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崇安胡氏族谱世系考辨----武夷山寻根考察报告之二   江苏  胡恒俊 [复制链接]

崇安胡氏族谱，虽然种类、数量很多，但都奉“钓鱼翁”为入闽始祖。其世系图，笔者所见，最早的是十世图（见图一），到“仁”字辈，冠名《入闽鼻祖钓鱼翁位下总世传》。

但是，目前，对胡安国世系的族属及人物关系，却有多种不同说法，虽有多位学者费力考辨，至今没有结论的原因，概系未见崇安胡氏族谱。笔者不揣浅陋，今以崇安诸谱，予以考证、辨析、澄清。

一、“钓鱼翁”是入闽始祖，名、讳一直清楚地列在谱中

崇安诸谱中，多数称“钓鱼翁”为入闽“始祖”，唯有《入闽鼻祖钓鱼翁位下总世传》称其为“入闽鼻祖”，而具体叙述，则毫无二致：“钓鱼翁，讳夔，字朝佐，号龟山。有墓图。妣刘氏夫人。生子二：光仁、春生。”

崇安胡氏族谱，目前所存最早的，是胡宪、胡大壮“续修”之谱。“续修”者，说明在胡宪续修之前，已有老谱，是否置于“续修”谱之前，无从知晓；而新谱，则以“入闽”始。


图1、图2、图3，只是十世图的主干，虽然仅仅剩下两行，仍以一个全页紧随（见图4），说明续修此谱时，仁仲（胡宏）之子大时、大壮已生子，大经、大本尚未成家；而安止之孙大異，安老之孙大谦、大亨、大振、大诚，亦未娶妻。

胡宪续修之谱，落款为“宋绍兴廿六年四月十三日宪书”，并言：“吾既作‘宗系记’，因叙其事于卷末，以告尔在后之人，尚克念之”（指“以文定公为榜样，以仁、孝立身”）。
  
“宋绍兴廿十六年”，即公元1156年（也是胡寅逝世之年），距文定公去世，已经十八年。而据胡寅《先公行状》，文定公去世时，孙辈惟有大原（其实，当时还有大端，胡寅作《先公行状》时，已夭折，故不再提及）；“公殁五年之后（1143年），始生大经、大常、大本、大壮、大时”。那么，大经、大常、大本、大壮、大时，至绍兴廿六年（1156年），最大的不过十四岁，不仅不会有“子”，更不会有“孙”。而此图中，大壮已有子名钧，且钧也已有“一子”——只能说明：此图，已是胡大壮续修之谱的图系。

胡宪，官至正字。所以，胡大壮“淳熙己酉（1189年）七月望日”《重修宗谱序》云：“从父正字，绍兴间为《宗系记》，今阅一世矣……然视三十年前，则有间矣。大壮孤苦待尽，忽忽逾年，恐死亡无日，欲述先世行迹，以诏后人，辄重修家谱，绍《宗系记》而叙述之……”此时，“大”字辈中，除胡大原65岁（胡寅长子，文定公去世时15岁，已荫补右承务郎），大壮等最大的不超过46岁，以致长房不仅有“子”，且已有“孙”，而晚房仅仅有“子”，如是而已。

由此可见，此十世图，是大壮“绍《宗系记》而叙述之”的“总系图”；“大”字辈之后的“金”字旁辈及再后的“仁”字辈，是大壮“续”上去的。


此十世谱系图，在后来的十余次续修之谱中，一般都被单独放在前面，其后从十一世起另外制图（有的排到三十世），直至“大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胡氏重修宗谱》，依然沿袭（见图5）。此入闽十世世系图，从淳熙己酉年（1189年）制作，至今已历八百余年矣！

从入闽十世“总系图”及分解图中，我们可以明确诸多存在争议的人物关系。

二、将“钓鱼翁”挂靠“清华”者，是明代“逰越建阳”遂定居、四代后卜居徐墩的“秀山”后裔于清乾隆、道光间所为

崇安诸谱中，虽然多数直接列“钓鱼翁”为入闽“始祖”或“入闽鼻祖”，具体叙述都是“钓鱼翁，讳夔，字朝佐，号龟山。有墓图。妣刘氏夫人。生子二：光仁、春生。”但是，唯一例外的是，竟出现《徽州始祖另编》十世图，将清华派“学公”列为一世祖，而把“钓鱼翁”列为“十世”，且安上“玉公”之名，述曰：“从龙”“次子”，“玉公，别号钓鱼翁，讳夔，字朝佐，号龟山。墓在籍溪里西山下，又名雁飞田。坟前建有冢庵壹所。立有祀田七十五亩……妣刘氏，生子二：二公，春生。”并引延平道宪来谦鸣拜谒钓鱼翁墓所题诗。十世图，至钓鱼翁，便戛然而止（见图6）。

   至此，“另编”之“十世图”，仿佛已了，后面却又另辟一页，再从第“十世”开始，似乎予以强调，却有违谱例，明眼人一看便知：硬接之处，必有“伤痕”！
  
此图的制作年代，因附有乾隆十五年（1750年），延平道宪来谦鸣拜谒钓鱼翁墓所题诗，故应在1750年之后。

此图究竟何人所为？遍查谱序，原来，出自徐墩支系。按其《序》，“大明间，秀山先生逰越建阳茶埠之高山（笔者注：在建阳县城西南方向），居。自四世孙嬭通、嬭宝兄弟，复由高山卜居徐墩（笔者注：今建阳城东北徐墩），胡氏之开基徐墩者，又始此两人矣……至我朝（注：清代），而徐墩之地环堵居者，莫非胡姓……适当合族修谱告竣时，问序于余，余阅其谱式……有世系以序世次…”，遂序曰：“昔周武王以元女太姬配胡公而封诸陈，以谥为氏，此胡氏之所由也。迄唐，而龟山钓鱼翁由江南徽州迁入崇安，遂为崇安始祖。厥后子孙愈盛……”。作此序者，落款为：“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阳月上浣日榖旦  岁进士候选儒学江作舟拜撰”。

此徐墩谱冠名《胡氏重修宗谱》，是何人找到当年的“岁进士”，“岁进士”没留其名，足见并非名士，也许是辗转相托，找到“候选”的“岁进士”。而胡安国《春秋传》一直是明、清科举取仕的教科书，胡安国其人、其事及家世，亦是学习《春秋传》必知的背景知识，“岁进士”岂能不晓？表面看，年轻的“岁进士”，见“有世系以序世次”，便“人云亦云”地欣然命笔作序，完成了请托，而实际上，精明的江作舟，却又洞悉此“世系”的玄机，故意以“大明间……逰越建阳……自四世孙……卜居徐墩”，再加落款的清代“道光二十四年”，便埋下了不被后人耻笑的伏笔：

