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遵远
林月琴，1914年1月18日出生于我们安徽省金寨县一户小商人家。父亲林维尹，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开杂货店为掩护，秘密做党的交通工作。林月琴在小学读书时，受父亲和校长詹谷堂(中共早期党员)的影响，接受了反帝反封建的启蒙教育，思想进步、向往着自己也能成为一个为穷人打天下的革命者。1929年5月，立夏节起义后，林月琴参加了起义游行，显示了不凡的组织才能，被推举为县苏维埃儿童团指导员，并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满腔热忱地投身于革命活动。同年10月，任鄂豫皖边区特委儿童局局长，组织儿童团员站岗放哨、维护治安，为根据地政权巩固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后因其父被错划为"地主"和"改组派"，林月琴受牵连，被免去儿童局局长职务，送"劳改队"。红四方面军主力向川陕边区转移时，"劳改队"解散，人员全部遣送回家。林月琴却坚决跟着红军走，组织一些命运相同的姐妹跟在红军队伍后面，帮助部队烧水、做饭、洗衣、护理伤员。进入四川后，她们被编为红四方面军的一个分队，由林月琴负责。 林月琴是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干部部原顾问(按原副兵团职待遇)，红军长征女干部，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她是当时全军43名校级女性军官之中，唯一的一名女大校。林月琴于2003年11月22日6时33分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一、铁心当红军 誓死不回头
1、林月琴，原名林英琴。她在长征中三过草地时被改名为林月琴。她的老家在安徽省金寨县城以西的南溪(因街南有一条小溪而得名，又称南溪街)。南溪街十字街口，有一个林家铺子，即“林广顺杂货铺”，这就是林月琴家赖以生存的唯一家底。林月琴自小就在南溪明强小学读书，校长詹谷堂是当时大别山地区党的主要领导人之 一，也是林月琴特别崇敬的革命先生。 父亲林维尹，名义上是“林广顺杂货铺”的掌柜，实际上却“以开杂货铺为掩护，做党的交通工作，经常跑汉口”。林家的西厢房，不仅是中共地下工作者秘密聚会的据点，同时也是书写和油印革命宣传品的场所。弟弟林英仲虽是个哑巴，但却写得一手工整的好字。私下里，父亲把一些书写标语或刻蜡版、油印传单的秘要之事，总是交给她的弟弟去做。因为弟弟不会说话，万一被敌人发现捉去，也不会暴露秘密。 1929年立夏节暴动(立夏节起义)，詹谷堂率领南溪200多名农民和学生，参加了红军第三十二师。15岁的林月琴，这时也剪了长辫子，理成了新式的剪发头，从南溪跑到几十里以外的斑竹园，参加了妇女运动讲习班。 妇女运动讲习班的领导人名叫陈觉民，是个二十三、四岁的知识女性。她的大哥就是陈绍禹(王明)。 可以说，陈觉民是林月琴人生的第一位启蒙老师。她不仅提倡妇女剪辫子、反对缠脚、废除封建礼教，还宣传妇女翻身解放、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并号召女同学参加红军，为创建苏维埃政权而战。在陈觉民的教育和影响下，林月琴加入了共青团。1931年初冬，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三师在金寨麻埠建立缝纫兵工厂 时，林月琴带领10多名青年男女前去参加。