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建构与正统争夺
——婺源清华胡氏三派竞修统谱的个案研究
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 廖华生
一、引言
统谱，亦称统宗世谱、总谱等，是把分布于各处的同族各支派统编于一谱，或者是同一姓氏的联合谱。这种族谱相对其他类型而言世系复杂、收入人数较多，因而纂修不易，纂修次数也相对较少。然而，从明景泰朝至民国五百年间，婺源清华胡氏一族却竞相纂修统谱：参与此事的有该家族的三个支派，即笔者所谓的“中市胡”与“东园胡”、“上市胡”，纂修统谱共十四次（此外还有八次支谱）；各个支派纂修的统谱内容各异，收入谱中的资料真假难辨；修谱背后的斗争尖锐复杂，双方的策略可谓是波诡云谲。 清华胡氏三派竞修统谱这一个案对我们认识中国传统的族谱纂修有什么意义呢？众所周知，古人视族谱为睦族的根本，有关编纂族谱增强家族组织内部凝聚力的论述在历朝谱序中随处可见。这一个案当然不能否定族谱纂修的这一功能，但它以活生生的事例让我们跳出古代士大夫们对修谱理想的描述，转而关注纂修族谱的实际过程。当研究视角转换之后，我们可能会碰到很多此前较少关注的问题。例如，参与纂修族谱的都是些什么人？参与者有什么利益诉求？修谱过程中为什么会有矛盾和斗争？这些矛盾和斗争对家族组织会产生什么影响？它们又是如何解决的？修谱对族众而言有什么意义？它如何影响民众生活？笔者认为，对诸如此类问题的探索不仅有助于细化对族谱纂修活动的认识，还将加深我们对明清民国时期民众生活的理解。 出于主题和篇幅的考虑，本文主要考察清华胡氏三派竞修统谱的历史过程、修谱背后的矛盾和斗争，以及三派族谱的书写策略这三方面的内容，在此基础上讨论胡氏三派竞修统谱的目的和意义，以更为深入了解人们在族谱纂修中的功能诉求和文化考量。 本文的主体史料是清华胡氏三派编纂的五部统谱和一部支谱。其中为“中市胡”主持纂修的有三部，即《清华胡氏族谱》十九卷、卷首一卷，胡焯等纂修，清嘉庆六年（1801）木活字本；《清华胡氏总谱》卷数不详，修纂者不详，清同治十三年（1874）木活字本，存二册；《清华胡氏宗谱》二十四卷、首末各一卷，胡鸣鹤等纂修，民国六年（1917）木活字本，存二十二册。“东园胡”主持纂修的有两部，即《清华东园胡氏勋贤总谱》二十二卷，胡学正等纂修，咸丰二年（1852）木活字本；《清华东园胡氏勋贤总谱》三十卷，胡飞鹏等纂修，民国五年（1916）木活字本。“上市胡”修纂的是一部支谱，是为《清华胡仁德堂续修世谱》。该谱二十七卷、首末各一卷，江峰青等纂修，民国六年（1917）木活字本。这些族谱收入了大量的序记、诗词、志铭、传记等等，内容十分丰富。更重要的是，上述族谱版本不同，修纂者分属清华胡氏三派，便于我们作对比研究。 谱牒作为一种私家文献，其穿凿附会甚至有意造假的成分为数不少，可信度历来为研究者所怀疑，因而在以往的历史研究中基本上都是作为辅助性史料出现。不过，正如濑川昌久所言，穷究谱牒史料的“真实性”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其背后的社会意义和文化意义更值得我们关注。为此，本文将不对史料的真伪作太多的考证，而将主要关注点放在分析史料撰写者、编纂者撰写、编纂史料的动机或目的方面。笔者以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触摸到历史的“真实”一面。二、统谱竞出：宋代以降清华胡氏三派的修谱活动
婺源清华胡氏又称“常侍胡”，因其始迁祖胡学官至散骑常侍而得名。胡学，字真翁，号东山，行十八。唐宣宗大中四年（850）生，天祐三年（906）卒。咸通九年（868）登郑从谠榜进士第，官至银青光禄大夫、散骑常侍，诏赐新安郡开国男，食邑三千户。胡学在唐僖宗文德元年（888）致仕后，因爱清华山水，遂由篁墩徙居清华东园。胡学有八子，即遵（行一）、崇（行二）、狥（行五）、文（行六）、武（行九）、愈（行十一）、闰（行十二）、庆（行十三），是为后世清华胡氏所称之一公、二公……十三公。随着时间的推移，胡学后裔徙居四方，居于婺源本土的主要是六公文和九公武两支后裔，其中以六公文支最盛。“常侍胡”一至四世世系如下： 六公支下有旻、十一、十八、廿六、文闿五房，最为繁盛的是长房和五房，明景泰后竞修统谱的三派就出自这两房。其一是长房旻的后裔，因其世居清华中市，笔者称之为“中市胡”。其二是五房文闿的后裔，因其多居于清华东园，笔者称之为“东园胡”。第三派自称也是五房文闿的后裔，因其聚居清华上市，笔者称之为“上市胡”。 清华胡氏统宗谱的纂修起始于宋英宗治平年间，有宋一代，清华胡氏共纂修统谱两次。第一次修自资政殿大学士胡仁昉。仁昉，字德昭，号柳庄，文靖十一公五世孙，宋庆历壬午（1042）进士。历官正议大夫、资政殿大学士、编修国史。他于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始修统宗谱，首次将胡公满至常侍公学之间世次考证明备。随后遭逢寇乱，原谱损毁殆尽。第二次纂修由胡詧主持。胡詧，字审言，旻公孙日华公后。他在任官河南时搜集到常侍公胡学的行实，于宋孝宗隆兴二年（1164）与族侄胡文靖（文闿子顺宜公后）、胡正臣（十一公后）重修统谱。这次修谱主要是“易图而为册”，宋解元胡师言（日新公后）为之序，胡潮（顺宜公后）于嘉泰四年（1204）详注图系，并为之序。二修族谱亦因兵燹而散逸无存。 元代清华胡氏又两次修统谱。至元十四年（1277），裔孙胡定庵等重新搜集缮写，并装订成册，顺宜公后世荣、九公后介、日华公后天瑞为之序。定庵，讳升，顺宜公后，淳祐十年庚戌（1250）荐自布衣，入史馆，授国史编校，赐迪功郎，咸淳癸酉叙复，添太平州司户参军。此后，裔孙芳一、修存续修，悦心、一桂等辈序记其事。芳一，讳良骏，字与圣，顺宜公后，知府照公玄孙。至元二十九年（1292）作叙说，编服制图；一桂，九公九世孙，字廷芳，居香田。中京定甲子乡科，入元后不仕，退而讲学。