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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亲提供]考证:阜阳胡子国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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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使用道具 楼主  发表于: 2017-11-05
这件和阜阳有关的青铜器,却在日本的博物馆里
来源:今日头条(2017年10月24日) 作者:浮一小白

母戊大方鼎(图片来自头条正版图片库)

    在中国的古代文物里,青铜器是一个重要的文物种类,被称作“国之重器”。这些“重器”里最著名的后母戊大方鼎,重量足足有832公斤还多。2011年之前,后母戊大方鼎被叫做司母戊大方鼎,因为是已经发现的最大的青铜器,所以常年屹立在中小学历史书的彩图部分。

兮甲盘(图片来自头条正版图片库)

    能被成为“国之重器”,当然不仅仅是体重大,还因为青铜器上的铭文都是最古老的汉字,被成为“金文”。没有印刷术之前,写在纸张、竹木、锦帛上的文字很难长时间保存,但是青铜器上的“金文”却能经历漫长的历史岁月,向人们传递遥远古代的历史信息。2017年7月,铭刻着133个铭文的兮甲盘足足拍卖了1.85亿元,平均一个字高达139万元!

龙虎尊(图片来自头条正版图片库)

    阜阳有着悠久的历史,曾经出土过“龙虎尊”这样的国宝级青铜器,遗憾的是“龙虎尊”没有铭文,无法从中了解更多的阜阳古代历史信息。好在经过千百年来的自然变迁和考古盗墓等各种活动,仍然出土了不少铭刻着阜阳信息的青铜器,其中一件名叫“彔簋(读作:guǐ)”的青铜器,在器盖和器身上铭刻着相同的铭文,各有32个字。铭文的第一句是“伯雍父来自胡”,其中的“胡”,就是指西周时期位于阜阳境内的胡子国。

彔簋

    “彔簋”这件青铜器,最初被清代金石学家陈介祺收藏记录,据说是从别处购买而来,所以出土的时间和地点已经无法追查。根据考证,“彔簋”铭文记录的“伯雍父来自胡,蔑彔历,赐赤金……”说的是,西周周穆王时期的军事将领伯雍父,从胡这个地方回到驻地后,对他的属下彔进行奖励,赏赐了赤金(青铜),感到万分荣幸的“彔”就把得到的青铜铸造成“彔簋”并且铭文记录。

泉屋博古馆(图片来自网络)

    1884年,陈介祺去世后,“彔簋”几经辗转,落入热衷中国文物的日本人手中,并被运送到日本。1960年,位于日本京都的泉屋博古馆对外开放,馆藏囊括了日本豪门住友家族收藏的中国文物,立即成为海外展示中国青铜器的重镇,携带着胡子国铭文信息的“彔簋”也出现在泉屋博古馆的藏品名单中。由于并没有作为主要展品布展,现在甚至很难找到一张“彔簋”的彩色图片,阜阳人暂时只能从黑白图片和以下的的文字描述中,感受一下这件和我们有缘的青铜器了。
    彔簋小资料:
    时代:西周中期,大约周穆王时期
    尺寸:高度18.3厘米,口径18.9厘米
    重量:约3.4公斤
    纹饰:侈口束颈,双耳作鸟形,盖隆起,上有圈状手。盖沿和器颈均饰云雷纹,颈部前后增饰浮雕牺首。
    铭文:伯雍父来自胡,蔑彔历,赐赤金,对扬伯休,用作文祖辛公宝鼎簋,其子子孙孙永宝。
    信息提供:胡永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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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2017-11-05
流失日本的青铜器,竟源自阜阳胡子国的赏赐
来源:今日头条(2017年10月25日) 作者:浮一小白

泉屋博古馆(图片来自网络)

