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阜阳市地方志办公室 图文：阜阳市博物馆副馆长、副研究员杨玉彬
编者按：阜阳历史溯源年代虽久，但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只能从古胡国算起。这个胡国商代即存，西周犹在，终为楚灭，作为一个屡见于甲骨卜辞、金文及早期文献记载的地方诸侯国，其前后存续了至少600余年。原始先民聚族而居，族强则称号建国，有国必有都，定都必筑城。所以，阜阳境内的古胡国之都——胡城，亦随着胡国的兴灭继绝而历经殷商、西周、春秋三个时期。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这个胡城的具体位置可基本确定在顺河古城遗址，位于今颍泉区宁老庄镇以东海孜寨古城子村一带，地处颍河与泉河故道之间。那么，胡国与胡城，是阜阳文明肇始的源头吗？本报约请阜阳市博物馆副馆长、副研究员杨玉彬就阜阳城最早的来历、建城规模及相关证据，谈谈自己的研究成果。今日编发，助读者了解阜阳城最初的源头和模样。西周胡城 规模等级比较低
确认阜阳境内商代胡国及其都城的存在，陕西岐山出土的甲骨卜辞并非孤证。1975年3月，陕西扶风县白家庄发现了8件自铭“伯”的铜器。这批铜器铭文，和传世的录卣、录簋、禹甗、禹鼎等器物铭文互勘，可还原一段穆王时期中原王室征伐淮夷的重要史实。而这段史实，恰与阜阳西周时期的胡国历史密切相关。如簋铭文，清楚记载了成周军队与胡国军队在郾地作战的史实：六月初吉乙酉这一天，主帅率领成周军队驻扎在堂谿，获悉胡国与淮夷联军攻打郾地的消息，于是急忙率领军队驰援。行进至棫林这个地方，成周的军队与胡国军队遭遇并打了一仗，结果大败胡军，斩获胡军100个首级，活捉2人，缴获兵器盾、矛、戈、弓、箙、矢、裨、胄共135件，还夺回114个被胡国军队俘获去的周人。这次战役后不久，成周军队的主帅师雍父率领大军驻扎在苦（河南鹿邑）地，并派遣大将禹出使胡国拜见胡侯，受到胡侯的礼遇与款待。五个月过后，主帅师雍父还曾为周穆王南巡查看道路到过胡国。辍联以上诸器铭文，可以大致复原穆王时期与古胡国活动相关的一段重要史实：6月初，胡国军队随淮夷联军沿“汝颍通道”进犯成周内地，在今郾城附近与成周军队打了一仗，战败后撤回；6月下旬，胡国接受周王招抚，归顺西周王室，成为西周的一个小附属国；穆王南巡南土，驻扎在苦地的成周八师主帅，曾亲自到胡国为穆王查看道路。金文表明，在西周穆王时期，胡侯、胡国不仅存在，而且具有一定的军事实力。这个胡国的地理位置，恰与阜阳境内的古胡国相当。所以，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学勤考录伯诸器铭文时认为，“这个胡国，就是文献中归姓的胡国，在今安徽阜阳，是自成周通往淮水流域的必经要地。” 阜阳境内的西周胡国史既能考实，则其国都——“胡城”亦必然存在。这个胡城遗址未作发掘揭露，根据文献与相关出土材料的比较，可对其形态、大小、功能分区作出一个大体的描述。
