靠谱，《春秋》、《左传》上的确有关于胡国（胡子国）的记载，但是《春秋》、《左传》上说胡子国在阜阳这片地界了吗？直到今天，关于胡子国在阜阳的说法仍然受到多方面的质疑与挑战。

《四库全书》里收录的《春秋地理考实》采纳胡国阜阳说

    正如上一期帖子所说，现代汉语所能看到的“胡”这个字，出现的年代较晚，基本不会早于战国时期。这就意味着阜阳人口耳相传的这个胡子国，当它出现在春秋时期甚至更早的西周时期，绝不可能以一个战国时才出现的“胡”字来命名。在“胡”字出现之前，一定还有一个别的什么文字或者符号，用来指称阜阳这块土地上最早建立的文明。找到这个字，认准这个字，是确定胡子国在不在阜阳的关键。

杜预骑马射箭不好，打仗很好，做学问更好

    关于胡子国在阜阳，较早且较为权威的说法来自杜预。杜预不是阜阳地域人氏，甚至不是一个纯粹的学者，作为三国时期曹魏一方的军政官员，他屡屡出任要职，到西晋攻灭东吴一战，杜预任镇南大将军，对统一战争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虽然身担军事要职，但是杜预连马都不会骑，胜在足智多谋，斗志不斗勇。事实证明，这么聪明的脑袋用在学问上也是非常了得，杜预所著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广为流传，列于《十三经注疏》，成为上千年来研读《春秋》《左传》的必读书。在杜预的注释中，春秋时期的胡国就是汝阴县西北胡城，就位于今天的阜阳。

乾隆颍州府志

    后来，又逐渐出现了胡子国位于河南郾城等其他说法，但是杜预的汝阴胡国说一直占绝着主流，清代乾隆年间编纂颍州府志时，采用的也是杜预的说法。然而进入二十世纪后，随着历史学方法论的更新，单凭文献记载的旧方法受到了怀疑。著名学者王国维提出“两重证据法”，不但要求存世文献等“纸上材料”，还要求有考古发掘的“地下新材料”，两相印证才能予以认定。也就是说，如果阜阳人想证明胡子国就在阜阳，那么不但要凭杜预的权威注释以德服人，还要拿出文物证据以理服人。

青铜器铭文上的h_u_hú

    胡国不像齐楚秦晋这些泱泱大国，有丰富的文献记载和知名历史遗迹，经过两千多年的岁月磨洗，与胡国有关的文献已是难得一见，遗迹更是无处寻觅。然而命运又是眷顾胡国的，随着一代代学者特别是清代学者对金石学研究的深入，随着众多青铜器具的出土和金文训诂知识的传播，也随着西方文字学研究方法的传入，到了20世纪30年代时，一个早在宋代就被发现，多方研究仍未定论的金文字符重新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孙诒让、郭沫若、唐兰、柯昌济等学者纷纷对其研究，几经交流，几经争鸣，终于在1936年7月，由唐兰完成了题为《周王“害夫”（左害右夫）钟考》的论文，发表在《故宫博物院年刊》上。这篇论文基本判定青铜器铭文上屡屡见到的“害夫”（左害右夫），就是后来的“胡”字，这个结论得到了学界广泛的认同和采用，从那时候起，春秋胡子国在阜阳的论断就有了文献与文物上的双重支撑，更加广泛传播并深入人心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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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4楼 发表于: 2017-11-05
虽然他是差评国王，却给阜阳帮了一个大忙
来源：今日头条（2017年10月29日） 作者：浮一小白

h---u---hú

    前一帖说了，文献记载的胡国存在于春秋时期，汉语中的“胡”字始见于战国时代，春秋战国之间，隔着少则数十年多则数百年的时间缺口，这是考证阜阳胡国不能回避的问题，也指明了阜阳胡国考据的关键，就是要找到那个在“胡”字出现之前，也读作“hú”的字。经过历代学者的努力，基本已经确认，“害夫（左害右夫）”字就是“胡”字出现前的“hú”，那么“害夫”字又是从何而来呢？