大德元年（1297）作统谱序。 明景泰年间以来，“中市胡”和“上市胡”之间爆发了“鬻谱”、“非族扳缘”的纷争（详见后文），两派开始竞修统谱。不过，明朝清华胡氏纂修统谱的竞争主要在“中市胡”和“上市胡”之间进行，“东园胡”没有单独主持纂修统谱。 景泰三年（1452），“上市胡”派下从政、礼道二人虑“族谱久缺编辑而无以叙彝伦、联族属”，遂出重资重修统谱。“上市胡”主持的这次修谱，规模巨大，参与修谱的派别众多，历时五年方告成功。在版本方面，“上市胡”改写本为刻本，宣称其目的是为防止不肖子孙抄写出售，使冒妄者无可乘之机。景泰四年（1453），“中市胡”派下琏、天民亦组织重修统宗谱。相比之下，“中市胡”修谱的规模则小得多。后来该派所修统谱一直被称为“五门合修”，这一称谓取自景泰朝始修时只有五派参与之意，说明当时参与该派修谱的派别很少。为避免“非族”冒滥，“中市胡”规定“以十干字序编号，书定所掌有合同者”，并宣称这种版本的统谱才是“胡氏之正谱”。 嘉靖二十九年（1550），“中市胡”和“上市胡”又先后纂修统谱。“上市胡”由应龙、应时等人主持。他们“偕兄侄等遍行采集，凡近而我婺之蚺城东之晓庄、南之玉川、西之牌前、北之龙山等派，远而徽城歙休祁黟，又远而鄱阳、余干、德兴、浮梁、开化，南北奔驰”，“纂修编辑，三载奏续，莫计其劳”。“中市胡”由日新公房祖惠公支下良乾、宜主持，开局于族众良忠之家。这次修谱参与者众多，如任采录者有玺、桥、德谅、宗尹、富等人，督缮写者有汝济、良忠等人，司出纳者则汝重、良宽等人，任编次者则宜、良全，至次年（1551）冬告成，足见其规模也不小。 万历六年（1578），“上市胡”派下礼道裔孙、庠生应宾认为此前纂修统谱者要么“闇于学识”，要么“牵于私意”，因而“不公”、“不明”，造成许多纷争。他“秉至正大公之心”，“是者入之，即卑微勿论也；非者出之，即势利勿迩也”，与族众应仁子荣、宗裔“重修而统会之”。这是“上市胡”在明代的第三次纂修统宗谱，这一次“中市胡”没有回应。 有关明代“东园胡”修谱的情况，三派族谱的相关记录出入很大。综合三派记录且求同存异，我们只能得出如下推断，那就是明景泰以后，“东园胡”派下胡克俊可能修了世系录，胡晟可能纂修了支谱，可能有个别人参与了统谱纂修，但该派没有单独辑修。后文对此将作较为深入的分析，此不赘言。 清至民国时期，修纂统谱的竞争转而在“中市胡”和“东园胡”两派间进行，“上市胡”则一意纂修本支房谱，没有再参与纂修统谱的纷争。 清康熙十八年（1679），祁门胡氏族人建议会修统谱，通知清华胡氏先修支谱。“中市胡”派下日新公孙文荣、世越、德良、永弼等和日华公孙一荐、忠佑、祖章等，“东园胡”派下邑庠生伟等，“上市胡”派下昌、霞、桂等，将本派家纪纂辑成篇，但与祁门等派联宗会谱则未果。 此后，“中市胡”在乾隆二十七年（1760）、嘉庆六年（1801）、同治十三年（1874）、民国五年先后四次纂修统谱。乾隆二十五年（1760），光耀、关雄、光树、士晃、元鎏五人垫费开局，派出数人不远千里联宗会谱。知县胡玉瑚、休宁柏墩派二十八世孙贡生守谦为之序。四十余年后，清华胡氏耆老应沂公、文邦公、廷后公吩咐族中子侄德魁、元禄、起、植庭等开局修谱，因族衍人蕃，迟迟未能成功。嘉庆六年（1801），永思门的宗数、德勋等人和彦才门的大义、大意等在族敬义祠开局，次年修成。裔孙大义、大意等有序。同治十一年（1872），锦标、光雄、文耀诸公黾勉从事，历时三载始克告成。民国五年，景范、景夔、清泉、尧烈等人主持，历时两年告竣。 “东园胡”则五修统宗谱：一修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二修于乾隆四十九年（1748），三修于咸丰元年（1851），四修于光绪五年（1879），五修于民国五年（1916）。这五次修谱以最后一次规模最大。这次修谱始于民国二年，终于民国五年，先后获与修者达七十多派，远远超过前几次的规模。 当“东园胡”、“中市胡”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先后在世贤祠、著存祠各开局修谱时，“上市胡”也在文偲等人的主持下，聘婺源桃溪名士潘襄龙主持纂修本支世谱。值得一提的是，在此之前，曾有郡城胡宝瑔等人邀请“上市胡”会修统谱。文偲等人在详考宝瑔一支宗派后，发现其属于“明经胡”，与清华“常侍胡”虽同姓而不同宗，遂谢绝不就。道光十八年（1838），距离前次修谱几达八十年后，“上市胡”请沱川人余煌（字汉卿，嘉庆戊午科举人）“厘定体例，删繁举要”，修成支谱十九卷。民国六年，“上市胡”邀请当时婺源的头面人物江峰青主修家谱。 综上所述，从明景泰朝至民国近五百年间，婺源清华胡氏家族的三个支派竞相纂修统谱共达十四次。明代的竞争主要在“中市胡”和“上市胡”之间进行，其中“中市胡”修统谱两次，“上市胡”三次。清至民国时期，修纂统谱的竞争转而在“中市胡”和“东园胡”两派间进行，其中“中市胡”共修四次。而“东园胡”在明景泰纷争之前，在纂修统谱的活动中最为活跃，尤其是派下“顺宜公”一支，宋元两朝修谱、序谱者多出其后；此后，自明景泰纷争至清雍正朝，该派都没有单独主持纂修统谱，但自乾隆朝以后，该派却连续五次修谱。“上市胡”则一意纂修本支房谱，没有再参与纂修统谱的纷争。为什么同一家族的三派会竞相纂修统谱呢？下文将就此进行探讨。三、名分须正：明景泰、嘉靖两朝的“非族扳援”纷争