西周宗法等级制度森严，天子、列国建都各有规制，任何无理由的僭越行为，都会受到天下诸侯的舆论谴责，甚至诸国出兵群起而攻之，进而给自己招来亡国杀身之祸。天子都城之城垣大小、城门数量、城中道路宽度、宗庙、社祀、市的位置等规制，见于《周礼·考工记·匠人》：“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也就是说，地方诸侯国建都，依其爵位等级各有规制，突破规制即属僭越。《左传·隐公元年》：“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三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孟子·公孙丑》云：“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可见，西周时期的子爵胡国之都城，大体具备“方三里”、“高三仞”的特征，规模等级是在当时的诸侯方国中属于最低微的。
《吕氏春秋·慎势》：“古之王都，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从考古发掘的资料看，商、周方国都城的结构，皆由外城（郭城）环套内城（宫城）组成，宫城位于城郭之中心，体现了立都必居中土、王宫处于都城中心的传统观念。城郭与宫城之间，则分布着手工业作坊区、平民居住区、平民墓地等，诸侯贵族墓地（王陵区），则一般位于郭城外近郊。阜阳西周胡国都城的布局与内部功能分区，大体亦应遵循当时的规制。商代胡城 阜阳境内确知年代最早的城
商周时期 胡国和胡城确实存在
阜阳之地确证有胡国与胡城存世的年代，最迟可追溯至商代晚期。
1977年，陕西省岐山县凤雏村发现一批周初甲骨卜辞，记载的是成王时期周人征伐淮夷的内容。其中一片卜辞写道：“其于伐胡侯？”句中的“胡侯”两字倒书，系指胡国国君。征伐“胡侯”的战争背景，亦与周族征伐淮夷有关。“淮夷”是夏、商、周三代以来，分布在淮水流域的众多方国、部族的总称，主要分布区在淮河中、下游一带。上述胡侯所在的胡国，既在周初成王时期就遭周人扑伐，说明它的立国时间，肯定是在周人灭商以前。因此，这批卜辞的发掘者认为：“本辞之胡侯，当是商、周之际的胡邦之国君……胡侯拒不宾服，以故周师进而伐之。‘胡侯’二字倒书，大概表示仇恨情绪。”
西周成王征伐淮夷的史实，还见于《尚书序》、《史记·周本纪》、《史记·鲁周公世家》及周初中鼎铭、大保簋铭的有关记载中。此次征伐淮夷，是一场历时两年之久、周族付出重大代价的大规模战争。西周王室势力征伐淮夷时攻打胡国，表明这个胡国地处淮水流域而与淮夷相去不远，抑或在周人眼里胡国就是淮夷族群中的一部分。概因胡国与淮夷族群毗邻，此时两者纠结在一起，跟随管、蔡、武庚叛周作乱，所以才遭致周人的征伐。商周时期，这个胡国的具体位置，就在今天的阜阳境内，与西周、春秋之际的胡国，实属不同历史时期的同一个方国。因胡国是中原通往东南淮域交通线上的一个必经要地，周族势力意欲进驻、征服淮域，则必须先控制胡地、建立一个前哨阵地，以解后顾之忧，所以征服胡国首当其冲。
胡国屡为周族所伐，表明在周初，胡国应是一个具有一定规模实力、影响较大的淮域方国。周族称胡国国君为“胡侯”，说明此时的胡国国君似比西周以后的“胡子”地位要高。商周时期有国必有城，进而可确认淮域胡国之都——胡城，不仅确实存在，而且应具有与“胡侯”身份地位相当的规模等级。这个商代的胡国之都，是目前阜阳境内确知年代最早的“城”。胡城旧址在今颍河泉河故道交汇处
阜阳商代胡国的都城在今天的什么地方？由于周初周族势力并未对胡国实行灭国绝祀之策，而是在胡侯臣服后承认了其旧有侯爵封地。此时的胡国，不存在迁都复国的可能性与必要性。所以，可以推定商代的胡国都城，与周代胡国之都位于同一位置。这个“胡城”的位置所在，为《水经注·颍水》所详记：“……颍水又东南流，径胡城东，故胡子国也。《春秋》定公十五年，楚灭胡，以胡子豹归是也。杜预《释地》曰：汝阴县西北有胡城也。颍水又东南，汝水枝津注之……枝汝又东北流径胡城南，而东历女阴县故城西北，东入颍水。”