《序》中“逰越建阳”，本身就说明，“秀山”既非崇安人，也非建阳人，而是“越”之外的人，且是“大明朝”才“逰”到建阳。而胡安国族系，却自钓鱼翁于五代末入闽起，便在崇安县、建阳县、崇安县间辗转卜居，两县紧邻，犹如一家，至明朝，已数百年矣。何况“秀山”明代“逰”到建阳，数代之后，“卜居”之地徐墩与建阳县城近在咫尺，既远离建阳的清河村，更远离崇安的五夫镇。而秀山的后裔们，直至清朝的中后期，方追“来历”，不论其是否清华族系，但明显地，他们都已既把自己当作“钓鱼翁”后代，又视“清华”学公为远祖。

凭心而论，数百年前的胡氏先人，对于我们，都是列祖列宗的范畴，所以全国各地的胡氏，无论在哪里相见，都互称“宗亲”，只有为区分传承脉络时，才细看宗、支、堂号的衍变，以定远近、亲疏。徽州婺源“清华勋贤堂”，是安定堂之下的一个分堂号，婺源的宗亲，对此又是如何看待呢？

笔者终于在众多《谱序》中，找到了线索。原来，早在江作舟作序的五十年前，即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就有“崇安学生员国材，曁建阳学生员俊三等（注：即通过考试被取入县学，称生员，俗谓“秀才”），手执族谱宗系，特诣清华合修”。“清华”诸贤，当然深知胡安国的功绩与影响，其中“赐进士出身，敕授文林郎，前任四川潼州府知盐亭县事，宗裔光琦”，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为该“合谱”撰《福建崇安兴田胡氏会修宗谱叙》说：“……迨至国朝，圣祖仁皇特赐匾曰‘霜松雪柏’悬挂殿前（注：指文定公祠），是光前之钜典，已独隆于前代，而裕后之盛举，亦足奢冀于后人。今其裔孙国材登墉、俊三登堦等，不惮数百里之遥，而以会修宗谱为重，是诚不忘水源木本之思，而以敬宗睦族为要者也。视其修谱之志可嘉，其请叙之情难却，因思吾族自满公开始以来，支派蕃昌，子孙云礽簪缨、世胄阀阅传家，固已美不胜录，而福建之崇安文定公再称极盛于继，猗欤休哉？何人才之间出者，有如斯也！虽然，莫为之前，虽美弗彰；莫为之后，虽盛弗传。兹幸徽、闽合修宗谱告竣，爰掇数语，以为之序”。明知不是一个分支，却因其“情难却”，而同意“合谱”，清华诸贤之心之情，可敬可佩！只是，同为安定堂子孙，“合谱”变成了“续谱”，不可不谓遗憾。江作舟所序之谱，不过是五十年前之谱的再续，只是，江作舟却了解到，要求与清华“合谱”者，是“大明”“逰越建阳”之“秀山”的后裔登墉、登堦罢了。

崇安十几次续修宗谱，将胡安国族系，往清华族系上硬接的，这是独一个！而且，为了硬生生地往上挂接，又为钓鱼翁安了个“玉公”之名。对古人起名稍有一点“避讳”常识的都知道，钓鱼翁的子侄，名字之中才有“玉”字旁，自己怎会名“玉”？——然而，此一偶然事件，却被清代的个别方志人云亦云地记录，又被后来的个别学者误读、引用，以致造成一些混乱，形成误区。

这里，顺便提一句：此“合谱”所附《清华胡氏勋贤正谱》，以胡公满为“第一世”，将“学公”列为第六十多世，而《世界胡氏通谱•清华谱历代世系图》，以阏父为“一世”，“学公”仅列为“四十七世”，悬殊十七八世，不知何故。不妨将《清华胡氏勋贤正谱》世系转录如下：1、胡公满；2、丹；3孟阳；4、洽；5、思；6、充（克）虞；7、高昌；8、季符；9、齕；10、昭；11、犨；12、孟戊；13、僔；14、君己；15、变；16、孟龙；17、灵朔；18、羲；19、伯奇；20、叔善；21、计宁；22、元善；23、24、25名字因朽烂而无法辨认（但23墓在咸阳凤凰山，应是“凯”；24为廷尉）；26、殷；27、谨；28、刚；29、从吉；30、炤；31、贡（？名字看不清，“为交趾都尉，子十人”）;32、一宠（也为“交趾都尉”）；33、广；34、权；35、逝；36、椽；37、遵；38、仍、伋；39、度；40、？官散骑常侍，奋；41、喜；42、庆；43、僧佑；44、玘；45、湘；46、怀；47、平；48、龙；49、荫；50、顒，頡，须；51、伏；52、澄；53、琳；54、潜；55、泟；56、元礼；57、谐之；58、乐陵；59、杲；60、福；61、蒙；62、佑，伸；63、志和；其后因朽烂，分不清世次，但可见裕、瞳、学等三辈人，不知裕、瞳与蒙、佑、伸、志和等的关系究竟是如何排列。




三、“钓鱼翁”胡夔，并非华林系

同时，更有将“钓鱼翁”挂靠华林系之说。其因有二：一是黄启昌列有“华林胡氏‘瑜公——胡夔——安国’世系”；二是有樊明芳既列“胡瑜——令仪——安国”世系，同时同文中又列“胡瑜——令濬——安国”世系，以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其一、关于“胡瑜——胡夔——安国”世系说。

抛开华林系是否陈国灭亡后“玙顶谥为姓”之支系不论，单说胡瑜。笔者未能见到黄启昌先生此说的原文，但据王立新教授《胡安国族系考证》中所引，黄启昌在《中华姓氏通书•胡姓》中将“崇安胡氏世系表”，列为“胡瑜——夔——□——敏——容——罕——渊——安国”。对照真实的崇安《胡氏族谱》，黄启昌先生除了确切地知道“夔”与“敏”之间还有一代人，只是不知其名外，自“夔”至“安国”，共七代人，是正确的；唯独把“夔”，安在“胡瑜”之后，不仅错误，而且大错特错！

“胡瑜”者，何人？不妨引用樊明芳《华林山的胡氏渊源》的说法：“五代胡瑜……后唐明宗天成（926～929）年间，官陈留令，徙崇安，为陈留、崇安之共祖”。——大家都知道，陈留县，本是秦置县，治所即今河南开封市东南陈留城，虽然西晋曾将其废入小黄县，但自隋开皇六年（586年）复置，直到1957年才废入开封县。胡瑜之父胡城（875～945年），生子珰、瑜等。后唐在公元936年，被后晋替代。而公元929至936年之间，高堂城公尚在，作为次子，胡瑜岂能抛下花甲之父，从中原徙居崇安？退一步说，胡瑜子令仪，“天启元年（1017）进士”。——“天启”，是“南诏”年号（848～860年），此处应为“天禧元年（1017年）进士”。而“钓鱼翁”胡夔，则生于南唐显德六年（959年），卒于北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且世系为“钓鱼翁”胡夔——光仁、春生——敏——容——罕——渊、从、聳——安国，是七代人；而樊明芳先生所列胡瑜的世系则为：胡瑜——令仪——绍——美弼——罕——渊——安国，也是七代人。从世系辈分看，“胡瑜”与“钓鱼翁”胡夔相当，是同一辈分，何来“父”与“子”之说？何况，“钓鱼翁，讳夔，字朝佐，号龟山”，而“瑜，字可佩，号雪宝”，二人毫无相似之处？黄启昌先生此说，不过是抄自未经考证的某个资料罢了。然而，由于黄先生对此说的失察，导致《中华姓氏通书•胡姓》的权威性和可信度大大降低，不免令人遗憾。