明景泰、嘉靖两朝，清华胡氏先后发生了两次“非族扳援”纷争。纷争的主角是“中市胡”与“上市胡”，“东园胡”也以各种原因掺和其间。景泰朝的“鬻谱”与“扳援”事件导致了“中市胡”与“上市胡”、“东园胡”的分裂，是此后竞修统谱的导火索；嘉靖朝的“非族诈冒”事件则加深了彼此间的裂痕。本节将对纷争经过作详细的梳理，并探讨纷争双方的策略和纷争的实质。 1、景泰朝的“鬻谱”与“扳援”事件 明景泰年间“中市胡”和“上市胡”两派间的争讼起源于清华“常侍胡”一名为“胡庶”的族众出卖族谱。对此，当事一方“中市胡”派下的胡汝器作了如下记述： 吾始祖自周武王封胡公满于陈，历世相仍，代有其人。载在方册，难尽枚举……其本宗谱牒，尤当谨守者。乃有尚文不肖之子庶，偏生子也，区区为衣食口体之累，于明景泰庚午五月二十九日，竟将祖父所掌吾族谱牒，以售于非族。得银嫁女，而图铺餟……虽有诤子滔、淋力谏，不听。复被不才弟敬□谀设谋唆他，蠹子坚、庸陷亲不义。 笔者遍查清华胡氏三派族谱都没有找到“庶”，显然这是一个假名。“庶”之父“尚文”倒出现在民国《清华东园胡氏勋贤总谱》卷十九“顺宜公支昶公下清华东园派总系”中。其子“克俊”名下有以下记录：“克俊，行荣四，又名宗庶，字希尧，洪武丙寅生。景泰壬申合族修刊总谱有序，见文集。娶朱氏，再娶江氏，合墓寨山。子六：氵坚、氵刚、淋、滔、溶、瀇。”族谱中有关“克俊”的记录和前引汝器对“庶”的记述有两处信息完全相同，即父亲“尚文”和儿子“淋、滔”。再由前文可知，宋元两朝参与纂修统谱的清华胡氏族人中，顺宜公后裔占绝大多数。而尚文所属一支世代簪缨，在顺宜公后各支中最强盛，尚文本人又是清华胡氏一族的头面人物，他收藏族谱完全有可能。因此，“庶”确为“东园胡”派下之“克俊”无疑。 对于胡克俊的鬻谱行为，时任族长的胡汝器进行了严厉的谴责： 为财利所迷，作出此弊。实狗□之不若，异日何以见祖宗于地下，真幽明之罪人也！昔仲叔于奚有功于卫，辞邑而请繁缨，孔子以为不如多与之邑。卫君待孔子而为政，孔子以正名为先。于以见名实所存，不容假借。则祖宗谱牒，岂可弃卖于他人耶？是渎乱纲常，混杂本源。贼仁贼义，不忠不孝。而不念祖宗本源不同，甘与下品之流为伍，正所谓小人穷斯滥矣者也。 引文语气激烈、用词尖刻，完全是一副道德法官审判沉沦者的架势。汝器名琏，时为清华胡氏的族长，也是清华胡氏的一个强势人物。谱载，他“少而嗜学，不求仕进，惟穷医理以济民生。永乐间有司以儒医荐举，两赴京师，疏乞归养”。 胡汝器之所以如此愤怒，是因为克俊售出的族谱被“非族”加以利用，成为“扳援”“常侍胡”的工具。对于此事的原委，汝器等人在诉状中作了以下叙说： 始祖银青光禄大夫散骑常侍学公自唐迁居清华，至今六百余载。谱系昭然，名分存在。兼有余训，非族不书。今于景泰元年间，有族人胡庶，贪财忘本，将伊父胡尚文原掌本宗众共谱牒，私卖非族暴富强横胡否、胡礼道兄弟。又虑众人不从，乃设计令其于五月二十九日，延宾其家。众坐饮酒间，忽有胡否将出白银贰两五钱，当众送付胡庶收接，然后将出所卖谱系，冒认所迁祁门支派，插写其名于下。切思谱系自祖流传，尊卑已定。且胡否兄弟祖宗从来出处卑微，实非本族，众所共知，历历可考。况祖有遗训诫谕，具载谱首，非族不书，因此言辩。不期胡否兄弟反又买通胡庶，倚恃老疾，无籍刁泼，却乃捏词妄诉本家匿谱，等因。切缘原掌谱牒已被胡庶出卖，自有同筵汪祖添等众见，明白可勘。若不诉明，乞于胡庶名下追出原谱还众，实被非族添插以乱宗族。 引文中的“非族”究竟是哪一族呢？他们为什么要扳援清华“常侍胡”呢？查实“胡否、胡礼道兄弟”的身份是回答这两个问题的关键。同“庶”一样，“否”在清华胡氏诸派族谱中也都未出现，显然也是假名。幸好民国《清华胡氏宗谱》收录了一份胡氏族人胡濋写的知单（详见后文），为我们确定二人身份提供了极好的线索。知单指出“胡否”兄弟的祖父是“胡巽宇”，他们的后裔有应龙、应时等人。以此查阅民国《清华胡仁德堂续修世谱》卷十五，可以肯定“胡否”兄弟就是“上市胡”派下的“从政”和“礼道”。既然从政、礼道属“上市胡”一派，那么所谓“非族”当指该派无疑。 对于“上市胡”“扳援”行为侵害了“常侍胡”的名分，胡汝器等人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对于当时“上市胡”的社会地位及其清华“常侍胡”的关系，汝器有如下之说： 所谓非族者，故老相传，昔常侍公未卜清华之先，有氏胡者，自居程村之庐思坞口。考其祖墓，多在居畔罗家坑、詹坑坞等处。至元时始迁街头，以货头巾、渔猎致富。今乃买吾族谱系，妄认汾阳，实非常侍之裔也。 笔者在清华做田野时还听到了另一版本的“上市胡”。据“东园胡”后人介绍，“上市胡”在当地被称作“站脚胡”。这一感情色彩明显的称谓取自“主人坐他们站”之意，因为“上市胡”的祖先是他们一派的奴仆，后来得主人欢心才被赐与主同姓。为了证明所说属实，“东园胡”后人还举例说，解放前每年大年初一“上市胡”都要到“东园胡”一派祖祠“勋贤祠”拜年，而他们从不到“仁德祠”拜年，因为没有主人给奴仆拜年的规矩。 以上两个版本的“上市胡”虽出入很大，但也有不少共同之处，由此我们对“上市胡”可以形成以下认识：那就是这支胡氏当时可能比较富裕，但在当地的社会地位似乎不高；他们和出自名门的“常侍胡”可能有些瓜葛，但可能不是其正传后裔。这样，按照“中市胡”和“东园胡”的述说，“上市胡”扳援“常侍胡”的动机也就不难理解，那就是获得“常侍胡”正传的身份，抹掉历史污点，从而提高自身社会地位。 对于胡汝器等人的斥责和阻挠，胡克俊、胡从政针锋相对，他们联名向胡氏全族发出知单，反斥胡汝器所在“汪胡”一门为“非种”。知单内容如下： 盖闻貂则饰冠，奚堪狗尾之续；珠斯照乘，不闻鱼目之求。故少帝嗣刘，绛国亲以为戮；而刘封绍蜀，武侯意在必诛。惟我常侍公大唐腹臣，清华鼻祖。历传十数叶能世其家，阅祀六百秋无滋他族。何图鬼蜮之□，偏逐高明。遂致恶逆之徒，冒宗阀阅，有如连与舜童者。按连、舜童本汪姓，曾祖汪老三为大盗，携重资匿日新派胡晟之家。晟无嗣，又利其资，因认为子，遂蒙胡姓。祖旭以盗劫之资营荐，得补获鹿县丞。时燕京初定，余党散而为盗。旭之官即与盗比盗，倚官势官威盗赃，故一时有官盗之谣。按察使奏其事，高帝大怒，械解至京，剥皮实草，弃尸瓦屑关，诏敢有收尸者斩。族众见其父子作逆，种类不良，建议驱其家徙十六都上汇，越二十余载始迁清华。嗟嗟，御人于国，按律已犯十恶不赦之科；夥盗以官，稽谱更符大逆不书之例。矧似是当恶，敢云宣圣不情；而非种务除，岂独朱虚寄嘅。但连等深谋类狯，巧媚如狐。或假吾宗职名，簧惑子姓；或窜大宗谱牒，蝇附宗祊。恐听者察不及详，肆俊等开以特启。伏冀族老、耆硕、乡绅、衿士审其谬妄，加以诛锄。共燃温犀照破水妖之胆，高悬秦镜洞揭山魅之心。俾阿布恩之流不能篡王子晋，而冒顿渊之裔不得续汉家刘。宗祖幸甚，孙子幸甚。谨启。 