此记阜阳胡国古城的位置，在今颍水之西、老泉河（汝水枝津）北侧、汉代汝阴故城的西北方向，位居今颍河与泉河故道的交汇处，地理坐标甚确，与建国后文物部门多次调查确认的“顺河古城”遗址方位吻合，表明至迟在郦道元生活的北魏时期，阜阳古胡国及国都胡城的位置，在世人的文字、口头记忆与地表实体景观中还是十分清楚的。胡城城垣周长不超过一公里
商代的胡国都城未作发掘，目前还没有准确的材料来全面揭示其文化面貌。不过，通过早期文献与已知的其他商代城邑发掘资料类比，可以对阜阳境内这个“方国商城”的形态、大小与功能分区等，作出一个大致的描述。
目前，已经发掘出的商代方国城，均建在临河的高台地上。城的平面形状多近方形，面积都不大。比如：最大的湖北盘龙城遗址，城垣南北长290米，东西宽260米，周长1.1公里。此类方国商代城邑均由大城（郭城）、小城（宫城）两部分“套合”而成，宫殿区位于小城内，大、小城之间或大城附近分布有居民区、手工作坊区、墓葬区等。城垣采用夯筑法建造，宫殿营造主要通过挖坑槽——夯筑起台基——置柱础——立柱筑墙——起顶等步骤完成。商城的这些特征表明，当时的封国与方国营造都城应有统一的格局，可能要遵循某种规定的礼制。《战国策·赵策》：“古者四海之内分为万国，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百家者。”这个说法，虽出自战国人对前代封国都城的追忆，但与今人实际调查发掘所揭露的商城格局规制，基本还是相符的。进而可以推定，阜阳商代的胡城规模显然亦不会太大，城垣周长约略不会超过1公里，其建筑格局与功能分区，大体应包括郭城、宫城、宫殿区、居民区、作坊区、墓葬区等若干部分。春秋胡城 突破规制搞扩建
夹在大国间 生存何其难
春秋时期的胡国史迹不仅见于金文，亦为早期文献及后世学者注疏所记。这一时期，大国之间的兼并战争日趋剧烈，春秋经、传记载的胡国活动，主要见于参与会盟、被迫朝聘纳贡、被迫参加战争、遭受大国攻打、被迫割地图存、被迫举国他迁、君死灭国等。以吴楚战争为例，《左传》昭公23年记载的“鸡父之役”中，胡国被迫出兵参加楚国组织的七国联军攻打吴国。胡国国君胡子髡年幼轻狂，充任先锋；擅长奇谋的吴公子光于是先以三千囚徒充作“死士”，攻打胡国军队，其后，吴军精锐则乘势掩杀，七国联军大败，胡君胡子髡被俘后为吴人诛杀，成为吴楚战争的牺牲品。据《左传》记载，昭公30年记载，吴公子掩余、烛庸奔楚，楚王竟然随意割取胡国疆土充实“养”地，以分封给吴二公子。由此可见，位于“吴头楚尾”地域的淮北胡国，夹处在两个大国之间，生存何等艰难，不仅背上了沉重的战争、经济包袱，还要随时遭受君死国灭的厄运打击。
在春秋晚期，吴楚“柏举之役”结束不久，胡国终于为楚所灭。据《春秋》记载，定公15年，“二月辛丑，楚子灭胡，以胡子豹归。”同年《传》：“吴之入楚也，胡子尽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为？多取费焉。’二月，楚灭胡。”至此，胡城作为“国都”的政治内涵与文化地理景观彻底丧失。春秋胡城在顺河古城遗址
春秋胡国都城地望所在，早期文献见于《春秋》昭公四年杜注：“胡国，汝阴（今阜阳）县西北有胡城。”这里所说的胡城遗址，就是今天的顺河古城遗址。直到郦道元生活的北魏时期，这个说法仍没有异议，只是到了唐宋以来，才有论者另立新说。
顺河古城遗址，位于今颍泉区宁老庄镇以东海孜寨古城子村一带，城址北侧、东侧为颍河半环形包绕，南邻泉河故道，古城因此地曾被称为顺河乡而得名。建国后的两次文物普查资料，收录于《中国文物地图集·安徽分册》中，兹录于后：