工厂领导给每个人发了个红袖标，就算是正式参加红军了。 1932年9月下旬，红军主力部队离境后，皖西北苏区到处都是扶老携幼、提包推车、仓皇逃跑的老百姓，哭喊声连成一片。此时，林月琴也投入到“跑反”逃难的人群之中，跟随在红军队伍后面向西走。她还要干革命，还要当红军。 2、在沿途结成的“跑反队”中，林月琴和刘百兴两人，从鄂东北就跟上了红军队伍。刘百兴个子高，胆子也大，腰里别着一支不知从哪弄来的驳壳枪，虽然没有子弹，却是“跑反队”里唯一的武器。这个家在商城南乡（现属金寨）又是童养媳出身的游击队员，给这些“跑反者”壮了胆。 林月琴有点文化，知道的革命道理也多，就主动承担起沿途的联络工作。行军路上，尤其是越过平汉铁路以后，几乎每天都受到部队领导的劝阻。她们当然不肯回去，红军前面走，她们就在后面跟着走;红军途中休息，她们也就就地休息;红军驻扎后，她们就主动帮助挑水、拾柴、烧火、做饭，或帮着做点针线活儿。 林月琴的另一名女伴陈映民，年方22岁，原是区、乡共青团支部书记，1931年参加红军，并由团转党，当时在十二师政治部工作。陈映民之所以脱离了建制部队、与妇女“跑反队”混在一起，是因为她抱着个两、三岁的孩子，一路拖累，跟不上部队行动，便跟在后面的“跑反队”里，一路上慢慢跟进。陈映民是陈绍禹、陈觉民的小妹，因其丈夫吕绍文在十二师当副连长，她才抱着孩子追赶这支队伍。 她们走新野、过郑县，沿着鄂豫边的崇山峻岭，向着陕南方向行进。到了豫陕边上，将要徒渡丹江的时候，后卫部队领导被她们“坚决跟随红军”的顽强意志所感动，不忍心再阻止她们，便将她们分别收编在各个单位。陈映民回到十二师政治部去了，林月琴、刘百兴被收留在七十三师政治部宣传队。师政治部主任张琴秋(后为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师长)问到她们的情况时，林月琴高兴地说：“我是在去年这个时候当的红军的，就在七十三师缝纫工厂当缝纫工，现在正式归队了!” 3、一年后，林月琴当上了妇女工兵营的营长。妇女工兵营是红四方面军总部供给部部长郑义斋的一个创造。当时，红军反三路围攻大获全胜，红四方面军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第七十三师，依次扩编为第四、第九、第三十、第三十一军，总兵力由入川时的1.5万人，猛增到4万余人。在此大好形势下，郑义斋也快马加鞭，把几个军需工厂集中起来，改编成妇女工兵营。妇女工兵营，这个番号在中国工农红军的战斗序列中非常少见。工兵者，乃是担负野战工程保障任务的部队，主要用于构筑工事、抢修道路、架设桥梁、 开设渡场、设置和排除障碍物。而冠以“妇女”称谓的工兵营，主要任务则是缝军衣、做军帽、织绑腿、打草鞋，以及担负后勤运输任务等等。妇女工兵营属于方面军总供给部编制序列，原本就是由随军被服厂改建扩编而成的，集建制军事化、生活集体化、行动战斗化于一体的特别“兵种”。 1933年10月4日，妇女工兵营在川北德汉城正式组建。营长林月琴、营政委王泽南、副营长刘百兴，以及三连连长张茶清，都是来自鄂豫皖苏区的战斗骨干。除了这四名女将，全营三个连四、五百名女战士，都是当地的年轻妇女。 林月琴、王泽南两个军政一把手，当时主要工作是领导和管理生产，保障部队的军需供应。长征中，她们各自又带领一个连队担任运输队，执行各种繁重的运输任务。她们所领导的妇女工兵营，堪称红四方面军后勤战线上的一面战旗，迎着战火硝烟高高飘扬了三年之久。 1940年，罗荣桓与林月琴在一起
二、众人架鹊桥 喜结连理枝