    青铜器是中国古代文物的瑰宝,很多国外的博物馆,都把收藏、展览中国古代青铜器,作为展馆的硬实力。著名的有美国弗利尔-赛克勒美术馆、英国大英博物馆、法国吉美博物馆和日本泉屋博古馆等,不但收藏了很多中国青铜器,还辑录出版了相关图书,比如日本住友家族主持编纂的《泉屋清赏》系列图书,对中国青铜器就有很深入的研究。在《泉屋清赏》系列图书里,有一件编号3.105名为“禹甗(读作:yǎn)”的青铜器,它和阜阳古代的胡子国还有一段渊源。

禹甗

    这件名叫“禹甗”的青铜器大概铸造于周穆王时代(公元前976-前922,时间取夏商周断代工程版本),内壁铸有铭文38字,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惟六月既死霸丙寅,师雍父戍在古师,禹从师雍父?(此字未识别)事,禹事于胡侯,侯蔑禹历,赐禹金,用做旅甗。”大概说的是,“六月最后一周的时候,师雍父(西周将领)驻扎在古师,禹是师雍父的属下,按照师雍父的命令出使联络胡国,胡国国君奖励了禹,赐给他青铜,禹用受赐的青铜制作了甗。”
    通过这些铭文不难看出,在西周穆王时期,胡国与西周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并与周王室的军队有直接的联系。更引人深思的是,这件“禹甗”出土在山东黄县莱阴(今属烟台),是否说明当时位于陕西的周、位于皖北阜阳和胡、还有位于山东的诸侯之间有更加密切的联系呢?随着学者们对有关青铜器的研究,发现这种推测绝不是毫无依据的。

禹甗拓片

    “禹甗”于清代光绪二十二年(1896)出土,最初由当时著名的金石收藏家丁树桢收藏,后来辗转流入日本兵库县豪门住友家族,现在存于日本京都的泉屋博古馆。因为并没有作为主要展品布展,所以现在难以找到一张“禹甗”的彩色图片,阜阳人只能从黑白图片和铭文释读中,去推测那个久远的胡子国的事迹了。

甗的分解,左图是甑,底部有孔透过蒸汽;右图是鬲,下面可以架火加热

    器具介绍:甗原本是厨具,后也作为礼器。造型分上下两部分。上部用以盛放食物,称为甑(zèng),甑底是镂空的箅(bì)用于蒸汽通过,下部是鬲(lì)用来煮水,高足间可烧火加热。
    禹甗小资料:
    时代:西周大约周穆王时期
    尺寸:高度40.6厘米,口径27.6厘米
    重量:约5.2公斤
    纹饰:本器为连体甗,侈口束腰,口沿上有一对立耳。腰内有箅,箅上有五个十字形镂孔。颈饰两道玄纹,鬲腹饰牛角兽面纹。
    信息提供:胡永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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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板凳  发表于: 2017-11-05
阜阳——古胡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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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地板  发表于: 2017-11-05
认准这个字,胡子国在不在阜阳就定了
来源:今日头条(2017年10月27日) 作者:浮一小白

h_u_hú

    阜阳人爱显摆,常说早在两千多年前,《春秋》和《左传》上就有关于胡子国的记载,咱大阜阳的历史可悠久了。事实上,这个说法并不像看上去那么靠谱,《春秋》、《左传》上的确有关于胡国(胡子国)的记载,但是《春秋》、《左传》上说胡子国在阜阳这片地界了吗?直到今天,关于胡子国在阜阳的说法仍然受到多方面的质疑与挑战。

《四库全书》里收录的《春秋地理考实》采纳胡国阜阳说

    正如上一期帖子所说,现代汉语所能看到的“胡”这个字,出现的年代较晚,基本不会早于战国时期。这就意味着阜阳人口耳相传的这个胡子国,当它出现在春秋时期甚至更早的西周时期,绝不可能以一个战国时才出现的“胡”字来命名。在“胡”字出现之前,一定还有一个别的什么文字或者符号,用来指称阜阳这块土地上最早建立的文明。找到这个字,认准这个字,是确定胡子国在不在阜阳的关键。