青铜器铭文中的h---u---hú

    青铜器上的“害夫”字由来已久，很早就被收藏家和学者注意并记录。宋代时，有人将其认作“王周（左王右周）”，清代更多认为是“舒”，郭沫若一度将其认定为“瑕”，直到唐兰综合考古学、文字学等多学科知识，把“害夫”认定为“胡”，才得到较为广泛的认可。这段学术研究的起源，还要从一件青铜器说起。

宗周钟（图片来自台湾故宫博物院网站）

    在清代宫廷中，曾经藏有一件铭文带有“害夫”字的青铜古钟，乾隆皇帝亲自参与编纂的《西清古鉴》中，将此钟称为“周宝钟”。随后，历经乾隆、嘉庆、道光三朝，横跨官学两界的阮元出现了。作为三朝元老，阮元先后担任了湖广总督、两广总督、云贵总督，但在治学方面也是毫不含糊，全面整合清代训诂学成就的《经籍纂诂》，就是由阮元主持编纂。经阮元考据研究，“周宝钟”被定名为宗周钟，至今仍然是台湾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之宝。

宗周钟铭文（图片来自台湾故宫博物院网站）

    宗周钟共有123字的铭文，记录着西周国王亲征平叛，接受东夷、南夷26个首领朝见的赫赫武功。但是在西周十余位国王中，这位在铭文中自称为“害夫”的周王究竟是谁，长期都没有定论。郭沫若一度认为是周昭王（名字：姬瑕），依据是周昭王在位时多次进行南征，但是这个推论与文献记载和其他物证难以吻合。20世纪三年代，学者唐兰从文字学入手，依托前代学者的相关研究，把“害夫”字认定为“胡”，从而判断宗周钟上的国王乃是周厉王（名字：姬胡）。此论一出，诸多青铜器上的“害夫”国与文献记载中的胡国顿时形成印证，并逐步受到广泛认可。

周厉王姬胡防民之口（图片来自网络）

    话说这位周厉王姬胡，后人对他的第一印象就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工作不出色，却又听不得批评，《史记》里记载道“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意思说老百姓见面连招呼都不敢打，使个眼色就算了。直到公元前841年，不堪忍受的国民发起“国人暴动”，把姬胡赶出了国都镐京。姬胡死后谥号厉王，和祖先们褒义满满的“文、武、成、康”相比，“厉”字只能算是一个大大的差评。然而就是这个差评周厉王，在位时制作的青铜器上没少为自己歌功颂德，除了上面说到的宗周钟，1978年5月，陕西省扶风县又出土了一件青铜簋，和宗周钟一样，两件青铜器的铭文中都有（“害夫”其万年）的语句，所以这两件被认为属于周厉王姬胡的青铜器又被成为“胡钟”、“ 胡簋”。

古老的胡子国，今天的大美阜阳（图片来自网络）

    自此，青铜器上的“害夫”终于有了确切的解释，除了属于周厉王姬胡的那些，还有一些青铜器的年代远远早于周厉王时期，不难想到，这些带有“害夫”字符的青铜器，很有可能就和文献上的那个胡子国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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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阳胡子国之殇，亡于战场失利，还是死于经济崩溃？
来源：今日头条（2017年11月5日） 作者：浮一小白

金文之胡

    上一帖说道，随着周厉王“胡钟”的考证,学者们基本确定了“害夫”字就是后来的“胡”字，随之而来的，就是对那些带有“害夫”字形青铜器的重新释读。除了经考证属于周厉王的一部分，年代早于或晚于周厉王时期的青铜器，是不是和经传文献中记载的那个胡国有关呢？自1936年唐兰发表《周王“害夫”钟考》，至今八十一年过去了，绝大部分学者已经认可这个观点，诸多青铜器上的“害夫”字符已被作为“胡”字释读，结合文献记载，让今天的人们可以逐步还原、拼贴出一些关于胡国的图景。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7年，已经被发现、识别，带有“害夫”字符，可以推定和胡国有关的青铜器共有十余件。这些青铜器或者早已传世，或为近年新见，或被国内外博物馆收藏，或仅见拓片不知真身，每一件都承载着古老胡国的相关信息，守护着与胡国相关的秘密。今天我们从最为晚近的一件说起，聊一聊阜阳还是胡子国时的那段历史。