其二、关于樊明芳先生“胡瑜——令仪——安国”说。

樊明芳《华林山的胡氏渊源》说：“五代胡瑜，字可佩，号雪宝，后唐明宗天成（926～929）年间，官陈留令，徙崇安，为陈留、崇安之共祖，卒葬华林宅后。原配吴氏，生子三：令仪、令濬、令熊；续娶刘氏，生子三：令绵、令延、令弦。令仪天启元年（1017）进士，迁淮南转运使，生绍；绍生美弼，美弼生罕；罕生渊；渊生安国；安国生宣（寅？宁？）、宏，宏生常原……令濬生羽仪，徙崇安，生休征；休征生良弼；良弼生光岳；光岳生世用；世用生建国、安国；安国生寅、宏、宪；宏迁广丰胡坊”。

此一说法，当然也是抄来的。而不论是否别人代抄，作为樊明芳先生，难道就一遍也不看吗？倘若扫上一眼，也应感到奇怪——此文中的两个“安国”，既然都生寅、宏，当然是一个人，怎么既是令仪之后，又是令濬之后？何况，令仪与令濬，又是同胞兄弟？如此明显的错误，竟然招致众多不加分析的引用者，岂不是滑稽而又滑稽？如此之“渊源”，哪里还有一点可信度？

四、“钓鱼翁”确系安定堂系，宋代早有定论

无论别人怎么说，崇安的胡氏宗谱，只要是“钓鱼翁”后裔所续编，直至清代，都视自己为“安定堂”系。 其中，“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岁次甲辰秋八月，增贡生范启刘”在《新序》中说：“安定胡氏，故宋儒文定公后也。渊源有自，代毓闻人。其家乘之由来，又已载……其世系昭垂丝联，缕续源流较著，派衍支分，远而祖宗事蹟，近而子孙名分，上下数百载，一目了然，直使后之子孙，咸知各寻其绪，昭穆遞传不紊”（见图12、图13）。

湖南胡铁华宗亲发布的《闽楚中湘涌田胡氏世系》，以入楚的安国公为第一世，直至第十世，每一“世”之后，都以（）注明“安定世系第某世”。如：“第二世（安定世系第六十五世）寅——字明仲…”；“第十世（安定世系第七十三世）永涧——（长房）字潜士……”。

而南宋咸淳八年（1271年），文天祥（1236～1283年）为江苏如皋《安定胡氏世系谱》，则将“渔翁”的上下世系，分列得明明白白：禹谟——韫——修己、克己、恭己——讷、谦、谔（号渔翁）——瑗、珣、璠、琦、简、顺之（玙）、岩起（瑅）。其前提，当然是把“钓鱼翁”——安国之世系，作为“安定胡氏”。并且直言“恭己生永嘉主簿、历官集贤学士谔”。

应该说，文天祥作此序时，对胡谔至胡安国之间的传承，还不十分了解，待到《题安国公和寅公像》时，才更进一步。湖南胡铁华宗亲2008年9月19日曾发布转自河北省《文安县志》的文天祥《胡氏族谱跋》，与安徽天长谱中《题安国公和寅公像》，题目虽异，内容相同，则从另一侧面，证明文天祥确实为胡安国、胡寅族谱留下过文字。

当然，文天祥是为如皋《安定胡氏世系谱》作的序，更详细的，应查看《如皋谱》所列的世系：禹谟——韫——修己、克己、恭己——（修己子）讷、（克己子）谦、（恭己子）谔（号渔翁）——（讷子）瑗、珣、璠、（谦子）琦、简、（谔子）顺之（玙）、岩起（瑅）——（瑅子）敬、敏——（敏子）客（应为“容”，系传抄之误）——（容子）罕、突——（罕子）耸、从、渊——（渊子）安国、安正（应为“安止”）、安天（应为“安老”）。

特别是，《如皋谱》对于胡谔父子的介绍是：“恭己子谔，字正言，号渔翁，行仪十，雍熙丙戌（笔者注：雍熙，北宋太宗赵光义年号；丙戌，公元986年）为永嘉主簿，历官集贤院学士。周显德六年己未（959年）生，宋仁宗天圣元年癸亥（1023年）卒，葬崇安县籍溪山。徙崇安……子玙、瑅。”“谔长子玙，字顺之，行仪九，任休宁令，终尚书屯田员外郎”；“谔次子瑅，字岩起”。

湖南《闽楚中湘涌田胡氏世系》，与《如皋谱》的介绍，大同小异：“谔，脉祖。字正言，号渔翁，行仪十三。宋太宗雍熙三年丙戌为永嘉主簿，官集贤院学士，栖崇安。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己未生，宋仁宗天圣元年癸亥卒，寿六十五，葬崇安县籍溪山。妣赵（注：应为“刘”）氏，封夫人。子玙、瑅。”“玙，字顺之，行仪九。任休宁令，终尚书屯田员外郎。宋太宗淳化五年甲午（笔者注：994年）生”；“瑅，字岩起，号春生，行仪十。宋真宗天禧五年辛酉（笔者注：1021年）进士，知闽县事。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丁丑（977年）生，仁宗康定元年庚辰（1040年）卒，寿六十四，葬父山”。

而崇安《胡氏宗谱》，对入闽“始祖”、“鼻祖”的介绍，都很简单：“钓鱼翁，讳夔，字朝佐，号龟山。有墓图。妣刘氏夫人，生子二：光仁、春生”。

诸谱对照，显而易见：虽然名讳、字号有别，但“渔翁”就是“钓鱼翁”，胡“谔”就是胡“夔”；“光仁”就是“玙”，“春生”就是“瑅”。出现名讳、字号有别的原因，应与“唐末避地于建州崇安之籍溪（见游酢《宣义胡公墓志铭》）”有关。避乱入闽，变换名讳，自在情理之中。


《如皋谱》之所以记载胡谔，亦是必然：在胡瑗名震朝野之后，胡瑗所在家族的族谱，对胡瑗以上的世系，必须逐一记述；胡谔是胡瑗父亲的胞弟，岂能空缺？胡瑗与胡谔之子光仁、春生，是从（叔）兄弟关系，亦在必记之列。只不过，胡玙、胡瑅之名，在《崇安谱》中只记字、号。——只记字、号，似乎是崇安谱的一大特色，如谱中只记“念三公”、“四一”公，若不从世系中细细查找，很难知其名字。

另外，胡恭己于宋真宗咸平二年卒（999年），葬于安定崆峒山“附父右垅”；而胡谔雍熙丙戌（986年）已为永嘉主簿，将父亲葬于祖父之旁，在讲究“孝道”的封建社会，必是遵命而为，且须“服除”之后，才能再赴任。父、祖皆葬于安定，则从另一侧面，证明其确实“世居安定”，无可置疑。