查嘉庆《清华胡氏族谱》可知，引文中的“连”、“舜童”即胡汝器（琏）、胡天民，“胡老三”、“旭”为二者曾祖保悌（字济可）、祖父元昉。保悌系大阪浯溪汪姓绍母舅胡晟名下为嗣，所以其后人被称作“汪胡”。上引知单中克俊、从政所指“非种”应该就是这一支。对于自己的出身来历，“汪胡”后人似乎并不忌讳，更没有刻意隐瞒，“中市胡”所修统谱收录明代进士汪舜民《汪胡叙略》一文可以证明这一点。 不过，从引文可以看出，克俊、从政并未在“汪胡”来历方面多费笔墨，而是抓住他们祖先的“污点”大做文章，即胡汝器、胡天明等“汪胡”的祖先是“大强盗”、“大赃官”，按照纂修族谱时普遍遵守的“大逆不书”之例，他们不应出现在胡氏族谱中；他们的后裔也是“非种”，应当从族谱中“诛锄”。显然，他们的策略是通过揭露对手胡汝器、胡天民属于“非种”的名分不正，从而否定二者斥责“鬻谱”和反对“非族”的合法性。 至此，纷争已经由事实的辩驳发展到了对个人乃至祖先的攻击，双方已无妥协的可能，惟有诉诸官府一途。对于这次诉讼的基本情况，“中市胡”派下记述颇多。如胡汝器记道，这次官司“拘缠期月，方得追还原谱”。胡善庆也记载，官司“奈一时玉石不能分，是非未能别，致淹缠月余”，“然汝器父子艰辛操志，拒彼强敌，故久而伸其志，而乡邑观听者莫不悚然，知吾宗名分犹存矣”。与之相反，“上市胡”和“东园胡”两派族谱没有任何与此次诉讼有关的记录。以此看来，“中市胡”一方应该获得了有利的判决。 诉讼过后，纷争双方由“非族”“非种”的争吵转向纂修统谱的竞争。有关此次双方修谱的情况前文已有叙述，此不重复。 2、嘉靖朝的“非族诈冒”事件 嘉靖二十九年（1550），在距离上次纷争修谱一百多年后，“上市胡”和“中市胡”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较量。这次纷争的激烈程度远逊于上次，但三派对这次修谱的记录却纷繁复杂，简直令人无所适从。 这次纷争起源于“上市胡”一方由从政裔孙应龙、应时，以及该派生员襄、表等人续修统谱。据当事人应时的记述，他们兄弟俩修谱活动得到了族长“东园胡”派下胡濋等人的授意。应时记述如下： 始谋诸兄应龙，兄曰：“先得我心之同也。”继而谋诸从子伯敬、云衢，亦曰：“吾人分内事也。”终而告诸族长濋、钺、文英焉，遂命之曰：“尔等恪谨其事，毋略勿杂，以光前烈可也。”于是偕兄侄等遍行採集……南北奔驰，纂修编辑，三载奏续。 然而，《清华胡氏宗谱》收录了一份署名“濋济”的《辨正知单》，其中对此事的记录却与应时所言出入甚大。知单内容为： 清华胡氏自从唐始祖常侍公以来，冠盖相望，代不乏人。谱系昭然，名分具在。景泰元年，蓦有本里上市非族胡巽宇之孙胡否兄弟，意欲扳高冒认名宗，计买本族不肖子孙庶，私将众共谱系与伊抄写，是祖汝器、天民公知觉，具词告官，追出谱系还众。然后会同各处族长重修谱系，明饬胡否非族，不容插入，各有谱系存证。今又不期胡否兄弟子孙奸诈之徒胡应龙、应时，无耻生员胡襄、表，诈冒胡濋名字刊启，遍谒各宗，来讨支派，私地刊板，族众骇惊。今专告禀各处同宗，宜洞察清华本宗正传谱系古今并系写本，自无刊刻。从玆以始，若有会谱者并到清华进士、举人牌坊及东园详审真伪，免被非族诈冒，混乱宗支。庶得上承祖训，以全孝悌之风。 在清华胡氏龙川派后裔永积、永棨撰写的《龙川旧序》一文中，有“今年春，清华宗耆濋济翁、浯潭、石泉诸君来集本支”一语，其中浯潭为应龙，石泉为应时，那么和他们并列倡导修谱的濋济翁当为引文中的胡濋无疑。就知单内容看，胡濋和应龙、应时的修谱之举根本没有关系，纯粹是两人假冒他的名号，组织动员“常侍胡”各支纂修统宗谱。 上引两则史料各执一端，孰是孰非殊难分辨。但是二者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对胡濋的借用。胡应时在序记中特别指出他们兄弟修谱出自胡濋的授意，目的是证明“上市胡”所修统谱的正统性及其所建构谱系的合法性，使“上市胡”一派的正传身份得到其他各派的认同；而“中市胡”收入署名为濋济的知单，其意图则刚好与之相反。这样，胡濋的真实行为就成了我们了解这次纷争的关键。 有关胡濋的相关记载，三派族谱都或多或少有一些，但要么语焉不详，要么彼此矛盾。考虑到胡濋是当时“东园胡”的代表人物，那么，从“东园胡”在此次修谱中的倾向应该可以窥见胡濋的真实行为。三派族谱对明嘉靖朝“东园胡”修谱的记载也异常复杂，但通过对比分析，我们可以初步推论“东园胡”参与了“上市胡”的修谱活动（详见后文）。如果这一推论符合事实，那说明“中市胡”族谱中收录的《辩正知单》有造伪的嫌疑。 “中市胡”除了以知单遍告同族揭露“上市胡”“扳援”外，还针锋相对地纂修了统谱。这就是前文所述明代“上市胡”和“中市胡”第二次竞修统谱。 对于这次“中市胡”所修统谱，“上市胡”派下生员胡昌撰写了一篇相当长的文章对其一一驳斥。首先，他从世系方面入手论证了“上市胡”的正传地位，转而又隐约点出“中市胡”统谱修自“似是而非之门”（显然为“汪胡”）。胡昌云： 我祖自常侍公而下两传至三三公，其与东园分派则有顺宝公，与堂上分派则有百九公，与余干分派则有小三公。厥后承五公与承四公，兄弟也。承五公无嗣，承四公子新八公继之。则伟六公、新八公亦兄弟也。生子舜三，与舜一公、舜二公则又兄弟矣。故舜一、舜二公为军、渔二门支祖，舜三公为吾门支祖，延及原八公而后嗣寖昌大矣。此印谱亦统谱也，其为正传也无疑矣。孰意近时又有写谱，名虽良乾编汇，而实非良乾编汇也。大约出于似是而非之门，是何也？载他门甚略，载己门甚详；他们有恶一一扬之，己门有恶一一隐之；他门有善揜而不录，己门有善誉必过情；甚至名分倒置，是非紊乱。 其次，他指出“中市胡”派下胡良乾等人所修统谱有以下“十谬”： 吾谓此谱有十谬焉。夫舜一、舜二、舜三，昆季也。昆既见收矣，季胡不载。新八、舜三，桥梓也。桥既幸录矣，梓胡不传？一谬也；且伟六、新八亦兄弟也，弟尚不敢先兄，而兄可为弟父乎？写谱以伟六为父，新八为子，二谬也；同一胡也，舜一、舜二已为大胡，舜三一派又安得为小胡？三谬也；况吾门谱书历有传人，仁、德二公修之于前，云卿诸君缉之于后，已左宜右有矣，何必售、何必讼乎？