目前关于阜阳胡子国最晚的一件青铜器

    在与胡国或有关联的十余件青铜器中，绝大多数都集中在西周时期（约前1046年―前771年），在较晚属于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的青铜器中，有一件被命名为“胡侯之孙陈鼎”的，被认为属于春秋中晚期，应该是距离胡国灭亡（公元前495年）最近的一件青铜器。此鼎最早见于金石大家罗振玉的收藏，现在则藏于吉林大学历史系陈列室，何时何地出土的有关信息已经不得而知。从制式上看，鼎高约23厘米，口径约24厘米，蹄足附耳，仅有的两道玄纹装饰也是非常简朴，一如司马迁在《史记》中对胡国的评价“江、黄、胡、沈之属，不可胜数，故弗采著于传。”

金文铭文为：胡侯之孙陈之鼎

    然而，就是这个连司马迁都不愿意多写一笔的胡国，在《春秋》和《左传》中竟然也有过一次高光时刻。在《春秋•定公十五年》中，有“二月辛丑，楚子灭胡，以胡子豹归。”的记载，要知道孔子删定的《春秋》向来惜字如金，在胡国灭亡这件事情上却足足用了13个字，其中必然有其深意。于是为之注释的《左传》对胡国灭亡作了更为详细的描述。
    据《左传•定公十五年》记载：“吴之入楚也，胡子尽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为？多取费焉。」二月，楚灭胡”。这段文字非常平白，即便两千多年后也不难理解，吴国攻打楚国的时候，胡国趁火打劫占了楚国的地盘，当楚国缓过气来，胡国却没有尽快修复与楚国的关系，反而放出“存亡有命，事楚何为？”的狂言，甚至加上一句“多取费焉。”须知小国向大国有所供奉，乃是数千年来放之四海而皆知的道理，胡国国君却公开非议保护费太贵，现在看来，这简直就是要钱不要命的胡话，结果自然遭到楚国碾压，公元前495年，二月尚且春寒料峭，楚国就已经大兵压境，已经延续数百年的胡国国祚终于走到了尽头。

春秋形势图（图片来自网络）

    后人来看这段历史难免疑惑，国君不在意国之存亡，反而抱怨供奉太高，这与后来那些纳贡乘臣、取悦友邦也要保住权位的统治者何其不同？难道阜阳胡子国的国君真的是统治阶级中的一股清流！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因为历史自有其逻辑，《春秋》《左传》看似简略的记载，其实反映了春秋时期中小诸侯的普遍生存困境，面对晋国、楚国这种兼并狂魔，很多小国早在兵临城下之前，就已经被沉重的贡赋拖入了经济崩溃的深渊，而此间的诸多情形，还要从胡国灭亡前的半个世纪说起。
    公元前545年夏季，根据《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记载，“齐侯、陈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晋，宋之盟故也。”这是胡国第一次出现在历史文献记录中，史册留名，仅仅是因为参加了众多诸侯对于晋国的集体朝贡。此前一年，著名的第二次弭兵之会在宋国召开，以晋国和楚国为首的两大联盟终于达成协定，中止了长达数十年的互相攻伐，让夹在晋楚之间，或附晋或附楚的众多中小诸侯终于可以喘息片刻，不用再追随大国互相残酷厮杀。