五、“钓鱼翁”究竟从“江南”何地入闽

游酢《宣义胡公墓志铭》，是为胡安国之父胡渊而作：“公讳渊，字泽之，姓胡氏。其先江南人，唐末避地于建州崇安之籍溪。”正是这一“其先江南人”，引起无数猜测，才有挂、联清华、华林等现象。

游酢缘何为胡渊作《墓志铭》？“其子遵治命，以公入夫人之兆，将葬，来请铭。”“其子”，即胡安国。游酢与胡安国之所以友善，一是因为近邻——游酢是“建州建阳人”，建州，唐武德四年（621年）置，治所在建安县（今福建建瓯县），天宝元年（742年）改为建安郡，乾元元年（758年）复为建州，直至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才升为建宁府；建阳，即今建阳市（南宋景定元年——1260年曾改名嘉禾县，元代复名建阳），与崇安县紧邻；二是同为钻研程氏理学；三是虽然游酢（1053～1123年）大胡安国（1074～1138年）十九岁，却同为进士、博士。而游酢又深受范纯仁器重，以致崇宁五年（1106年），蔡京借此诬陷胡安国所荐寒士系旧相“范纯仁党人”，将胡安国罢官。胡渊逝世于1118年，游酢正知舒州（治所在怀宁——今安徽潜山），胡安国则提举江南东路（北宋1018年置，治所在江宁府——今南京市，辖境相当今江苏镇江市、大茅山、长荡湖一线以西和长江以南，安徽江南部分，江西信江流域以北和九江市、瑞昌、德安等县一带）学事，过从甚密，相互知根知底。

既然迁徙的源头是“江南”，“避地”的时间是“唐末”，就只能从这两个源头查起：

唐末，是“五代十国”时期。“五代”自公元907年后梁建立，中原王朝历经后唐（924～936年）、后晋（937～946年）、后汉（947～950年）、后周（951～960年），至960年宋朝建立，共53年。而南方，同时并存着吴（937年被南唐取代）、吴越、闽、荆南（南平）等小国政权。此际，胡谔祖、父辈的仕宦迁居路线是：

1、胡谔的祖父韫（889～949年），“累官西蜀陵州刺史”，卒“葬安定崆峒山。崆峒山，一作空桐山，又名鸡头山，在历史上很有名气。《史记•五帝纪》：“黄帝西至空桐，登鸡头山。”该山位于西汉安定郡治所高平——今宁夏固原，和西晋安定郡治所安定县——今甘肃泾川之间，今属甘肃省平凉市崆峒区，五A级风景名胜旅游区。

2、大伯父修己（923～1001年。子讷，孙瑗），《如皋谱》载：后汉（947～950年）乾佑中（949年），为“阳羡（即今江苏宜兴市）主簿”；后周（951～960年）转“海陵（即今江苏泰州市）司寇参军”（参见图14的后周辖区图），才卜居如皋，卒“葬如皋县南十里官路东”。需要说明的是：修己任海陵司寇参军的时间很短。因为，南唐与后晋、后周在海陵附近一直争夺激烈（南唐在刚成立的当年——937年，就曾夺得海陵，并将其置为泰州治所），不久就被南唐再次夺得（参见图15的南唐辖区），直至975年落入赵宋王朝。也即是说，修己生活在南唐的时间，有二十多年。

3、二伯父克己，生、卒缺。子谦（谦子琦、简，派衍河南），《如皋谱》载：“谦，官……凤阳节度使”——应为“凤翔节度使”。“凤阳”，无论“县”还是“府”，都是明代洪武七年（1374年）才设置；而“凤翔节度使”，梁、唐、晋、汉、周五代，始终设置，其治所，在今陕西西安市西凤翔县；北面不远，就是安定胡氏列祖墓地——今甘肃平凉市所在的崆峒山。

4、父恭己，《如皋谱》载：“累官至礼部侍郎。后唐明宗天成四年（929年）生，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年）卒，寿七十一。葬父右垅（即安定崆峒山。钓鱼翁的父亲与祖父，都葬在安定崆峒山，则进一步说明，崇安钓鱼翁支系，确是安定堂系）”。恭己为官，应在公元949年之后。因为，大哥、二哥做官在外，自己最小，随侍在父亲左右，而父亲胡韫在后汉被后周取代的前一年（949年）去世时，恭己才二十岁。封建社会，父殁之后，“长兄如父”。将父亲安葬到崆峒山之后，恭己很可能就随大哥南下。不料，海陵不久又被南唐再次夺取（设海陵制置院），无奈滞留于南唐辖境。

由于南唐被北宋灭于975年，恭己之子胡谔，是“避乱”才“入闽”的，所以，恭己“礼部侍郎”之职，应是南唐之官，而非后周之官。若是“后周”之官，公元960年赵匡胤以“兵变”而“皇袍加身”，没有造成大的社会动乱；胡恭己仍会以“礼部侍郎”，自然入“宋”，此时儿子胡谔也才刚刚一岁，根本无法独身远避闽地。南唐的首都是金陵（今江苏南京市）。胡恭己官为南唐“礼部侍郎”，妻小理所当然地要随居在金陵（今江苏南京市）。

5、胡谔自己，生于“（后）周显德六年（959年）”，而959年，无论后周，还是南唐、吴越，年号都是“显德六年”，此处应为生于“南唐显德六年”。次年，后周即被赵宋取代。至北宋灭掉南唐（975年）时，胡谔已经十六岁。在北宋大兵压境、南唐即将灭亡之前，胡谔被迫从金陵“避乱入闽”。——舍此，别无其他合理的解释。

所以，“其先江南人”之“江南”，应该明确为“金陵”，即今江苏南京市。

崇安《胡氏重修宗谱•新修宗谱重增序》言及钓鱼翁入闽，则说：“唐季避乱来闽，始则卜居崇安黄柏里柘阳，后与籍溪刘氏为婚，遂迁籍溪之滨”。




六、“钓鱼翁”，就是“主簿翁”

《如皋谱》载：“谔，字正言，号渔翁，行仪十，雍熙丙戌为永嘉主簿。历官集贤院学士……卒葬崇安县籍溪山。徙崇安。”湖南《闽楚中湘涌田胡氏世系》所述，与《如皋谱》基本相同。

“雍熙”，是北宋太宗赵光义年号之一，“雍熙丙戌”，即公元986年。此时距离北宋灭掉南唐，已经十二个年头，胡谔任永嘉主簿，已经三十七岁。永嘉县，系隋开皇中以永宁县改名，治所即今浙江温州市，在崇安东北方向。