杜预骑马射箭不好,打仗很好,做学问更好

    关于胡子国在阜阳,较早且较为权威的说法来自杜预。杜预不是阜阳地域人氏,甚至不是一个纯粹的学者,作为三国时期曹魏一方的军政官员,他屡屡出任要职,到西晋攻灭东吴一战,杜预任镇南大将军,对统一战争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虽然身担军事要职,但是杜预连马都不会骑,胜在足智多谋,斗志不斗勇。事实证明,这么聪明的脑袋用在学问上也是非常了得,杜预所著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广为流传,列于《十三经注疏》,成为上千年来研读《春秋》《左传》的必读书。在杜预的注释中,春秋时期的胡国就是汝阴县西北胡城,就位于今天的阜阳。

乾隆颍州府志

    后来,又逐渐出现了胡子国位于河南郾城等其他说法,但是杜预的汝阴胡国说一直占绝着主流,清代乾隆年间编纂颍州府志时,采用的也是杜预的说法。然而进入二十世纪后,随着历史学方法论的更新,单凭文献记载的旧方法受到了怀疑。著名学者王国维提出“两重证据法”,不但要求存世文献等“纸上材料”,还要求有考古发掘的“地下新材料”,两相印证才能予以认定。也就是说,如果阜阳人想证明胡子国就在阜阳,那么不但要凭杜预的权威注释以德服人,还要拿出文物证据以理服人。

青铜器铭文上的h_u_hú

    胡国不像齐楚秦晋这些泱泱大国,有丰富的文献记载和知名历史遗迹,经过两千多年的岁月磨洗,与胡国有关的文献已是难得一见,遗迹更是无处寻觅。然而命运又是眷顾胡国的,随着一代代学者特别是清代学者对金石学研究的深入,随着众多青铜器具的出土和金文训诂知识的传播,也随着西方文字学研究方法的传入,到了20世纪30年代时,一个早在宋代就被发现,多方研究仍未定论的金文字符重新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孙诒让、郭沫若、唐兰、柯昌济等学者纷纷对其研究,几经交流,几经争鸣,终于在1936年7月,由唐兰完成了题为《周王“害夫”(左害右夫)钟考》的论文,发表在《故宫博物院年刊》上。这篇论文基本判定青铜器铭文上屡屡见到的“害夫”(左害右夫),就是后来的“胡”字,这个结论得到了学界广泛的认同和采用,从那时候起,春秋胡子国在阜阳的论断就有了文献与文物上的双重支撑,更加广泛传播并深入人心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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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4楼 发表于: 2017-11-05
虽然他是差评国王,却给阜阳帮了一个大忙
来源:今日头条(2017年10月29日) 作者:浮一小白

h---u---hú

    前一帖说了,文献记载的胡国存在于春秋时期,汉语中的“胡”字始见于战国时代,春秋战国之间,隔着少则数十年多则数百年的时间缺口,这是考证阜阳胡国不能回避的问题,也指明了阜阳胡国考据的关键,就是要找到那个在“胡”字出现之前,也读作“hú”的字。经过历代学者的努力,基本已经确认,“害夫(左害右夫)”字就是“胡”字出现前的“hú”,那么“害夫”字又是从何而来呢?

青铜器铭文中的h---u---hú

    青铜器上的“害夫”字由来已久,很早就被收藏家和学者注意并记录。宋代时,有人将其认作“王周(左王右周)”,清代更多认为是“舒”,郭沫若一度将其认定为“瑕”,直到唐兰综合考古学、文字学等多学科知识,把“害夫”认定为“胡”,才得到较为广泛的认可。这段学术研究的起源,还要从一件青铜器说起。

宗周钟(图片来自台湾故宫博物院网站)

    在清代宫廷中,曾经藏有一件铭文带有“害夫”字的青铜古钟,乾隆皇帝亲自参与编纂的《西清古鉴》中,将此钟称为“周宝钟”。随后,历经乾隆、嘉庆、道光三朝,横跨官学两界的阮元出现了。作为三朝元老,阮元先后担任了湖广总督、两广总督、云贵总督,但在治学方面也是毫不含糊,全面整合清代训诂学成就的《经籍纂诂》,就是由阮元主持编纂。经阮元考据研究,“周宝钟”被定名为宗周钟,至今仍然是台湾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之宝。