4、1936年10月，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后，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第九军、第五军和总部机关及直属骑兵师、特务团、教导 团、妇女抗日先锋团共2.1万余人，奉中央军委命令西渡黄河，后改称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创建根据地，并执行打通到新疆的国际路线任务。而另一部分第四军、 第三十一军和红军大学等万余人，当时被留在黄河以东地区，参加了著名的山城堡战役，取得三军大会师后的第一次大捷。这样，红四方面军即一分为二，形成河东、河西截然不同的两种局面。 当时被留在河东的女红军，可以说是历史的幸运儿。她们没有西渡黄河参加西路军那一场旷日持久而又极其惨烈的艰苦征战。在个人的终身大事上，她们也大都获得了美满和幸福。 林月琴就是这样一个幸运儿，她和罗荣桓的婚恋，既保持了红军中相识又相恋的时代特色，同时也富有一种极其神秘的罗曼蒂克。她能够成为元帅夫人，完全是好友刘桂兰从中穿针引线，促成这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 刘桂兰，最早在独立营担任连长，后在随营女子学校当过教务主任。她是随同红军大学直接抵达陕北的。1937年春节，刘桂兰跟许建国结婚，并在延安中央党校建立了小家庭。许建国长征中在红三军团当过侦察科长、保卫分局局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天津、上海两市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国家公安部副部长，中国驻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大使等职。 婚后，许建国跟刘桂兰谈到、有不少长征过来的老红军，大都已过而立之年，至今没有婚配，其中就包括罗荣桓在内。刘桂兰是个热心人，一听到罗荣桓，就立即想到她的好友林月琴。于是经过一番筹划安排，刘桂兰先向罗荣桓提说婚事，并约定见面日期。 当时林月琴年方23岁。她是随红军总部卫生所到达陕北的，被调到中央妇女部工作了几个月，已转为共产党员。1937年1月，中共中央迁往延安后，她又被选调到中央党校学习深造。 5、那是一个星期天，刘桂兰不显山、不露水地邀请林月琴来家中做客，同时也与罗荣桓事先约定，以便在现场目测面视。谭政、张爱萍、冯文彬等人，当时也都自告奋勇陪同罗荣桓前往“相亲”。林月琴一进刘桂兰的家门，就见满屋子都是人。其中最活跃的是冯文彬，他主动地同林月琴搭话，询问她的家庭情况、个人经历、脾气爱好等等。林月琴知道他是组织部的，便诚实地一一做了回答。不过，最令林月琴注意的是一位戴眼镜的30多岁的同志，席间他一句话也没说，只是笑眯眯地倾听着他们的谈话。以后，林月琴每次去刘桂兰家，都能见到那位戴眼镜的同志。后来，林月琴终于知道，他就是后方政治部主任罗荣桓，是一个出生于封建望族，却跟随毛泽东参加了秋收起义，并经过井冈山斗争的严酷考验的大学生，林月琴的心中有了一种异样的感觉。一段时间后，大家觉得两人进一步深入交往的条件已经具备了，许建国、刘桂兰、冯文彬等便纷纷退至幕后，罗荣桓和林月琴的自由恋爱正式开始了。 说来也很奇怪，原先并不打算考虑个人婚姻问题的罗荣桓，自从与林月琴相见几次之后，发现自己竟喜欢上了这个姑娘！ 当时，林月琴所在的中央党校位于延安小卞沟边的一所教堂，与红军后方政治部隔着一条延河。