而崇安《胡氏宗谱》在世系分解列表中，却将“主簿”，安在“春生”之下（见图16）：“春生，号五，官主簿”。显然是错误的。

崇安谱中，为何出现这样的错误？关键在于：在旧谱的屡毁屡续中，有人对“五世祖”究竟是谁，理解不同。

胡寅《斐然集•先公行状》说：“公讳安国，字康侯。五世祖号主簿公，五代中，至建州之鹅子峰下，钓鱼自晦，人莫知其所从来。后世相传云：本江南人也。”——很显然，“主簿公，五代中，至建州之鹅子峰下，钓鱼自晦”的 后半句，是倒叙，以“五代中”和“自晦”，介绍其“入闽”的时间、原因；先是“钓鱼”，后任主簿。而“钓鱼翁”，则是后世沿袭时人的称呼。

这里，“五世祖”，是指安国公的五世祖，而非胡寅的五世祖。安国公的一至五世祖，分别是罕、容、敏、春生、钓鱼翁。正如研究湖湘学派的学者王立新教授所言：“胡安国的五世祖因避五代之乱，始至福建崇安县开耀乡籍溪里定居，钓鱼于鹅子峰下以自愉。人皆不知其所从来，称之曰：‘钓鱼翁’。‘钓鱼翁’又称‘主簿公’”。虽然王立新教授曾言崇安“胡氏可考仅限于此”，但同时又言“了解到胡宪坟墓尚在，故知其当有后人在，应当有族谱可考。不知今后尚能得见否”，体现了一位年轻学者的严谨和审慎，令人肃然起敬。

何况，作为胡瑗的亲叔，胡谔（959~1023年）逝世时，胡瑗（993~1059年）已经三十岁；在胡瑗名震四方之后，《如皋谱》对胡谔的记载，不会有大错。

七、关于入闽第二代光仁、春生

入闽第二代，《崇安谱》中仅列“光仁、春生”，之后的世系，就以春生支系往下排，而“光仁”，竟无下文；即使“春生”，也是仅有一子“敏”。

但《如皋谱》载：“谔长子玙，字顺之，行仪九，任休宁令，终尚书屯田员外郎。生卒葬缺。子二：价、份。”“谔次子瑅，字岩起，子敬、敏”；“敬，字居仁，官台州知府。宋太宗至道二年（996年）生，宋仁宗嘉佑七年壬寅（1062年）卒，寿六十七”。

湖南《闽楚中湘涌田胡氏世系》记载与《如皋谱》不同的是，“玙”有“宋太宗淳化五年甲午（994年）生”；“瑅，‘脉祖’字岩起，号春生，行仪十。宋真宗天禧五年辛酉（1021年）进士，知闽县事。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丁丑（977年）生，仁宗康定元年庚辰（1040年）卒，寿六十四，葬父山。”

显然，湖南谱中，“玙”的生年有误：哥哥岂能比弟弟“瑅”晚出生十七年？钓鱼翁出生于959年，“玙”应至少比“瑅”早出生一年，古人结婚早，又是避乱入闽，早安家就早有栖身之处，十七八岁生育很正常。

这里，须明确几个问题：

1、“光仁”就是“玙，字顺之”，因“任休宁(即今安徽休宁县)令，终尚书屯田员外郎”，而外迁。有子价、份。文天祥《安定胡氏世系谱》云：“价失传，份任国子司业，生庆元路（元至元十四年——1277年，以庆元府改名，治所在鄞县——今浙江宁波市）推官祖。”

2、“春生”就是“瑅，字岩起，号春生”，与胡瑗是叔伯兄弟。除了“敏”，另有长子“敬，字居仁”，也因任台州（注：台州，唐武德五年——622年以海州改名，治所在临海县——今浙江临海市）知府（注：台州府系明洪武初以元代的台州路改置，治所依然在今临海市。此前未设府）而外迁。敬子：长儒。

可以参考的是：文天祥《安定胡氏世系谱》亦云：“岩起举进士，知闽县（今福建福州市）事，生台州知府居仁……居仁生两浙盐运使长儒，长儒生建康（今江苏南京市）军事舜举。”

而《元史•胡长儒传》却说：“胡长儒，字汲仲，婺州（注：治所在今浙江金华）永康人（注：永康县，三国吴置永康县，隋末废；唐代621年置为缙云县，625年仍名永康县）。”当唐之季，其先自天台来徙。宋南渡后，以进士科发身者十人，持节分符，先后相望。曾祖栗（注：‘卤’在上，‘木’在下，古文‘栗’字。今电脑中无此字），钦州司法参军，脱略豪隽，轻赀急施，人以郑庄称之。祖岩起，嘉定甲戌进士知福州闽县事，卓行危论，奇文瑰句，端平、嘉定间，士大夫皆自以为不可及。其在江西幕府，平赣州之难指顾之顷，全活数十万人。父居仁，淳佑丁未进士，知台州军，州事文辞、政事，亦绝出于四方。至长儒，其学益大振……宋亡，退棲永康山中……至元二十五年，诏下求贤，有司强起之……子驹……其从兄之纲、之纯，皆以经术文学名。之纲字仍仲……之纯，字穆仲，咸淳甲戌进士……人称之为‘三胡’”。——显然，胡长儒和父、祖名字都对，唯独“曾祖”名字、任职有异，不知何故。
造成世系中出现上述两大缺失的原因，不外崇安偏僻、人烟稀少、社会动乱、消息闭塞、老谱毁损遗失等，加之从钓鱼翁至胡宪、胡大壮，已历八九代，时间跨度两百年，虽然遗憾，但能理解。

3、（春生之子）敏公生有六子：元、太、有、九、留、容

八、胡安国父胡渊之墓，究竟在何处

胡安国父亲胡渊，《如皋谱》说：“字大中，行让四十五。官宣议郎，晋封左朝议大夫。宋庆历八年（1048年）生，宣和元年己亥（1119年）卒，寿七十二，葬武夷山老祠后，庚山甲向。”

湖南《闽楚中湘涌田胡氏世系》与《如皋谱》不同的是生卒时间：“宋仁宗嘉佑元年丙申（1056年）生，僖宗政和二年壬辰（按：壬辰二年，应为徽宗政和二年壬辰，1112年）卒，寿五十七，葬武夷山老祠堂后甲向”。

而游酢《宣义胡公墓志铭》云：“……既永，感晚寓江湖间而家焉，岁时追慕，常欲归省坟垄。子孙以年高，力谏止之。公曰：‘吾少不能致禄养，一恨也；晚以贫故，不能处先庐终洒扫，二恨也。今虽七十，筋力犹健，得一归上冢，死且瞑目矣。’既归，表识阡原，补植松檟，徘徊顾瞻，一恸而去。行道为之恻楚。以子通籍，再封宣议郎。宣和元年（1119年）十一月壬子，卒于所居之正寝……次年庚子三月辛酉，其子遵治命，以公入夫人之兆”。
    
安国公之母吴氏，“同里仙州居士吴羡门之女，后赠令人”，此前已于政和二年（1112年）辞世。宋鼎宗《春秋胡氏学•胡安国生平简介》说：政和“二年，丁令人忧。安国之侍令人疾，食不尽器，衣不解带。居丧哀毁，营奉窀穸，冒犯霜露，一事一物，必躬必亲，荆楚风俗，乃为之变。”