争霸战争，孔子说：春秋无义战（图片来自网络）

    然而，在免除军事出兵助战义务的同时，中小诸侯经济上的压力愈发沉重起来。根据《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载，弭兵之会约定的休兵条件是：“晋、楚之从交相见也。”也就是说，依附于晋国、楚国的中小诸侯，要对晋、楚两国同时进行朝贡，以缴纳双份供奉来换取和平环境，从此“仆仆于晋、楚之庭”，“牺牲玉帛，待于二境”。在这种背景下，原本作为楚国附庸，只须交一份保护费的胡国，不得不“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与其他诸侯一起去朝拜晋国。关于供奉的内容和数量，史籍没有记载，今天已经不得而知，但是正如郑国大夫子产评论的那样，“诸侯修盟，存小国也。贡献无极，亡可待也。”由此不难看出，长期的高额纳贡，对众多中小诸侯国的财力如同慢刀割肉，虽然在名义上仍是堂堂诸侯，但是实际上已经沦为了大国的征税官员。
    这种经济上的反复收割与兼并战争一起，使得春秋诸国中的几个大国愈发强盛，而诸如胡国这样的附庸，不须进行军事征服，就已经从经济上被削弱至崩溃的边缘。处于一种名存实亡的境地，也难怪末代胡君会说“存亡有命，事楚何为？多取费焉。”言辞中即有对横征暴敛的忿恨，又有如释重负的轻松。有道是“房贷车贷有时尽，称臣纳贡无绝期。”试想入不敷出还要饱受勒索，还不如关门大吉落得轻松，毕竟诸侯也是人，而做人最重要的就是要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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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楚向吴，阜阳胡子国2500年前的东向发展之梦
来源：今日头条（2017年11月10日） 作者：浮一小白

    2011年，秦海璐曾经出演过一部名叫《到阜阳六百里》的电影，演绎那些在上海打工的阜阳女性的努力与乡愁。虽然对很多上海人来说，阜阳是一个遥远到分不清安徽还是河南的地方，可是在很多阜阳人心里，长三角并没有六百里那么远，那里的繁荣与富足，仿佛就是阜阳触手可及的明天。

到阜阳六百里海报

    对阜阳来说，东向发展绝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从阜阳站始发的火车，班次最多的不是北京，也不是合肥，而是上海。在百度迁徙的大数据统计里，长期占据阜阳迁出城市排行榜前列的，也是长三角的上海、杭州、苏州……然而种种的事实与数据，却没能把阜阳带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当合肥、滁州、芜湖、安庆纷纷搭上长三角城市群快车，大阜阳的东向发展之梦仿佛遭到一万点暴击，以至不得不栖身《中原城市群发展规划》，作个“区域中心城市”才勉强找回一点平衡。正所谓：
    身在皖北心向东，向东太远梦成空；河南老乡中原梦，不由阜阳中不中。

长三角城市一直是阜阳人往来的热点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2500年前，那时的交通远不像现在便利，通讯也不如今天发达，然而位于阜阳的胡子国还是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向东方新崛起的吴国靠拢，试图借助吴国的力量，驱散长期饱受楚国蹂躏的心理阴影。当时的吴国，在长年的吴楚争霸中逐渐占据了上风，势力范围已经从皖中扩大到淮河流域。而胡国作为楚国的老牌附庸，除了按期纳贡、仆从出征，还要忍受楚王心血来潮搬迁安置的折腾。这一厢吴国贵为春秋五霸，那边胡国却是龙套角色惨淡经营，两国的实力对比，简直就是阜阳（胡国国都）与苏州（吴国国都）GDP差距的翻版。然而万事万物总归是普遍联系的，胡国想和吴国攀上关系，多多少少，总能找到一点历史和现实的基础。

曾经的胡国与曾经的吴国

    从历史上看，尽管没有文献记载，但是有文物可以证明，在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大约公元前800年——公元前600年左右）的时候，胡国和吴国之间确实有过一段姻缘，这次联姻的物证被命名为“胡叔簠”，今天就收藏在上海市博物馆里。这件青铜簠高9.2厘米，口宽23.1厘米，口长30.5厘米，重3.03千克，在入藏上海博物馆之前，曾被富商收藏家张钧衡收藏并被金石大家罗振玉收录在《贞松堂集古遗文》中，由于出土时间地点不得而知，仅凭一件青铜器很难获取更多关于胡国与吴国的信息，但是簠身上“胡叔作吴姬尊簠，其万年子子孙永宝用”的16字铭文，则清清楚楚地告诉后人，曾有一位吴国贵族女子，从江南远赴淮北，嫁给了胡国的国君。一次联姻的影响或许有限，但是至少可以证明胡、吴两国绝非毫无交往联系的基础。