此乃妄生是非者谤毁之言，四谬也；既云合谱则各门应多执事，何止此良乾数人？则其为私谱也，岂待再计决哉！统谱印谱费重者不足凭，私谱写谱费轻者反足为凭乎？五谬也；凡修谱编汇字号、摆织行第者，凡以便各支派不得混淆也。今舜二而后连空谢、欢二号，则是吾门字号可证也。屡少行第，则是吾门行第又可证也。奈何故为淹没乎？六谬也；据编汇者良乾题洋峩钟文者，亦良乾缺我祖名，则钟文不应书尚仁、尚德于保奴、文善之间。钟文既题，谱何独不书乎？七谬也；谱云：“鬻谱者黜。”伊门鬻谱者众矣，若之何不行也？八谬也。凡写谱无据，所可据者在出一人之手。今前后一人鬻谱，论又一人，岂可据以为信乎？九谬也；谱空舜三公，我观吾门只少科甲耳，至于人文财富何一逊人？而且洋峩山税有分，统宗祠税有业，祖寺灯油有租，欲外诸乌得而外诸？适足见其不自量也。十谬也。种种刺谬，愚者不觉，智者立见矣。 胡昌所论“十谬”的真实性我们无从一一考证，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从中读出以下信息：首先，作者在文中对良乾等人所修统谱异常不满，说明不管出身如何，到明嘉靖朝时“上市胡”族众完全以“常侍胡”正传自居，也就是说，他们已经认同为“常侍胡”后裔。其次，胡昌在文中有两件事说得有板有眼，作伪的嫌疑比较小。其一是他提到“上市胡”派下尚仁、尚德（即从政、礼道）的名讳出现在“洋峩钟文”中，且确指两人名讳的位置在保奴、文善之间；其二是指出始祖胡学坟山、胡氏统宗祠、胡氏祖寺灯油租“上市胡”都有“分”。如果以上两事确有其事，那说明当时“上市胡”已经参加了多项清华胡氏的家族事务，该派事实上已经是“常侍胡”下的一支。最后，文中透露出良乾所修统谱没有收入“上市胡”一派，说明当时“上市胡”仍是“中市胡”等“常侍胡”正传后裔严密防范的“非族”，名分上没有得到其他派别的认同。四、历史重构：“东园胡”在“非族扳援”纷争中的倾向
由前文对清华胡氏修谱活动的梳理可知，自明景泰纷争至清雍正朝，“东园胡”都没有单独主持纂修统谱。既然没有单独修谱，那就意味着该派只能在“中市胡”和“上市胡”两者中选一会修。那么，该派究竟会同哪派会修呢？这一问题不仅涉及“东园胡”在明代“中市胡”和“上市胡”纷争中的倾向，还关系到该派在清代与“中市胡”竞修统谱的原因，笔者以为有单独考察的必要。 按照“东园胡”派下自己的记录，该派在明代景泰纷争后，一直参与“中市胡”纂修统谱的活动，但这些记录本身问题百出，与其余两派统谱的相关记录也矛盾很多。 民国《清华东园胡氏勋贤总谱》收录了“东园胡”派下胡用宾的一篇序文，该文记述了该派于明代纂修统谱的基本情况。非常巧合的是，民国《清华胡仁德堂续修世谱》也收录了一篇署名为胡用宾的序文。将两谱的“用宾序”稍作比较，就可以确定是同一篇文章。二者绝大部分内容都相同，在修谱者名单这一关键处却迥然有异。为便于分析，现将两谱“用宾序”关键处摘录如下（划线部分为《清华东园胡氏勋贤总谱》“用宾序”的内容，括号中的文字为《清华胡仁德堂续修世谱》“用宾序”的内容）： 迨至我朝，支谱虽明，总（统）系颇逸。宗御、克俊二公（尚仁、尚德、彦邦）奋然倡辑之，积今百余（有三）年矣。仲时、汝济、克全、仲威、子健（清华濋、钺、文英、龙、时）诸君承先德谋重汇焉。 引文中两谱“用宾序”记录的两次修谱者名单完全不同，会不会是“名”和“字”的差异呢？由前文可知，景泰朝修谱的尚仁、尚德、彦邦和宗御、克俊完全是两批人。查嘉庆《清华胡氏族谱》，克全、子健分别为良忠、良乾的字，再由前文可知，他们是嘉靖朝“中市胡”纂修统谱的主要组织者。至于仲时、汝济、仲威是否就是濋、钺、文英，我们无法确定，因为民国《清华东园胡氏勋贤总谱》所载三人小传中没有他们的字。据民国《清华胡仁德堂续修世谱》，应龙字云卿，应时字子期，他们显然也不属于三人的范围。因此，两谱“用宾序”记载的嘉靖朝修谱人员也是两批人。这就意味着“东园胡”和“上市胡”两方必有一方有意对“用宾序”作了有益于己方的改动。究竟是哪方作了改动呢？ 在民国“中市胡”和“东园胡”所修统谱中，分别收入“中市胡”派下胡天明的《重编世系录》和“东园胡”派下胡克俊的《族克俊序》。情况与“用宾序”完全一样。这两篇文章内容为（划线部分为胡天明《重编世系录》的内容，括号中的文字为胡克俊《族克俊序》的内容；括号前如无划线文字，则其中文字为《族克俊序》增加的内容；省略部分内容完全相同）： 胡氏世系，系胡氏之世次也。胡，姓也；系，谱也。系以姓名，姓因系著，此系所以为姓之具（纪姓之实录）也。窃原人之所生谓之姓。姓于前古未之名者，盖以人所生同于一源故也。粤自羲、轩而下始各赐姓，以识别生分类焉（有赐姓之典）……又有不一（非其姓）而冒姓者……乃谓某父（谋者父）生于陋巷，祖起于布衣。若曾若高漫（谩）不知其为何人（谁何），遂相指为胡越，（而有服之亲）相视如途人（者有之）……惟我胡氏自周武王封舜后胡公满于陈，即陈为姓。既而变姓为田，田变为齐、为王。汉大夫刚忌新莽，乃解冠缨，仍胡姓奔交趾，后复。汉居安定、临泾、建业、姑孰。刺史福始家新安。历四世至瞳公（唐赐新安）男学公，平巢寇，投老于清华……噫（嘻），本一人也，分而至于无庆弔。此系不可以不作也。或曰：“以胡之系，一书安定，一书清华。子独书之陈国者，何也？”“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书安定则已狭矣，岂可复以清华狭之乎？”曰：“富而（苟）仕者（则）系（矣），贫而不仕者系之何也？”曰：“民同胞物吾与也（通一脉，昭一本也），其可以贫富（富贵贫贱而）去取之乎？虽然未也，其于立身以（行）道一。或有辱其亲者（也），辄直书于名下，使吾宗人（者）见之则必痛心疾首，以耻（羞）其过。夫人见之则或热中热面（忸怩）以诲（悔）其过。抑或反己而求之，知（其）过而改之。非为将见其愧于书而求损益之也（或者因是书而获进于礼义廉耻之域也）。夫岂徒系之哉。”曰：“然则然矣，子盍叙（序）其说而书之，以诏千万世以下（后之）来者。庶几斯系不徒为载姓之（文）具，由得（又将）为砺俗之轨（范），夫岂小补也哉！”曰：“系而说，说而书，皆责之宜者也。