胡寅《先公行状》亦云：胡安国在“宣和元年，除提举江南东路学事，复召对，未受命…初，中大（按：渊公宣议郎致仕，赠中大夫）常欲公及时报国荣家……及公赴阙辞，未获命也，中大手书促之归，无复曩时督责矣。中大感疾且一年……”，“既免丧，谓子弟曰：‘吾奋迹寒乡，为亲而仕，今虽有禄万锺，将何所施？’”则进一步说明：渊公七十岁尚且回归崇安祭扫祖墓，之后二年离世；离世之年，确是北宋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如皋谱》所载是正确的。

胡安国曾“躬耕漳滨二十余年”。渊公逝世，初葬漳滨（湖北荆门），后迁葬湖南湘潭。“时结庐犹未成，独戒宏曰：‘当速营家庙。若祭于寝，非礼也’”（胡寅《先公行状》）。

崇安谱《钓鱼翁支下述由》则说：“四十五公（按：此排行，与如皋相同，进一步证明：至少在渊公时，如皋、崇安仍然联系紧密，兄弟辈的排行整体统一、有序），中大，讳渊。公墓葬建阳县忠孝里廻潭并源陇下，坐庚向甲，有三分卯酉。”且谱中附有渊公墓地图。

    渊公墓何时迁回崇安？《仲集公传》有言：“公讳翔卿……每念三代祖大壮公及妣葬在衡州，未获拜谒，愀怆涕零，岁时遣使祭扫，从无缺懈。登嘉泰二年（按：南宋宁宗嘉泰二年，1202年）进士第，授武陵尉……每自言：‘一行作吏，困于鞅掌，未及迁曾祖遗骸于崇邑窀穸，以便后人祭扫。忆髫龄，父泾承叔祖镒议，衡州佳城，不必谋迁。命虽可遵，心终抱慊。’屡戒小子辈，以无惮跋涉，致冢荒废云。卒葬于黄栢。”

翔卿的“曾祖”，就是大壮。独念大壮未迁崇安，说明渊公已被迁回崇安。

“前修国史致仕、教授云谷邱锡”应大壮十世孙胡琮之请，在所撰《清和堂记》中说：“宋大壮胡先生……之孙四一公（按：名泾），于衡山取籍溪先生归葬建阳东田凤历山，遂为建阳人。至五世孙侨，仕元为镇抚，生子六公玺；六公玺子文仲，赘于黄亭，遂为崇安人，而琮，则其孙也”。

笔者在前次的《考察报告》中，对“四一公，于衡山取籍溪先生归葬建阳东田凤历山”之句，怀疑是胡琮向邱锡介绍错了，当时未及深究，仅仅加了“（注：待考。笔者与良忠，皆疑为‘致堂先生’胡寅）”，现在看来，“取籍溪先生归葬建阳”，应改为“取中大先生（或渊公）归葬建阳”。因为，在将谁归葬崇安问题上，翔卿之“父与叔祖镒议，衡州佳城，不必谋迁”的是大壮，而籍溪先生胡宪，则卒于籍溪、葬于籍溪，安国公、胡寅、胡宏，又被湖南官府春秋两祭于湘潭，商议的结果并予实施归葬的，只能是渊公。并且，胡翔卿父亲泾公，因为归葬渊公于建阳，而落户建阳，以世守祖墓，并名其村曰“清和”。从翔卿“卒葬于黄柏”并有“翔卿支系”看，起码胡翔卿（即“仲集公”）在世时，已经有人迁至钓鱼翁入闽时的初居地——黄柏了。

九、胡安国两个弟弟，分别名安止、安老，而非安正、安天

崇安《胡氏宗谱》中，不仅世系表中列渊公三子依次为安国、安止、安老，且有《安止安老合传》：“安止，以兄安国，荫朝散大夫。安老，字康年。幼孤，文定扶教之。历艰险，阅义理，与兄安止俱以学术道义名。言不妄发，性嗜淡然。至于周人之急，无以吝。以文定，荫补将仕郎，宰罗江；官至朝奉大夫，知袁州（今江西宜春市）。”

而《如皋谱》、湖南《中湘涌田谱》，均错为“安正、安天”。概系毁损、传抄之误。

十、胡安国进《春秋传》于绍兴六年十二月，而非“八年”、“十年”

胡安国受命完成《春秋传》，具体的进献时间，诸说不一，有必要予以澄清。

《如皋谱》说：高宗绍兴“五年诏纂《春秋传》，八年书成进览”。湖南《闽楚中湘涌田胡氏世系》记载相同。此说的来源，概系《宋史•胡安国传》被误读所致。

《宋史•儒林传•胡安国》说：绍兴“五年……提举江州太平观，令纂修所著《春秋传》。书成，高宗谓‘深得圣人之旨’，除提举万寿观兼侍读”。但是“未行”，便遭人诋毁，又“除知永州。辞。复提举太平观，进宝文阁直学士。卒年六十五。”由于文中既没交代“书成”的具体时间，又与“卒年”连在一起，而安国公卒于绍兴八年（1138年），便被误以为是“书成于”“绍兴八年”。

崇安《胡氏重修宗谱•文定公传》说：绍兴“五年，旨令纂修所著《春秋传》以进……先生……研穷三十余年，尝叹曰：‘此传心要典也。’至是，自为工程，再加订正、缮写奏御，凡十余万言。上履对近臣称道，谓‘深得圣人之旨，非诸儒所及也。’除侍读。”也没有载明具体的“进览”时间。

有幸的是，十年前，台湾宗亲胡居山（又名康山），曾给笔者寄赠一本《春秋胡氏学》，其中就有明确的答案。该书系“民国89年4月初版”。作者宋鼎宗老教授，此前已著有《春秋左氏传宾礼嘉礼者》、《春秋宋学发微》等。在《春秋胡氏学》第一章《导论•胡安国生平简介》中说：“绍兴六年（西元1136年）十二月，上所纂《春秋传》。”并加附注说：“安国上所纂《春秋传》，《宋史本传》未及之。《四库总目》则据《玉海》，谓‘案《玉海》载：绍兴五年四月，诏徽猷阁待制胡安国，经筵旧臣，令以所著《春秋传》，纂述成书进之。十年三月书成上之。诏奖谕除宝文阁直学士，赐银币。是安国此书久已属槀，自奉敕撰进，又复订五年而后成也。’按：胡安国进表，明云：‘绍兴六年十二月。’盖四库馆臣未见是表，致沿《玉海》之讹误也。唯安国实卒于绍兴八年四月十三日，而《总目》云‘十年三月，书成上之。’是并安国卒时，亦不知矣。”