宗周钟铭文(图片来自台湾故宫博物院网站)

    宗周钟共有123字的铭文,记录着西周国王亲征平叛,接受东夷、南夷26个首领朝见的赫赫武功。但是在西周十余位国王中,这位在铭文中自称为“害夫”的周王究竟是谁,长期都没有定论。郭沫若一度认为是周昭王(名字:姬瑕),依据是周昭王在位时多次进行南征,但是这个推论与文献记载和其他物证难以吻合。20世纪三年代,学者唐兰从文字学入手,依托前代学者的相关研究,把“害夫”字认定为“胡”,从而判断宗周钟上的国王乃是周厉王(名字:姬胡)。此论一出,诸多青铜器上的“害夫”国与文献记载中的胡国顿时形成印证,并逐步受到广泛认可。

周厉王姬胡防民之口(图片来自网络)

    话说这位周厉王姬胡,后人对他的第一印象就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工作不出色,却又听不得批评,《史记》里记载道“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意思说老百姓见面连招呼都不敢打,使个眼色就算了。直到公元前841年,不堪忍受的国民发起“国人暴动”,把姬胡赶出了国都镐京。姬胡死后谥号厉王,和祖先们褒义满满的“文、武、成、康”相比,“厉”字只能算是一个大大的差评。然而就是这个差评周厉王,在位时制作的青铜器上没少为自己歌功颂德,除了上面说到的宗周钟,1978年5月,陕西省扶风县又出土了一件青铜簋,和宗周钟一样,两件青铜器的铭文中都有(“害夫”其万年)的语句,所以这两件被认为属于周厉王姬胡的青铜器又被成为“胡钟”、“ 胡簋”。

古老的胡子国,今天的大美阜阳(图片来自网络)

    自此,青铜器上的“害夫”终于有了确切的解释,除了属于周厉王姬胡的那些,还有一些青铜器的年代远远早于周厉王时期,不难想到,这些带有“害夫”字符的青铜器,很有可能就和文献上的那个胡子国有关。
    信息提供:胡永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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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5楼 发表于: 2017-11-05
阜阳胡子国之殇,亡于战场失利,还是死于经济崩溃?
来源:今日头条(2017年11月5日) 作者:浮一小白

金文之胡

    上一帖说道,随着周厉王“胡钟”的考证,学者们基本确定了“害夫”字就是后来的“胡”字,随之而来的,就是对那些带有“害夫”字形青铜器的重新释读。除了经考证属于周厉王的一部分,年代早于或晚于周厉王时期的青铜器,是不是和经传文献中记载的那个胡国有关呢?自1936年唐兰发表《周王“害夫”钟考》,至今八十一年过去了,绝大部分学者已经认可这个观点,诸多青铜器上的“害夫”字符已被作为“胡”字释读,结合文献记载,让今天的人们可以逐步还原、拼贴出一些关于胡国的图景。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7年,已经被发现、识别,带有“害夫”字符,可以推定和胡国有关的青铜器共有十余件。这些青铜器或者早已传世,或为近年新见,或被国内外博物馆收藏,或仅见拓片不知真身,每一件都承载着古老胡国的相关信息,守护着与胡国相关的秘密。今天我们从最为晚近的一件说起,聊一聊阜阳还是胡子国时的那段历史。

目前关于阜阳胡子国最晚的一件青铜器

    在与胡国或有关联的十余件青铜器中,绝大多数都集中在西周时期(约前1046年―前771年),在较晚属于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的青铜器中,有一件被命名为“胡侯之孙陈鼎”的,被认为属于春秋中晚期,应该是距离胡国灭亡(公元前495年)最近的一件青铜器。此鼎最早见于金石大家罗振玉的收藏,现在则藏于吉林大学历史系陈列室,何时何地出土的有关信息已经不得而知。从制式上看,鼎高约23厘米,口径约24厘米,蹄足附耳,仅有的两道玄纹装饰也是非常简朴,一如司马迁在《史记》中对胡国的评价“江、黄、胡、沈之属,不可胜数,故弗采著于传。”