胡叔簠

    从现实上说，在等级森严的春秋时期，名分还挺受重视，像胡国积贫积弱，被喊作胡子也就罢了，吴国牛气冲天早已称王近百年，还被花岗岩脑袋的史官称作吴子，实在是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手痛心也痛。所以，在老牌诸侯眼中，吴子和胡子从名分上没什么差别，不同的只是吴子成了暴发户而胡子固穷。在《春秋》、《左传》记录的255年历史大舞台中（公元前722年到公元前468年），胡国仅仅在公元前545年到公元前495年的时间里露面几次，然后早早领了盒饭。吴国戏份虽重，但是出场不早，公元前601年第一次露面，正式出场已经是公元前584年（晋国教吴乘车，吴始通中原），自此，胡国与吴国在文献里才有了一段相爱相杀的交集。

胡叔簠拓片

    我们不妨把两国有所交集的文献进行排列：
    公元前584年，晋国教吴乘车，吴国始通中原，晋国、吴国结成南北夹击楚国的战略联盟
    公元前546年，晋国、楚国举行弭兵会盟，晋楚争霸告一段落，吴楚争霸即将上演
    公元前545年，胡国参加对晋国的朝贡，首次进入文献记载
    公元前538年，胡国参加楚国组织的会盟，并加入盟军攻击吴国
    公元前531年，楚、吴争夺淮河流域，楚灵王将此区域的胡国、沈国等迁入楚国腹地
    公元前529年，楚平王即位，将胡国等国迁回复国，作为抵御吴国的肉盾
    公元前519年，楚、吴爆发鸡父之战，胡国随楚国出兵，战败，国君（胡子髡）被俘遇害
    公元前512年，吴国掩余、烛庸二位公子投奔楚国，楚国割取胡国土地（胡田）作为二人封地
    公元前506年，胡国终于反水，参加晋、宋、陈、蔡等国会盟，准备伐楚，未果。吴、楚之间爆发柏举之战，吴军攻入楚国国都郢，期间胡国掠取楚国靠近胡国的城邑
    公元前496年，吴国、越国爆发了槜李之战，吴国战略重心东移
    公元前495年，楚国攻灭胡国
    公元前494年，吴国、越国爆发了夫椒之战
    公元前475年，越国攻灭吴国。

吴楚争霸

    从公元前584年到公元前475年，吴国作为一代霸主，可谓是兴也勃焉，亡也忽焉。也就是在吴国崛起、争霸的过程中，胡国国运随之跌宕起伏。作为楚国的长期附庸，胡国先是随楚国对吴作战；在吴国崛起楚国衰落之际，胡国又追随吴国袭掠楚国；当吴国战略重心东移，与越国缠斗不休无暇西顾之际，胡国终于被复兴的楚国吞灭了。
    两千年后，我们无从知晓胡国的立国方略与战略选择，只能从地缘上试着推测一下，南临强大的楚国，在奋起作无谓反抗与闭眼享受霸凌之间，弱小的胡国其实并没有太多选择。在晋、楚弭兵后的40年间，尽管被剥削、被迁徙、被回迁、被割地、被出兵……甚至付出国君被俘遇害的代价，胡国始终不曾改变自身附庸与炮灰的命运。只有当东方的吴国崛起，胡国才有机会在吴楚争霸的夹缝中试着有所扩张。
    由于文献记载的缺失与文物证据的缺乏，后人难以确认在公元前500年前后，胡国与吴国之间究竟保持着何种关联，有没有早先“胡叔簠”那样的联姻，或是通过盟誓约定了协同一致行动？可以确定的是，当吴国大举攻楚期间，对于胡国趁机占领楚国城邑的行为，吴国应该是支持，至少也是默许的。只是，与近在咫尺的楚国兵锋相比，战略重心远在江南的吴国，对胡国的安全需求来说实在是太遥远了。
    公元前475年农历2月，颍淮大地的寒意尚未完全退去，楚国的大军已经兵临胡国城下。早春泥泞的道路也许耽误了求救信使的时间，更有可能拖住援军的脚步。很大的可能是，胡国并未进行太多无谓的抵抗，正如《春秋》一笔带过的“以胡子豹归”，楚军押解着胡国的末代国君，碾压过他东向发展的梦想，走向那无人可知的命运……
    信息提供：胡永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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