胡安国《春秋传》，三十卷，诚如宋鼎宗教授所言：“洎宋胡安国《春秋传》出，不仅时君‘率二十四日读一过’，并与《左氏》、《公羊》、《谷梁》三传，共同主盟科场，历宋、元、明、清四朝，经五六百年不衰，于是，‘春秋四传’之名，遂为之定讞。”但是，虽然过去数百年，由于一直是科举取士的教科书，宋元明清的读书人无不知晓，而进入二十一世纪，即使本科大学生，知之者亦是凤毛麟角，宋鼎宗先生却仍‘探颐钩深，研精索微’、传播《春秋胡氏学》，着实令我们感激、钦佩。借此机会，衷心祝愿宋先生与年届九旬仍笔耕不辍的胡居山老人，身心愉悦，健康、长寿！




十一、宋代以后对胡安国的封赠

台湾宋鼎宗《春秋胡氏学•胡安国之生平简介》：“绍兴八年（西元1138年）二月，进宝文阁直学士，赐银、帛三百疋、两。四月十三日殁于书堂，享年六十有五，谥文定。九月一日，葬于潭州湘潭县龙穴山。洎元至正二十二年（按：1362年）赠太师，追封为楚国公。明正统二年（按：1437年），从祀孔子庙廷。成化三年（按：1467年），追封为建宁伯。嘉靖九年（按：1530年），改称先儒胡子。”

十二、胡安国三子，依次是寅、宁、宏，而非寅、宏、宁

安国公三子中，宏与宁，孰仲孰季，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如皋谱》的排序为寅、宁、宏，排行分别为念三、念五、念七：“寅，字明仲，号致堂，行念三”；“宁，字和仲，号茆堂，行念五”；“宏，字仁仲，号五峰，行念七”。
湖南《中湘涌田胡氏世系》因之。

崇安《胡氏宗谱》世系，在“康侯”之下，首列“明仲”，但注明“从子”；然后是和仲、仁仲、元仲（从子）、宿公（殇）。（参见图17、18）


黄启昌先生，将胡安国三子列为寅、宏、宁。另有诸多谱系中，也将胡安国三子列为寅、宏、宁。

研究湖湘学派的王立新教授，2002年在《胡安国族系考证》中言：“有关胡寅、胡宁、胡宏兄弟的排行，本不成问题，但史书所记不同，今惟引而不辨，正者为本《年谱》所书。”——即寅、宁、宏。所引的有关史料是：“《嘉庆崇安县志》、《闽南道学源流》均未提及胡宏，但前者以胡宁为安国季子，后者以胡宁为安国次子；《嘉靖建宁府志》和《康熙建宁府志》称胡宏为安国长子；《光绪衡山县志》与《宋诗纪事》等书，则称胡宏为安国仲子；《理学宗传》、《文献通考》、《嘉靖建阳县志》、《武夷山志》、《宋元学案》、陈亮《龙川文集、《直斋书录题解》、《南宋文苑作者考》等称胡宏为胡安国季子。而《宋史》未明言胡宏与胡宁孰次孰季。”

感谢王立新教授提供了这么多历史资料。笔者以为，出现此等情况，关键在于如何看待胡寅。

1、胡寅的生身之父是胡淳

胡寅，在崇安《胡氏宗谱》中，数次重修（参见图17、18、19），都被特别注明“从子”，实属罕见，应该与族内和朝廷中对胡寅应否“为所生服，齐哀不杖期”的大风波有关。胡寅本是淳公之子，与胡严、胡宪（元仲）是同胞兄弟，其世系为：（罕公长子）聳——淳——严、元仲（宪）、寅。

《宋史•胡寅传》载：“寅字明仲，安国弟之子也。寅将生，弟妇以多男欲不举，安国妻梦大鱼跃盆水中，急往取而子之……除礼部侍郎兼侍讲，兼直学士院。丁父忧，免丧时，秦桧当国，除徽猷阁直学士，提举江州太平观，俄乞致仕，遂归衡州。桧既忌寅，虽告老，犹愤之，坐与李光书讥讪朝政，落职。右正言章復，劾寅不持生母服，不孝；谏通邻好，不忠，责授果州团练副使新州安置。桧死，诏自便，寻复其官。”

所谓“安国弟之子”，是指胡安国同堂兄弟胡淳之子。胡淳的父亲胡聳，是罕公的长子，而胡安国的父亲胡渊，则是罕公的第三子；安国公与淳公，系叔伯兄弟，胡淳年龄大于胡安国，应为安国公之“兄”，而非“弟”。崇安《胡氏宗谱•致堂公传》明言：“先生名寅，字明仲，本文定同祖兄淳第三子”。

胡寅被以“不持生母服，不孝”罪名弹劾时，胡宪曾给时为丞相的秦桧写信，为胡寅“辨污”，并“录示”胡寅。因为，当胡安国在世、于朝中被排挤而“落职，提举仙都观”时，“右相秦桧三上章乞留之，不报，即解相印去”，曾经有过一段非同一般的关系。胡寅随即在《寄秦丞相书》中言：“伏乞相公以礼部太常所定，将上于议政之暇，特出片言，谓‘礼’缘人情，以‘义’而起。某比寻常过房事体不同，合为所生服，齐哀不杖期（笔者按：杖期，旧时服丧礼制。杖，是居丧时拿的棒；期，是一年之丧。期服用杖的叫‘杖期’；不用杖的叫‘不杖期’）。如此降旨，则先子衔恩于九泉，某也戴德于没齿，本宗与伯氏两房大义坚定，缙绅与乡间浮言帖息，无摇撼簸扬之态，天下之如某者，皆得安其身，为人之后，相公之赐，可谓深矣远矣，不可以有加矣。”

正因为无论族内还是朝中，都曾有过“持生母服”问题的大风波，胡寅在族谱中，才被屡屡以“从子”特别标明。以胡寅为“从子”者，便从嫡系角度，以胡宁为“长子”，以胡宏为“次子”或“仲子”。

2、秦桧称胡宏为“二弟”，是从嫡系角度

《宋史•胡宏传》明确记载：“宏，初以荫补右承务郎，不调。秦桧当国，贻书其兄寅问‘二弟何不通书？’意欲用之。宏作书，止叙契好而已。宏书，辞甚厉。人问之，宏曰：‘正恐其召，故示之以不可召之端。’桧死，宏被召，竟以疾辞，卒于家。”

秦桧不仅对安国公非常敬重，而且对胡寅的身世非常了解，知道胡安国的嫡子唯有宁、宏，也许平常即称胡宏为“二弟”，所以问胡寅“二弟何不通书”之后，回信的是胡宏，而不是胡宁。胡宏婉拒之后，才数召胡宁。

3、胡宁系李氏所出，胡宏系王氏所出

崇安谱中，《茆堂公传》说“公讳宁，字和仲……甫四岁而李硕人弃世，故文定尤爱怜之，自幼即使不离于其侧，故公亲炙义训不间”，是文定公亲自教之。《五峰公传》则说：“先生名宏，字仁仲……少时，就外傅”，是送出去上学，所以交游广泛，知名度高。也许是《宋史•胡宏传》的篇幅较长，《胡宁传》的篇幅很短，才将《胡宏传》列在《胡宁传》之前。