吾其又将奚辞焉。” 由前文可知，胡天民和胡克俊为景泰朝纷争中的对立双方，因此合作撰写谱序的可能性应该不存在。那么谁是此文的原创者呢？引文中花了不少笔墨谈及“辱其亲者，辄直书于名下”用意所在，这应该是当时有“鬻谱非族”嫌疑的克俊所忌讳的。看来，该文的作者当为“中市胡”派下胡天民，而“东园胡”为了说明胡克俊在明景泰参与修谱而将此文收入，但对部分内容和作者都作了改动。 除此以外，笔者看到的与该派修谱有关的记录还有五条，分别来自“东园胡”和“上市胡”所修族谱。为便于分析，现将其摘录并编号如下： 1、克俊公、遯斋公、济鼎公、汝器公、天民公、良乾公，景泰癸酉同事。 2、棠阴先生，讳晟，字诲之，东园人。科乙酉举人，丙戌副榜。嘉靖庚戌作六公本派谱，有序。 3、希尧先生，讳克俊，字希尧，顺宜公派知府照公后，景泰癸酉汇辑图册，作世系录。协族修刊统谱。 4、古邑翁，讳濋，号古邑遗民，顺宜公后，嘉靖庚戌倡修统谱。 5、沅陵公，讳晟，字诲之，号棠阴，顺宜公后……续本支谱，辛亥同族浯潭诸公修统谱，作序。 将以上五条材料彼此间或者将其和“中市胡”族谱的相关记录稍作对比分析，两派族谱记录中的抵牾之处便显现出来。首先，第二条和第五条可以说明胡晟修纂了六公派支谱，但至于他是否与修统谱一事，一方只字未提，另一方则确指他曾和浯潭（即应龙）诸公同事。其次，如果第一条和第三条材料反映的情况属实的话，那说明景泰间处于纷争漩涡中心的克俊参与了景泰“中市胡”修刊统谱的活动。但在民国《清华胡氏宗谱》的相关记录中，笔者根本未发现克俊与汝器等人景泰修谱的记载，而良乾修谱是在嘉靖二十九年（1550），距景泰癸酉相距甚远。更何况良乾生于嘉靖丙戌（1526）正月二十二日，他不可能与克俊一道参与景泰修谱。最后，第四条材料明指顺宜公后濋在嘉靖庚戌（1550）倡修族谱，但《清华胡氏族谱》收录的《辨正知单》又与之相矛盾。 显然，鉴于三派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上述材料之间的矛盾，我们不能从中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所幸民国《清华东园胡氏勋贤统谱》收录了其他派下族人撰写的有关嘉靖纂修统谱的序记，或许能从侧面为我们解决这个问题。这些序记提到嘉靖修谱的相关内容除《龙山旧序》上引文外，还有以下三条： 1、玆清华祖家石泉诸公来辑统宗之举，人愿天从，气求声应。 2、故贵阊宗人柏庭公韫千载不传之憾有年，而清华祖家石泉公成一但得传之幸。 3、浯潭、石泉者，复属同宗修举。 引文中浯潭、石泉指的是应龙、应时。既然这些派别都记载两人在嘉靖朝主持修谱的事情，那说明他们参加了“上市胡”的嘉靖修谱活动。而这些谱序出现在此后“东园胡”主持修纂的统谱中，那当时“东园胡”与“上市胡”在修谱活动中的关系也就逐渐清晰了。 更为直接的证据，当属民国《清华东园胡氏勋贤统谱》还收入“上市胡”派下、嘉靖修谱当事人之一的胡襄记录此次修谱的序文。此文与《清华胡仁德堂续修世谱》收录的胡襄序文内容绝大部分相同，可以肯定为同一篇文章。如果当时“东园胡”没有参与“上市胡”的修谱活动，那么后世续修族谱时不大可能收入对方的谱序。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可以断言，明代“东园胡”参与了“上市胡”的修谱活动，在“非族扳援”纷争中应该站在“上市胡”一边。剩下的问题是，“东园胡”为什么要刻意隐瞒参与“上市胡”修谱的事实呢？民国《清华东园胡氏勋贤统谱》对“中市胡”和“上市胡”的不同态度或许可以为我们解答这一问题提供线索。该谱在“中市胡”世系下明注“五派合修”，但对“上市胡”一派却一字未提。显然，“东园胡”对“中市胡”虽态度上有所保留，但承认了对方为“常侍胡”的合法身份；对“上市胡”则将其排除在正统之外，完全否认其“常侍胡”正传的身份。以此观之，“东园胡”重构明代修谱历史我们或许可以理解为该派和“非族”划清界限，并且试图抹去和“非族”一道“紊乱宗族”这一足以影响其“嫡宗”地位的“污点”的一种策略。当然，这只是一种推测，是否和事实相符我们不敢武断。此外，还有一些问题我们没有解决，如为什么“东园胡”在明代与“上市胡”合修，清乾隆后却另起炉灶还将其排除在外？这背后肯定也是故事多多，限于材料，我们无法作进一步探讨。五、文本书写：清华胡氏三派族谱的对比分析
前已论及，清华胡氏三派竞修统谱实质上是正统之争。实际上，这一竞争不仅体现修谱过程和此间的矛盾之中，在族谱的书写方面，三派也在为表达“正统”而奇招迭出。从某种程度上说，修成的统谱既是每一次修谱竞争的终结，又是竞争的延续。本节将以三派民国时期纂修的族谱为讨论对象，用对比分析的方法，考察清华胡氏三派的族谱为表达正统的书写策略。 1、谱名的寓意 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为了标示自己的正统性，胡氏三派首先在所修谱的名称方面就大做文章。 前文已经介绍，“东园胡”在民国时所修统谱名为“清华东园胡氏勋贤总谱”。为何在总谱前冠以“清华东园”四字呢？“东园胡”答曰：“常侍公始家于清华之东园，故胡氏属常侍公后者必于东园焉为祖居，着祖居使人不忘初也。”言下之意不外乎是清华东园是清华胡氏的祖居之地，因而在当地所修的统谱最具正统性。至于为什么用“总谱”名号，“东园胡”的解释是：“谱之修有旧同事今不同事者，有旧不同事今同事者。总谱者，示将来之有待，无敢以今同事自域，且已别与支修谱也。”意思是说用上“总谱”字样，一是当时并没有把清华胡氏各派全部收录其中，但把这一愿景寄希望于将来；一是为了和其他支修谱相区别。当时清华胡氏纂修家谱的还有“中市胡”和“上市胡”，显然，“东园胡”认为其余两派修的都是支谱，无法与其所修统谱相提并论。 此外，“东园胡”统谱的名称还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该派主持纂修统谱始于清乾隆二十五年（1670），当时的谱名为“统谱”。