金文铭文为:胡侯之孙陈之鼎

    然而,就是这个连司马迁都不愿意多写一笔的胡国,在《春秋》和《左传》中竟然也有过一次高光时刻。在《春秋•定公十五年》中,有“二月辛丑,楚子灭胡,以胡子豹归。”的记载,要知道孔子删定的《春秋》向来惜字如金,在胡国灭亡这件事情上却足足用了13个字,其中必然有其深意。于是为之注释的《左传》对胡国灭亡作了更为详细的描述。
    据《左传•定公十五年》记载:“吴之入楚也,胡子尽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为?多取费焉。」二月,楚灭胡”。这段文字非常平白,即便两千多年后也不难理解,吴国攻打楚国的时候,胡国趁火打劫占了楚国的地盘,当楚国缓过气来,胡国却没有尽快修复与楚国的关系,反而放出“存亡有命,事楚何为?”的狂言,甚至加上一句“多取费焉。”须知小国向大国有所供奉,乃是数千年来放之四海而皆知的道理,胡国国君却公开非议保护费太贵,现在看来,这简直就是要钱不要命的胡话,结果自然遭到楚国碾压,公元前495年,二月尚且春寒料峭,楚国就已经大兵压境,已经延续数百年的胡国国祚终于走到了尽头。

春秋形势图(图片来自网络)

    后人来看这段历史难免疑惑,国君不在意国之存亡,反而抱怨供奉太高,这与后来那些纳贡乘臣、取悦友邦也要保住权位的统治者何其不同?难道阜阳胡子国的国君真的是统治阶级中的一股清流!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因为历史自有其逻辑,《春秋》《左传》看似简略的记载,其实反映了春秋时期中小诸侯的普遍生存困境,面对晋国、楚国这种兼并狂魔,很多小国早在兵临城下之前,就已经被沉重的贡赋拖入了经济崩溃的深渊,而此间的诸多情形,还要从胡国灭亡前的半个世纪说起。
    公元前545年夏季,根据《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记载,“齐侯、陈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晋,宋之盟故也。”这是胡国第一次出现在历史文献记录中,史册留名,仅仅是因为参加了众多诸侯对于晋国的集体朝贡。此前一年,著名的第二次弭兵之会在宋国召开,以晋国和楚国为首的两大联盟终于达成协定,中止了长达数十年的互相攻伐,让夹在晋楚之间,或附晋或附楚的众多中小诸侯终于可以喘息片刻,不用再追随大国互相残酷厮杀。

争霸战争,孔子说:春秋无义战(图片来自网络)

    然而,在免除军事出兵助战义务的同时,中小诸侯经济上的压力愈发沉重起来。根据《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载,弭兵之会约定的休兵条件是:“晋、楚之从交相见也。”也就是说,依附于晋国、楚国的中小诸侯,要对晋、楚两国同时进行朝贡,以缴纳双份供奉来换取和平环境,从此“仆仆于晋、楚之庭”,“牺牲玉帛,待于二境”。在这种背景下,原本作为楚国附庸,只须交一份保护费的胡国,不得不“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与其他诸侯一起去朝拜晋国。关于供奉的内容和数量,史籍没有记载,今天已经不得而知,但是正如郑国大夫子产评论的那样,“诸侯修盟,存小国也。贡献无极,亡可待也。”由此不难看出,长期的高额纳贡,对众多中小诸侯国的财力如同慢刀割肉,虽然在名义上仍是堂堂诸侯,但是实际上已经沦为了大国的征税官员。
    这种经济上的反复收割与兼并战争一起,使得春秋诸国中的几个大国愈发强盛,而诸如胡国这样的附庸,不须进行军事征服,就已经从经济上被削弱至崩溃的边缘。处于一种名存实亡的境地,也难怪末代胡君会说“存亡有命,事楚何为?多取费焉。”言辞中即有对横征暴敛的忿恨,又有如释重负的轻松。有道是“房贷车贷有时尽,称臣纳贡无绝期。”试想入不敷出还要饱受勒索,还不如关门大吉落得轻松,毕竟诸侯也是人,而做人最重要的就是要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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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楚向吴,阜阳胡子国2500年前的东向发展之梦
来源:今日头条(2017年11月10日) 作者:浮一小白