“城址平面略呈长方形，南北长约1500米，东西宽约1000米，面积约1.5平方公里。东至窑岗，西至范庄，南至海孜寨，北至核桃园。调查勘探唐代文化层约在距地表2.5米以下，地表采集标本有陶网坠、灰陶残豆、绳纹灰陶鬲足、红陶器足、釉陶片、筒瓦、磨形石器等，城址内曾出土绳纹灰陶鬲足、夹砂绳纹红陶罐、夹砂绿釉陶残器、黄釉陶残器及蚁鼻钱、唐代钱币。”
清乾隆《颍州府志》、道光《阜阳县志》均证唐代于此置信州，民国时期此城城垣、城壕遗迹尚可辨识。从文物调查资料看，旧志记载唐人利用古城废墟设置信州的说法还是可信的。如果不考虑汉代以后的遗存，顺河古城遗址内的确存在商周、春秋战国之际的大量遗物。然而，要确认此城系春秋胡国之都并非如此简单，认证一处古方国都城遗址，除文献记载的线索与明确的城垣、城壕、城门之类遗迹外，至少还要有与之关联的宫殿区、居民区、作坊区、墓葬区等遗迹的存在佐证。顺河古城遗址春秋墓葬出土的青铜簋
1988年冬季，当地一村民在顺河古城遗址东南部清淤水塘，在塘底发现一土坑墓，墓中出土了春秋时期的鼎、簋等一组器物。此墓随葬的一组只有春秋贵族才配享有的高等级青铜器，本可作为胡国都城附近贵族墓葬区存在的物证，但因拘执于“孤证不立”之例规，多年来罕有论者将其与《水经注》所记的“胡城”——胡国之都联系起来。2014年12月下旬，上述墓葬的南侧毗邻处，又发现一处高等级的春秋贵族墓，出土了青铜鼎、簋、匜、盘等一组器物。两处春秋墓的墓向、形制雷同，出土器器型、纹饰特征相类。因此，可确认这是一处经人为选址规划的高等级春秋贵族墓葬区。这个墓地位于顺河古城近郊，显与春秋方国胡城的城市功能分区有密切关联。
有鉴于这个重要发现，笔者2014年底曾尝试组织了一个由文物考古、地方史研究、历史地理研究专业人员组成的考察小组，对顺河古城遗址进行为期四天的专题调查论证，认为，把这个城址的早期遗存定性为胡国之都还是合适的。由于历史上黄泛泥沙的反复冲荡湮覆和人为破坏，凭地表踏查尚不能确认城内早期遗存的功能分区及其具体形构、方位。古城的平面形状，亦非过去认为的近似长方形，虽南侧、西侧城垣走向不易确认，但北侧、东侧的临水而筑的曲弧形城垣遗迹是显见的。其中，西北侧的圆弧形城垣抹角形构特征最为明显。在我们实际见到的春秋古城规模布局遗存中，此类不遵守传统“周制”、因地制宜构筑曲弧线城垣形制的例证很是常见。春秋胡城 经历了一个扩张繁荣期
较之于商代、西周时期规模不大的胡国都城，春秋之际的胡城则应经历了一个发展扩张的繁荣期，城市的防御功能也得到一定程度加强。这个变化，有着特定的文化背景与深刻的社会动因。
春秋以来，我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个建城高潮期。列国诸侯逐渐突破传统礼制的限制，迫于自身发展与战争防御需要等原因，都城建筑规模越来越大，城墙加固越来越高，城市功能分区日趋复杂完善，郭城与宫城之间也不再完全遵循“居中型”、“环套式”布局。春秋中期以来，阜阳境内的胡国夹处于吴楚争霸的战争漩涡中，频受战争侵扰之苦。国家的安危、都城的安全防御，成为当时胡子国君考虑的首要问题，而不断修筑加固城墙、改善防御设施当是应对此类危机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之一。由此推证，此期的胡城应经历了一个不断增修加固、改造扩容的建设过程。建国后，文物部门几次调查顺河古城遗址所获取的数据中，地表所观察的面积为1.5平方公里的城址，显然不会是殷商、西周时期胡国都城应有的规模，却很可能是春秋晚期的胡城遗址在地表的残存景观。这个相对“庞大”的城址规模，或系春秋中晚期胡国都城增建扩容、加固加高史实的间证。胡城为何建于两河之间的台地上