到了乾隆四十九年（1784）重修时，谱名由“统谱”改成“正谱”。修改原因为：“原谱曰‘统谱’，今更以‘正’字，一以系改正之义，一以严嫡宗之辨也。至旧序文内则用合谱、总谱等字以代之。”引文中特别指出将“统谱”改为“正谱”的首要原因是“改正之义”，如此慎重其事，那么“改正”的绝对不仅是名称，更重要的应该是内容。为什么要对内容作修订呢？因为原谱已不可得，我们无法直接回答这一问题，只能通过梳理“东园胡”纂修统谱的历史背景从侧面了解相关信息。由前文可知，明代“东园胡”并没有单独主持过纂修统谱的活动，而是很有可能附属于“上市胡”合修。那么，至清乾隆二十五年（1670）单独主持纂修统谱时，“东园胡”所用底本当是明嘉靖朝“上市胡”纂修的统谱。但这次修谱时“东园胡”又将“上市胡”排除在外，这样势必对原谱作一番修改。修改的具体情形如何，我们无从知晓。但到了乾隆四十九年（1784），距上次不到二十五年的时间，“东园胡”就急忙重修，看来是对前修统谱不够满意，所以还须再次“改正”。至于引文所说第二点原因有两种可能。当时和“东园胡”有“嫡宗”之争的不外乎是“上市胡”和“中市胡”。“东园胡”改正谱名，要么是和以此宣称“上市胡”此前所修统谱“不正”，从而与其划清界限；要么突出和“中市胡”的统谱的相异，强调自身“嫡宗”的地位。 同样在谱名上做文章的还有“中市胡”。该派在清嘉庆朝所修统谱用的是含义比较宽泛的“族谱”，而且谱的封面和页面中缝都是“清华胡氏族谱”字样。但民国重修时则有所变化。这部族谱的封面是“清华胡氏宗谱”，但在页面中缝却变成“清华胡氏统谱”字样。“中市胡”突出“统”字标示正统，和“东园胡”针锋相对意味甚浓。 2、材料的取舍 族谱纂修实际上是构建家族历史，对于收入谱中的材料也都会做精心的挑选。清华胡氏三派也是如此。为了突出自己的正统地位，三派都努力“选精”“集粹”。 三派都非常重视的材料主要有以下四类：远祖世系、与鼻祖胡瞳和清华始迁祖胡学有关的图像文书、始迁地清华和统宗祠的图景文书、祖训。这四类材料尽管现实意义不强，但极富象征意义，所以三派族谱都不惜篇幅，大书特书。 清华胡氏尊虞舜裔孙阏父为一世鼻祖，其子胡公满为二世祖，延至清华始祖胡学止，共四十七代。其历世渊源如下：阏父—→胡公满—→丹公—→孟阳—→洽—→思—→道—→高昌—→季符—→昭—→隼—→孟戊—→僔—→君巳—→变—→孟龙—→灵朔—→羲—→琇—→伯奇—→计宁—→元善—→凯—→谨—→从吉—→炤—→殷—→柔—→宠—→广—→权—→逝—→质—→仍—→湘—→怀—→平—→荫—→庸—→伏—→琳—→乐陵—→福—→裕—→伸——瞳—→学。对这些远祖世系，三派都将其置于“世系”前端，即使是“上市胡”所修支谱也不例外。 胡学是清华胡氏的始迁祖，收录他的相关史料既被看作是敬祖的最好表现，也是表明自己“正统”的好方式。三部族谱在这方面都花了大量篇幅。民国《清华胡氏宗谱》在“卷首”部分收录了《始祖容像（《像赞》附）》、《常侍公图书记》、《墓地经理》、《始祖行实》等十一幅（篇）图（文），卷一“世系”收录了《胡氏得姓传系》和《阏父公至瞳公老世系》两篇文章，卷二十三“诰敕”部分收录了《清华始祖常侍公授祭酒诏》、《授殿中侍御史诰》等六道诏诰和《常侍公东山集》内诗词二十三首；民国《清华东园胡氏勋贤总谱》卷四“像图”收录《瞳公像一》、《瞳公像二》、《学公像》图像三幅，“墓图”部分收录《祁邑华郭园瞳公墓图》、《洋峩学公墓祠图》等墓图九幅，卷五“人物”“勋贤”部分收录《瞳公传》、《常侍公行实》和《银青公别传》传记三篇，卷六“艺文”“制诰”部分收录《瞳公诰一》、《学公诰四》，“祭文”部分收录《谕葬学公文》、《谕祭学公文》等祭祀胡学的祭文十二篇，卷七“题咏”部分收录胡学《东山集》诗歌二十二篇，“杂录”部分收录《洋峩坟山合同》、《洋峩墓祠禁碑文》等合同或本文共四篇；民国《清华胡仁德堂续修世谱》卷三“图像”部分收录《洋峩常侍公墓祠图》、《鼻祖仆射公遗像》等图像共十一幅，卷四“诰敕”部分收录《瞳公诰命》、《常侍公授国子祭酒诰命》等诰敕六道，卷五“像赞”部分收入《常侍公赞》等像赞三篇，卷七“序记”部分收录《洋峩祖墓春祭序》等序记三篇，卷八“祭文”部分祭祀胡学的祭文五篇，卷九“杂文”部分收录《绮仙公重修洋峩墓祠疏》、《又重建洋峩墓祠上梁文》，卷十“诗词”收录胡学《东山集》诗词三十六首。 清华是清华胡氏的始迁地，勋贤堂是清华胡氏的统宗祠，对二者相关内容的记录自然不能少。民国《清华胡氏宗谱》在“卷首”部分收录《统宗祠丈尺图》、《清华八景图》；民国《清华东园胡氏勋贤总谱》收录的内容更多，其卷四“图像”“基图”部分收《清华八景图》、《常侍公始迁东园基图》、《许村仆射公祠图》、《统宗祠图》、《统宗祠丈尺图》，卷七“杂录”部分收录《统宗祠地屋十门合同》；民国《清华胡仁德堂续修世谱》卷三“图像”部分也收录《清华宅基八景之图》、《许村仆射公祠图》、《清华胡氏勋贤统祠基图》、《勋贤统祠基地丈尺图》。 祖训昭示了祖宗遗命，理应得到后世子孙的重视，是族谱不可或缺的内容。民国《清华胡氏宗谱》和民国《清华东园胡氏勋贤总谱》收录了两份祖训，其一是《祖训诫谕》，内容为：“人生本胡祖，如水之有源。乔木名故家，后裔自□绵。燕毛叙乎齿，昭穆犹灿然。批阅观遗像，冠盖若蝉联。诫尔后子孙，谱谍（牒）宜宝焉。爱护勿借鬻，非族莫攀沿。行止有瑕玷，芟除不入编。三代一修五代吊，相传慎忝于先。”其二是十六世孙胡道存再添的几道诫谕，是为《再训谕》，其内容为：“故家编谱明昭穆，三代一修五代吊。尊命不许鬻借人，世世相守毋违背。”民国《清华胡仁德堂续修世谱》收录了上引《祖训诫谕》，但把它当做是胡道存的所拟，因此题目为《道存公谱牒训》。而对于其他两派收录的《再训谕》则略去。 除了上述共同重视的材料，三派族谱还收入的是对自身有利或者于对方不利的材料，而对己方不利的史料都弃而不录。“中市胡”的民国《清华胡氏宗谱》卷首专设一节“事迹类考”，将一些与家谱有关的重要史料收入其中，其中相当一部分都涉及族内纷争。如前引《具诉情状》、《鬻谱非族记》、《辨正知单》等，都是揭露“上市胡”“非族扳援”的“铁证”。