平时，延河河身不过10米宽，可以徒步蹚过，可一进入春季，冰雪融化，延河涨水，就不能徒步涉越了，延河成了罗荣桓和林月琴见面的天然障碍。有些人开玩笑，把延河说成是银河，把罗荣桓和林月琴说成是牛郎织女。 牛郎织女相会靠的是鹊桥，可延河上不仅没有鹊桥，连木桥也没有，罗荣桓和林月琴靠什么相会呢?还是战友们有办法，二十五军六团政委王平挑了两匹白马托人送给罗荣桓，罗荣桓将一匹马送了人，自己留了一匹。从此，罗荣桓吃罢晚饭，就骑马去会林月琴。每当警卫员、马夫想跟着去的时候，罗荣桓就会笑嘻嘻在他们耳边叮嘱几句，把他们支回去。有人晚饭后找不到罗荣桓，就问警卫员：“罗主任呢?”警卫员总是笑着回答：“练骑马去了。”不知情的人对此感到很纳闷：罗主任是从井冈山上下来的，难道还不会骑马吗?对这个问题知道最清楚的自然是林月琴了，她只要看到一匹白马过了河，便悄悄地走出校门。党校外面的小树林里，宝塔山下，延河岸边，时时闪动着罗荣桓和林月琴的身影。他们或徜徉在林间的小道上,或坐在河畔的土堆上,轻声地说话。这对都很文静的青年男女,以无拘无束的交谈,在双方心里架设了互相了解的桥梁,感情从同志间的情谊渐渐向爱情升华。 6、阳光明媚的五月中旬，延河两岸一片葱绿，高粱长出了嫩绿的叶子，山丹丹也怒放花朵。罗荣桓和林月琴的婚事报经中央同意，定于5月16日举办。 办喜事是人生大事。在林月琴看来，条件再不好,也得认真准备一下，她把罗荣桓的旧狗皮褥子翻晒好,又将毯子用碱水洗干净。窑洞内搭设了一张双人木床，加上从老乡家借来的一套老式桌椅,新房就算布置好了。远在西安的罗荣桓的井冈山时期的一个老战友,得到消息后托人捎来一袋子面粉,罗荣桓请几个炊事班战士全部擀成面条，作为招待客人的主食。罗荣桓和林月琴打算把为他们搭过“鹊桥”的同志都请来热闹热闹。 下午5点多钟，后方政治部的同志从干事到警卫员、马夫都来了，加上十几个客人，大家在一起吃着罗荣桓、林月琴的喜面。尽管面条里油很少，只放了点白菜、萝卜，大家仍然吃得津津有味，还闹着要新郎新娘共吃一口面，气氛非常热烈。 罗荣桓与林月琴
三、革命家庭奉献大 恩爱夫妻到白头
7、1938年3月，林月琴生下第一个男孩，并按罗荣桓走前的吩咐取名北屯，意思是生于北方屯兵之地延安。北屯刚满月，她就托付给延安附近的一户老乡抚养，然后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 林月琴来到八路军115师后，本来组织安排林月琴任司令部政治协理员，可是罗荣桓不同意这样“夫唱妇随”，第一次亲自出面为自己的妻子“安排”了工作。 他对林月琴说：“我觉得你还是去地方工作好一些。一方面，地方工作对女同志比较合适，晋西北根据地刚刚开辟，有许多工作等着女同志去做。另一方面，不在我领导的部门进行工作，对你的锻炼可能大一些。晋西北根据地要办一个党员训练班，需要培训新党员的干部，你可以做这个工作，你看怎么样？”罗荣桓恳切地讲完，林月琴心里有点不高兴，因为她好不容易与丈夫重逢，现在又要分开，十分舍不得。 罗荣桓注意到林月琴的情绪变化，想了想，设法说服林月琴，“你能来前方，是组织对我们的照顾，你也知道，本来家属不让到前方来。我们不能太搞特殊，影响不好，我看你还是去地方工作较为妥当。”林月琴本是个通情达理的女同志，见丈夫说得那样真切，便顾全大局，搬到训练班去住，接受了去地方培训新党员的任务。 8、几个月后，他们夫妻听说那家老乡搬离延安，又得知北屯因营养不良病亡的消息。夫妻两人十分悲痛，林月琴一连数日难以安眠。 1939年2月，林月琴生下第二个儿子，恰逢部队正在东进，罗荣桓高兴地给新降生的儿子起名叫东进，就骑马追赶部队去了。 1939年5月，林月琴跟随115师留守处奉命由东南向山东转移，开始了艰苦的千里行军，终于战地重逢已经打了好几个大胜仗的罗荣桓。