胡国之都——胡城构筑于今顺河古城遗址一带，是充分考虑了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交通地理等诸多因素后的绝佳选择，因为这一地域范围内，没有哪个地方较顺河古城的位置更适合于营造方国都城：
1、都城夹处于颍水与泉河两水系之间的高台地上，形成三面临水的独特地理景观，既可得水之利（漕运）、又可避免水患袭扰。目前发现的先秦城址，几乎无一例外都选址在河流转弯处或两河交汇处的台地上，这样既有河流最大限度地“绕城”而过，但河水的流量又不会太大，从而保障了城中居民方便用水、又不致遭受水患侵袭。阜阳胡城的选址建设，应该是充分考虑了城市对水的需求。
2、都城临河而建，是利用水系作为天然屏障以保障都城的安全，进而使该城安全防御功能大大加强。在春秋战争频繁的大背景下，利用河流“天堑”增强城市的防御功能是现实生存之需。
3、古城构筑于台地之上，调查表明这个台地有早于殷商时期的文化遗存，表明此前已有人类族群在台地上生存聚居，而台地周围广川无际，土壤丰饶，既有沿河避涝排水的优势，又得农耕灌溉之利，确系古人长期定居、繁衍生息的理想场所。凡此表明，胡国建都于此，有必要的社会经济基础。唐代以后 为何出现胡城地望之争
关于胡城地望之争，唐宋以前的文献中没有提及。唐代以后，关于阜阳境内胡城遗址的位置有了多种说法。如《路史·国名纪》：“胡，子爵，楚灭之，姬姓也，今颍治汝阴西北二里有胡故城。”宋金时期的汝阴城在今阜阳城的位置，显然上引“今颍治汝阴西北二里有胡故城”中的“胡故城”，不是前文提及的顺河古城，而是指现在的柴禾场遗址一带。又《读史方舆纪要》颍州“汝阴废县”及“胡城”条：“胡城，在州西北二里，春秋时胡国城也”；《春秋大事表》卷5说：“今江南颍州府西北二里有胡城”。其实，柴禾场遗址为秦汝阴城故城的说法早在《水经注》里就已明确记载。近人不提顺河古城遗址而另指柴禾场一带为胡城的缘由，或与顺河古城遗址唐代以来破坏严重、地表景观特征不再显露有关。
近世有关古胡城地望之争，亦不排除与春秋以来胡国都城附近存在“离宫”、“别馆”、“苑囿”的建筑景观有关。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都在都城之外修建有离宫别馆及苑囿。如：晋都新田城外、楚国郢城之外、秦都雍城与咸阳附近等均有此类高大建筑。这些巍峨高大的华丽建筑，皆分布在都城近郊的风景秀丽之地，以利于诸侯贵族在此休闲娱乐、处理朝政，阜阳境内的春秋胡国自然亦不会例外。今市开发区黄庄社区附近的清古堆遗址，经1994年清理发掘就证明是一处此类性质的宫殿建筑遗存。阜城西北柴禾场一带，2003年11月瑶海大市场挖排水沟管道时，在一处旧称为“胡台子”的地方，也发现了一大批春秋时期的大型建筑构件及陶器遗物，此类只有大型宫殿才会使用的建筑构件的出土，表明本地春秋时期的确有宫殿建筑存在。而春秋之际有资格有能力构筑此类高大宫殿建筑者，恐怕只能是胡国国君所为，因而它应该就是春秋胡国的另一处“离宫”、“别馆”、“苑囿”所在。这个“离宫”选建在西湖景区岸边，亦符合王公贵族休闲娱乐之需，故而它并非胡君随意所为。 ——— 胡氏资讯（zhhusw）微信公众平台2016年10月24日推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