4、胡寅对其兄弟排行有明确交代：寅、宁、宏

无论史籍、方志、学术研究之文集，还是姓氏介绍类书籍，亦或其他地方的族谱 中关于胡寅兄弟的排序，最准确的，莫如当事人自己的介绍。

胡寅在《先公行状》之末，有明确交代：安国公“初娶李氏，继室王氏，皆赠令人。子三人：长寅，左奉议郎，试尚书礼部侍郎兼侍讲；次宁，右承务郎、行尚书祠部员外郎；季宏，右承务郎。女申，适迪功郎监潭州南岳庙向沈，其父即和卿也。孙大原，右承务郎。公殁五年之后，始生大经、大常、大本、大壮、大时。”（见图20）


                                                    
                                                          图20：胡寅在《先公行状》之末，有关兄弟排行的文字
6、    （胡安止长子）胡实：子大同、大有；孙（大同之子）处仁、（大有之子）怀仁、克仁（参见图18）
7、    （胡安止次子）胡寓：子大年、大任、大宗、大異；孙锜、鑰、镗、镛（参见图18）
8、    （胡安老长子）胡宓：子大诚、大振（参见图18）
9、    （胡安老次子）胡寀：大亨、大谦

胡大正，《如皋谱》误为胡宁之子。王立新教授曾以较大篇幅严谨地予以考证，推测“胡大正可能就是胡宪兄弟的儿子”，但不敢肯定，结论是“胡大正必非胡宁之子无疑。胡大正盖胡宪同堂兄弟某之子，或族中兄弟某之子。胡大正本亦是胡寅从子，因其受学于胡寅，故顺称致堂先生从子。”

实际情况虽已了然，但要补充一点：也许是因出生于荆门，大正才被误为胡宁之子。崇安谱中，《签判宗簿公传》载：“公讳大正，字伯诚，幼名慥。文定居荆门，筑书堂于漳水之上，父承事奉母携弟，往从问学，因留授室，故公以政和四年甲戌岁，生于荆门军当阳县石斛里。承事早世（逝），公从季父奉大母（按：大母，即祖母）……文定寻命籍溪与公，迎事归守坟丘。迨文定易箦，致堂来侍余夫人（按：即淳公夫人余氏）……始注兴化军兴化尉……官满授泉州签判兼南外宗正簿……卒于公廨，实淳熙十年正月十二日也，年七十，积阶至奉议郎，赐服绯佩鱼……公与籍溪生生，共受祖产二千。籍溪殁，公曰：‘吾已食禄矣。’悉举以畀籍溪之孙亲仁……承事公殁于荆门之枝江，因殡焉。绍兴七年（1137年），迁殡于湘潭；乾道三年（1167年），公始鬻荆湘之产，奉考妣柩以归，合葬于建阳县东田里之凤历山。”此段文字，则进一步佐证，大正确系籍溪先生长兄胡严之子。

关于胡严，崇安《胡氏宗谱•钓鱼翁支下述由》载：“十九公讳嚴，字庄仲。天资孝友，志识不群。从文定公学于荆门，因授室焉。进取未遂，乃治生业于当阳县之八渠。因避地，卒于枝江县。”

1137年，胡严被大正从枝江迁葬于湘潭，又从另一侧面，说明胡渊被迁葬于湘潭的时间，不会晚于1137年。因为，安国公逝世于1138年。

十四、胡大壮之曾孙、进士胡翔卿，确已回迁崇安，自成一支

据“大明正统十一年（1446年）前修国史致仕、教授云谷邱锡”，受大壮十世孙胡琮所请而撰的《清和堂记》，和崇安谱中《仲集公传》、大明成化十七年（1481年）大壮十世孙胡琮《重修宗谱叙》，大壮之孙胡泾，归葬渊公于建阳，“遂为建阳人”；而胡泾之子翔卿“卒葬于黄柏”——钓鱼翁入闽的初居之地，说明起码从大壮的曾孙翔卿始，就已回归崇安。

如此，则胡宏之子大壮，在崇安的世系，按胡琮所述（与邱锡所述，略有不同）为：1、大壮——2、钧——3、泾（四一公）——4、翔卿（仲集）——5、？——6、士侨（号无隐先生，仕元为镇抚，安抚建阳）——7、玺（六公）——8、文仲——9、乙五公——10、？——11、琮

其中，大壮曾孙翔卿，字仲集，嘉泰二年（1202年）进士，授武陵尉，改桂阳录忝，迁横州判官。卒葬（崇安）黄柏。大壮在崇安的后裔世系，由于邱锡与胡琮叙述略有不同，应以崇安《翔卿支》谱记载为准。

另有胡大壮曾孙中，名显、颖者，分别见于《宋史•赵葵传》、《宋史•胡颖传》。胡显，字达人，封扬州太尉，遂家扬州。胡颖，字叔献，绍定五年（1232年）进士。

从崇安诸谱的《序》看，为崇安文定祠的“奉祀生”者，多系胡宏之子大壮在崇安的后裔。所谓奉祠生，崇安《重修宗谱序》云：“盛世崇儒重道，先贤祠宇，择其裔之秀者，为祠生，优其礼貌以奉祀事，岁时有司追隆往哲，所以矜式后学也。”直至“大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岁次己卯桂月吉日，裔孙奉祀生达谨书”的《序》中，仍称“予以五峰之后，敬率族人”等语。

纵观崇安《胡氏宗谱》，虽然数次重修、版本众多，但其他文定公系《族谱》中屡见的名家序、跋、题、赞，在崇安谱中，为何踪迹全无？崇安谱，系胡宪续修。当时，文人巨擘、理学大家，何其多！仅胡宪的学生，就有朱熹等数人。文定公父子，交友更广。难道，这么多名人、大家，竟无一人为文定公族谱留下片言只语？答案就在大明成化十七年（1481年），大壮的十世孙、进士、将仕郎致仕的胡琮所作的《重修宗谱叙》中：“吾家谱系，四百余年，俱系籍溪先生等手泽存焉。永乐间（1403~1424年），为因洪水损害，首尾不全。父、叔存日，谆谆告诫，唯恐疏失，无所宗仰”！

而且，笔者2012年5月于武夷山、建阳市所见诸谱，只是崇安族谱的一部分。恳请武夷山、建阳市良忠、秀兴等宗亲，能尽快找到黄柏、柘阳等地胡翔卿支系、宽永元年（1624年）《重修家谱》，以及大清咸丰元年（1851年）离京返回崇安之后赴任的胡云汉、胡云鹏兄弟所在（当时地址为“崇安文定祠”）之族谱，公之于世，以解众多未解之谜。

诚然，安定堂之下钓鱼翁族系，分布地域广阔，时间跨越千年，支系庞大，人口众多。要理出一个完整、明晰的世系图，并非一朝一夕之功。首先需要各地有关支系，将当地族谱资料提供出来，然后才能予以汇总、梳理、校勘、补充、完善，工程浩大，耗时费力。吁请同属钓鱼翁后裔的宗亲们，能够团结一心、群策群力，加强沟通，紧密联络，借助现代信息化、网络化之优势，构建钓鱼翁族系之完整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