罗荣桓很感欣慰，他们已经失去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绝不能再离开自己。可是，一天夜里，罗荣桓正在部署战斗转移，睡在坑上的儿子被惊醒了，他被满屋的人吓哭了，林月琴急忙把儿子抱在怀里。罗荣桓意识到儿子必须离队，他对妻子说：“我看，干脆把他交给老乡养活吧。”林月琴泪如雨下，心如刀绞。但她还是亲自出面来到一个小山村，经地下组织介绍，把小东进寄养在一户可靠的农民家里。自此，林月琴跟随罗荣桓，开始了山东抗日战场长达6年的战斗生活。 9、1941年山东敌后抗日战场进入困难时期。这年冬天，日军集中5万人对沂蒙山区进行大扫荡。罗荣桓毅然决定向南突围，安全跳出日伪军的“铁壁合围”。林月琴带着不满周岁的女儿南下随师部行动。离敌人封锁线还有一里多路，躺在挑筐里的小南下忽然哭了起来。平时很少发脾气的罗荣桓急得火冒三丈，林月琴赶忙将女儿抱起来，很快把她哄睡了。部队在夜空下继续前进，顺利地通过封锁线。后来，南下15岁时不幸患恶性骨瘤去世，这使十分喜欢这个女儿的罗荣桓非常难过。 1943年，是山东敌后抗日根据地斗争最复杂、最艰苦的一年。罗荣桓曾称之为“拂晓前的黑暗”。艰苦的环境和繁忙的军务，使罗荣桓每天都处在紧张的工作状态之中。这期间他开始尿血，而且病情越来越严重。1943年4月，在新四军军部，奥地利籍的泌尿科专家罗生特判定他是肾脏发生病变，可能是肾癌，也可能是多囊肾。由于没有Ｘ光机，无法进一步确诊，只好采用保守疗法。经罗特生近一个月的精心治疗，虽还不能解决问题，但也有成效。罗荣桓自知病重，在返回路上对林月琴说：“我要订一个五年计划，争取再活五年，打败日寇，死也瞑目了。”林月琴安慰丈夫道：“你的计划一定能实现，将来革命取得胜利，就有条件把病治好了。” 即使在病中，罗荣桓深谋远虑，思考的是整个山东战局，提出了“翻边战术”和对付顽军的“六字方针”，即“插、争、挤、打、统、反”的分散游击战的作战方针，使我军由被动转入主动。后来，毛泽东对罗荣桓在山东所建立的功勋给予了高度评价：“山东换上一个罗荣桓，山东的棋活了，全国的棋也就活了。” 罗荣桓长期以来患着肾功能障碍，当确诊为肾癌需要手术治疗时，毛泽东亲自安排罗荣桓到苏联就医。1946年罗荣桓出国就医时，组织上曾给他带了一笔钱，作为在苏联的生活和医疗费用。到莫斯科以后，由于苏方的招待，这笔钱未能用上。当时苏联卫国战争刚结束，罗荣桓见我党在那里学习的一些干部子弟生活处境比较艰难，就从这笔钱中拿出了一部分，为孩子们添了一些衣物和学习、生活用品，而他自己却分文不用，回国后如数交给了财务部门。 10、回国后，组织上拟分配林月琴任东北野战军组织部副部长，可罗荣桓却做妻子的工作，说：“你在山东曾做过组织工作，这岗位对你是合适的，但是，为什么要去当什么副部长呢？我看就不要那个‘长’字了。” 林月琴问：“那你看我做什么工作合适？” “现在，”罗荣桓说，“哈尔滨的军队家属很多，有许多娃娃没有地方上学，你可以去办一个子弟学校。这个问题关系到培养革命后代的问题，是很重要的事。你就去做这个工作吧。” 林月琴问：“我两手空空，能办成啥事？” “这些家属中间，不少是有文化、有实际工作能力的，你去把她们组织起来，请她们跟你一起干。她们既有工作做了，孩子们又可以受到教育。我们这一代人打了天下，还要他们去建设啊！” 林月琴遵照罗荣桓的意见，不要职务、不要名义，在哈尔滨部队机关挨家挨户地串连，把干部家属们都组织起来，办了一所子弟学校，并设了小学部和幼儿园，前后方干部的孩子都收，解除了干部们的后顾之忧。以后林月琴又筹办了一所“十一”学校，并担任这所学校校长到1955年。