    2011年,秦海璐曾经出演过一部名叫《到阜阳六百里》的电影,演绎那些在上海打工的阜阳女性的努力与乡愁。虽然对很多上海人来说,阜阳是一个遥远到分不清安徽还是河南的地方,可是在很多阜阳人心里,长三角并没有六百里那么远,那里的繁荣与富足,仿佛就是阜阳触手可及的明天。

到阜阳六百里海报

    对阜阳来说,东向发展绝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从阜阳站始发的火车,班次最多的不是北京,也不是合肥,而是上海。在百度迁徙的大数据统计里,长期占据阜阳迁出城市排行榜前列的,也是长三角的上海、杭州、苏州……然而种种的事实与数据,却没能把阜阳带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当合肥、滁州、芜湖、安庆纷纷搭上长三角城市群快车,大阜阳的东向发展之梦仿佛遭到一万点暴击,以至不得不栖身《中原城市群发展规划》,作个“区域中心城市”才勉强找回一点平衡。正所谓:
    身在皖北心向东,向东太远梦成空;河南老乡中原梦,不由阜阳中不中。

长三角城市一直是阜阳人往来的热点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2500年前,那时的交通远不像现在便利,通讯也不如今天发达,然而位于阜阳的胡子国还是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向东方新崛起的吴国靠拢,试图借助吴国的力量,驱散长期饱受楚国蹂躏的心理阴影。当时的吴国,在长年的吴楚争霸中逐渐占据了上风,势力范围已经从皖中扩大到淮河流域。而胡国作为楚国的老牌附庸,除了按期纳贡、仆从出征,还要忍受楚王心血来潮搬迁安置的折腾。这一厢吴国贵为春秋五霸,那边胡国却是龙套角色惨淡经营,两国的实力对比,简直就是阜阳(胡国国都)与苏州(吴国国都)GDP差距的翻版。然而万事万物总归是普遍联系的,胡国想和吴国攀上关系,多多少少,总能找到一点历史和现实的基础。

曾经的胡国与曾经的吴国

    从历史上看,尽管没有文献记载,但是有文物可以证明,在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大约公元前800年——公元前600年左右)的时候,胡国和吴国之间确实有过一段姻缘,这次联姻的物证被命名为“胡叔簠”,今天就收藏在上海市博物馆里。这件青铜簠高9.2厘米,口宽23.1厘米,口长30.5厘米,重3.03千克,在入藏上海博物馆之前,曾被富商收藏家张钧衡收藏并被金石大家罗振玉收录在《贞松堂集古遗文》中,由于出土时间地点不得而知,仅凭一件青铜器很难获取更多关于胡国与吴国的信息,但是簠身上“胡叔作吴姬尊簠,其万年子子孙永宝用”的16字铭文,则清清楚楚地告诉后人,曾有一位吴国贵族女子,从江南远赴淮北,嫁给了胡国的国君。一次联姻的影响或许有限,但是至少可以证明胡、吴两国绝非毫无交往联系的基础。