“上市胡”民国《清华胡仁德堂续修世谱》卷九“杂文”收录的前引《克俊公、从政公告同族启》一文，则是揭露将“中市胡”派下“汪胡”一门的“非种”面目的重要文件。以上两方收录的材料都和“东园胡”或多或少有些牵连，对这些影响该派形象的材料民国《清华东园胡氏勋贤总谱》则一概弃去不录。 3、内容的表述 如前所论，“东园胡”强调清华东园是清华胡氏的祖居之地，因而在当地所修的统谱最具正统性。在该派看来，“中市胡”所修谱是“五门合修”，根本算不得统谱。如在民国《清华东园胡氏勋贤总谱》卷九“中市胡”日新公名下注明有关他的后代“俱详五门支谱，不更载”字样。此外，民国时期纂修统谱的竞争中，“东园胡”似乎占了优势，所以该派还特意突出参与修谱派别的众多，如在序言中，就将参与此次修谱的九支五十八世派一一列举，言下之意不外乎以此表示他们的正统地位。 前文已述及，自明景泰以降“中市胡”主持修统谱六次。其中以同治十三年（1874）规模最大，参修世派达八十余派。但到了民国重修时，参修世派大不如前。主持者胡鸣鹤可能意识到“中市胡”在与“东园胡”的激烈竞争中处于弱势，在感慨“世道之隆污，人心之厚薄”之余，对“中市胡”下“五门”主持纂修统谱的正统性作了如下辩护： 谱不限于五门，奚为以“五门”称也？曰：无取义也。意者五门世居清华，历届纂修以此为发起焉耳。五门于东园分修，奚为以统修称也？亦无取义也。意者始合后分，分自何代不可知。沿旧未改，可统者统之焉耳。夫以狭义言之，五门为六公仲嗣之裔，东园为六公季子之裔，长幼有序，本如鲁卫之相亲。以广义言之，自大公以逮十三公，八士腾芳，孰非南宫之统系。然则以五门名义联而会修奚不可者，独是世道之隆污，人心之厚薄。 在胡鸣鹤看来，“中市胡”主持纂修统谱被称作“五门合修”是因为历次纂修由“五门”发起，并不意味着他们修的是支谱。且“中市胡”是六公长房，比五房“东园胡”更有资格主持纂修统谱。 “上市胡”的身份尽管没有得到其他两派的认同，但他们一直以“常侍胡”正传自居。这方面的表述很多，玆举一例。民国《清华胡仁德堂续修世谱》卷一收录了派下子弟撰写的《胡氏正宗世系图歌》，在叙述清华胡氏肇基清华和始祖胡学八子后裔迁居情况后，特别指出该派来自六公孙顺宝公下。其诗如下： 鼻祖银青自晚唐，肇居清华古治邦。挺生八子皆英杰，甲第连甍列四坊。大公迁饶故县渡，二公之派迁晓庄。三公之后陇西继，世居考水明经堂。六公九公仍故土，十一评事玉川房。十二十三迁楚越，世远哪得知其详。我派爰自六公衍，文闿顺宝溯流芳。 4、资料的篡改 除了以上几方面外，清华胡氏三派为了突出自己的正统地位，还将妨碍自身的“正统”性的史料还进行了有意篡改，其中以“东园胡”最为突出。上文第四节已有论述，此不赘言。六、结语
清华胡氏三派纂修统谱的竞争自明景泰朝一直持续到民国时期，前后近五百年。这样长时期的竞争绝不是简单的意气用事，背后自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和文化根源。由前文可以看出，胡氏三派纂修统谱都各有所图。“上市胡”以修统谱的方式重新安排胡氏先世世系，将其祖先插入其中，从而建构“常侍胡”正传的身份，提高社会地位；而“中市胡”和“东园胡”则在纂修统谱时将“上市胡”一派排除在外，划清“同族”与“非族”的界限，拒绝他们的“正统”身份与出身低下的家族“分享”；“中市胡”和“东园胡”竞修统谱实质上是在建构各自“嫡宗”身份，背后是对清华“常侍胡”正统的竞争。概而言之，胡氏三派竞相纂修统谱实质上是构建身份体系的竞争，也是对“正统”这一象征资源的争夺。在这里，统谱成了家族支派间权力斗争的工具。 清华胡氏三派间的竞争以争修统谱的形式表现，其原因主要在于大宗谱法和统宗谱的本质特征。小宗谱法强调以亲亲凝聚家族，反映了世家大族的独立性追求与以村落宗族为中心的社会现实；大宗谱法则强调“敬宗收族”，即建立以百世不迁的别子为始祖的统宗谱系以强化家族的凝聚力，其收族的范围远远超过小宗谱法。换而言之，与小宗谱法突出血缘关系的可确定性而倡导家族成员的守望相助不同，大宗谱法实质上是在较大范围内建构身份体系以强化家族成员的家族认同。因此，在徽州这样一个家族格局分明的地方，像“上市胡”这样急于改变社会地位的小家族，以在自己支谱内重构祖先谱系的方式攀附名宗，无异于自言自语，没有丝毫社会意义。只有在名宗的统宗谱中插入自己一派的世系并得到其他世派的认同，他们改变自身社会身份的努力才告成功。同样，家族内部不同世派间（如清华胡氏的“中市胡”和“东园胡”两派）对“正统”等象征资源的争夺也是如此。以此言之，明代中期大宗谱法的盛行和统宗谱的纂修，为一些家族改变或标示自身社会地位提供了契机。 郑振满教授在对合同式宗族的研究中指出，联宗通谱并非一厢情愿，而是必须得到有关各方的认同和协作，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之上。“上市胡”的“扳缘”经历也说明了这一点。明代“东园胡”参与“上市胡”主持的修谱活动，两派的头面人物胡克俊和胡从政在反击“中市胡”代表人物胡汝器是站在同一阵线是一大诱因，但更为重要的可能还是因为几次修谱都是由“上市胡”单独出资这一经济因素。凭借雄厚的财力和得当的策略，“上市胡”一度将“东园胡”拉入纂修统谱的行列，并且成功地在“常侍胡”的谱牒上获得了一席之地，也借此事实上成为“常侍胡”的一分子。但“上市胡”的行动也没有取得完全的成功。明代因为“中市胡”的激烈反对，“上市胡”在只得到清华胡氏部分世派的认同；到了清代“东园胡”反戈之后，“上市胡”甚至失去了纂修统谱的资格。总而言之，由于缺乏长期且稳定的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市胡”借纂修统谱构建“常侍胡”的正传身份只做到了“形似”而没达到“神似”，由此可见族谱纂修在建构身份体系这一社会功能方面有效性与有限性。 （原载饶伟新主编《族谱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44—37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