有许多人认为林月琴是教育家，她却连连摇头：“我哪里能算得上教育家，我不过是做了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事情。” 11、罗荣桓温敦，林月琴开朗，两人均属通情达理、宽厚待人之人。但是，1943年8月，罗荣桓却破天荒地对自己的妻子——林月琴发了一次“脾气”。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1942年底，由于长期劳累，罗荣桓肾脏发生病变，尿血不止，身体日渐消瘦。当时山东战事紧张，罗荣桓一直没有找到时机休养，只能长期带病工作。林月琴也就辞去工作，负担起照顾罗荣桓的重任。她在照料罗荣桓的生活中，做了大量的看来十分平凡实际上十分费力的“琐事”。 1943年，罗荣桓率领山东八路军向敌占区展开了大规模的反攻。8月20日，山东津浦路东绝大部分县城为八路军所收复。但是8月20日和22日，八路军虽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就是攻不下临沂。罗荣桓十分焦急，要骑马去前线亲自指挥。 此时，罗荣桓身患重病，连走路都困难，又怎么能骑马去前线？但是，深知丈夫脾气的林月琴，知道阻拦不住，一时无法可想，便悄悄让马夫将马牵走。 听了罗荣桓的吩咐，警卫员赶紧去找马，但是，他转了一圈，既找不到马夫，也找不到马，便回来对罗荣桓说：“报告首长，找不到马夫。” 罗荣桓又急又气！林月琴知道抗不过，急忙说：“是我叫马夫把马牵走的，不要难为他！” 罗荣桓无可奈何，只能压压火，等警卫员走出去后，便严厉地责问林月琴：“你这是搞什么名堂？” 林月琴说：“大夫说你近来病情很不稳定，本来是要卧床休息的，你要起来也就算了，要骑马绝对不行！” 罗荣桓着急地说：“临沂打不开，就要增加鲁中、鲁南、滨海反攻的后顾之忧，这可不是小事！这么重要的时刻，你让我休息？叫我怎么能安心休息？” “你的病这么重，还要骑马上前线，你不要命了！”林月琴顶了一句。 “你是不是共产党员？是共产党员就让我去前线！”罗荣桓带着火气说。 林月琴自从结婚后，从来没见过丈夫发过脾气，更没有听过他这么重的话，又委屈，又难过，眼里闪动着泪花，迈脚便往外走。径直走向副政委黎玉的住处，向黎玉说了罗荣桓想骑马上临沂前线的事。在黎玉的劝说下，罗荣桓才打消了骑马去前线的念头。 12、1963年9月28日，罗荣桓病情严重，再次住进了北京医院。这次不仅是血压不稳，心脏不好，肾功能也开始衰竭。12月16日，为党和人民的解放事业辛劳了一生的罗荣桓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罗荣桓弥留之际，拉着林月琴的手，嘱咐道：“我死以后，分给我的房子不要再住了，搬到一般的房子去。不要特殊。”然后，罗荣桓又交代子女说：“我一生选择了革命的道路，这一步是走对了，你们要记住这一点。我没有遗产留给你们，没有什么可以分给你们的。爸爸就留给你们一句话：坚信共产主义这一伟大真理，永远干革命。”1956年11月，罗荣桓与夫人林月琴、女儿巧巧在一起
自此，罗荣桓和林月琴在同甘共苦、深情相守26年后，永远地分别了！ 13、多年后，林月琴在追忆罗荣桓时，饱含深情地说：“他的音容笑貌依然清晰地浮现在我的面前，他的优秀思想品质不但没有一丝一毫的模糊，而且更加鲜明了。我希望能把自己的有生之年贡献给荣桓未竟的事业；我希望我们的子女能继承荣桓的革命遗志；我祝愿年青一代茁壮成长，祝愿四个现代化早日实现……以此告慰荣桓的英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