胡叔簠

    从现实上说,在等级森严的春秋时期,名分还挺受重视,像胡国积贫积弱,被喊作胡子也就罢了,吴国牛气冲天早已称王近百年,还被花岗岩脑袋的史官称作吴子,实在是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手痛心也痛。所以,在老牌诸侯眼中,吴子和胡子从名分上没什么差别,不同的只是吴子成了暴发户而胡子固穷。在《春秋》、《左传》记录的255年历史大舞台中(公元前722年到公元前468年),胡国仅仅在公元前545年到公元前495年的时间里露面几次,然后早早领了盒饭。吴国戏份虽重,但是出场不早,公元前601年第一次露面,正式出场已经是公元前584年(晋国教吴乘车,吴始通中原),自此,胡国与吴国在文献里才有了一段相爱相杀的交集。

胡叔簠拓片

    我们不妨把两国有所交集的文献进行排列:
    公元前584年,晋国教吴乘车,吴国始通中原,晋国、吴国结成南北夹击楚国的战略联盟
    公元前546年,晋国、楚国举行弭兵会盟,晋楚争霸告一段落,吴楚争霸即将上演
    公元前545年,胡国参加对晋国的朝贡,首次进入文献记载
    公元前538年,胡国参加楚国组织的会盟,并加入盟军攻击吴国
    公元前531年,楚、吴争夺淮河流域,楚灵王将此区域的胡国、沈国等迁入楚国腹地
    公元前529年,楚平王即位,将胡国等国迁回复国,作为抵御吴国的肉盾
    公元前519年,楚、吴爆发鸡父之战,胡国随楚国出兵,战败,国君(胡子髡)被俘遇害
    公元前512年,吴国掩余、烛庸二位公子投奔楚国,楚国割取胡国土地(胡田)作为二人封地
    公元前506年,胡国终于反水,参加晋、宋、陈、蔡等国会盟,准备伐楚,未果。吴、楚之间爆发柏举之战,吴军攻入楚国国都郢,期间胡国掠取楚国靠近胡国的城邑
    公元前496年,吴国、越国爆发了槜李之战,吴国战略重心东移
    公元前495年,楚国攻灭胡国
    公元前494年,吴国、越国爆发了夫椒之战
    公元前475年,越国攻灭吴国。

吴楚争霸

    从公元前584年到公元前475年,吴国作为一代霸主,可谓是兴也勃焉,亡也忽焉。也就是在吴国崛起、争霸的过程中,胡国国运随之跌宕起伏。作为楚国的长期附庸,胡国先是随楚国对吴作战;在吴国崛起楚国衰落之际,胡国又追随吴国袭掠楚国;当吴国战略重心东移,与越国缠斗不休无暇西顾之际,胡国终于被复兴的楚国吞灭了。
    两千年后,我们无从知晓胡国的立国方略与战略选择,只能从地缘上试着推测一下,南临强大的楚国,在奋起作无谓反抗与闭眼享受霸凌之间,弱小的胡国其实并没有太多选择。在晋、楚弭兵后的40年间,尽管被剥削、被迁徙、被回迁、被割地、被出兵……甚至付出国君被俘遇害的代价,胡国始终不曾改变自身附庸与炮灰的命运。只有当东方的吴国崛起,胡国才有机会在吴楚争霸的夹缝中试着有所扩张。
    由于文献记载的缺失与文物证据的缺乏,后人难以确认在公元前500年前后,胡国与吴国之间究竟保持着何种关联,有没有早先“胡叔簠”那样的联姻,或是通过盟誓约定了协同一致行动?可以确定的是,当吴国大举攻楚期间,对于胡国趁机占领楚国城邑的行为,吴国应该是支持,至少也是默许的。只是,与近在咫尺的楚国兵锋相比,战略重心远在江南的吴国,对胡国的安全需求来说实在是太遥远了。
    公元前475年农历2月,颍淮大地的寒意尚未完全退去,楚国的大军已经兵临胡国城下。早春泥泞的道路也许耽误了求救信使的时间,更有可能拖住援军的脚步。很大的可能是,胡国并未进行太多无谓的抵抗,正如《春秋》一笔带过的“以胡子豹归”,楚军押解着胡国的末代国君,碾压过他东向发展的梦想,走向那无人可知的命运……
    信息提供:胡永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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