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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汪欣 《中国民族志》一书，胡耐安著。《泾县志》(安徽泾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一九九六年第一版）介绍著者生平事迹： “胡耐安（1899——1977）安徽泾县西阳乡（今榔桥镇）溪头都人。原名有祉，师为更名有麐者，遵父遗言：“惟忍有济，能耐斯安”，乃以耐安为字。别署遯园，六十岁后号遯叟，七十岁后署乐翁。胡耐安出身簪缨世家，书香门第，幼承庭训，敦品励学。年轻时赴日本读书，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1924年（民国十二年）秋天，回国探亲，休学一年后，从湖南到广东，担任湘军总司令部秘书，一年后仍赴日本继续读书。1927年（民国十五年）北伐战争开始，奉召回国服务，二年后再赴日本帝国大学完成学业。回国后任国民党中央青年部秘书。后任中央宣传部计划委员、中国农业银行顾问、安徽省政府顾问。然胡耐安并不乐于仕进，自甘恬退，息影沪上，先后在暨南大学、中山大学、边疆大学及省立安徽大学任教，育材甚众。1951年任职台湾“蒙藏委员会委员”，并在台湾政治大学政学系任教。1973年退休，仍兼教授。1977年因病去世，终年七十九岁。胡耐安先生精通英文、日文。中文造诣尤深。一生著述丰富。在大陆任职期间，历川、湘、黔、桂、粤、闽、浙诸省考察，亦曾北临戈壁，南履黎岭，均有记述。期间著有：《中国民族志》、《中华民族》、《边政通论》、《边疆民族志》诸书，征引翔实，文笔犀利，分析得失，士林推重。此外尚有《先秦诸子学》、《儒道墨三家评价》、《中国文字学检讨》、《民族学发凡》、《说傜》、《闽北排山住民》、《边疆宗教》、《贤不肖列传》、《新湘军志》、《遯园杂忆》、《香港三笔》、《六十年来人物识小录》等十数种，约百万言。”一 《中国民族志》一书，是胡耐安先生对于中华民族数千年成长迁徙融合历史之总论。此书征引资料翔实，为研究中国各民族的历史渊源保存了十分珍贵的史料。《中国民族志》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中华民国六十三年九月修订初版）。 胡耐安在《中国民族志 修订版跋》一文中，谈到：“当这本中国民族志撰写竣事后，箧藏一个不太短的时期，来台以后，世事日非。不因不由的念及：一个国家的国民，对于其国之人口的族系，应该有所体认与瞭解，从而以祛除“迷惑”的误解以获致“和谐”的融合，深感遗憾的，就我的浅见陋闻，似乎还没能够使人由一本书里完全体认与瞭解到整个中国之民族的全貌。固然，以民族志或民族史标签的书，并不是绝对无有。可是，如果以言“全”，“备”似或仍有所欿然，是则这本中国民族志，姑无论其是如何的“不成熟”，至少是“聊胜于无”。也许，或可备此用作体认与瞭解的一格。我的大愿，希望阅读这本书的人士，能就整个中国之民族的，当然，是第一章对各个族系，族群，以至于一个单一的族支，获得全面貌的瞭解。或者至少是部分轮廓的辨认。” 胡耐安《中国民族志》全书共分十四章。目录： 第一章 叙说 人类之肇始 种族 民族与进化 第二章 中国的民族 地位 人口与文化 第三章 汉族系 第四章 通古斯族系 第五章 蒙古族系 第六章 突回族系 第七章 藏族系 第八章 苗傜族系 第九章 棘掸族系 第十章 骠族系 第十一章 孟吉族群 第十二章 乌梁海族 第十三章 塔吉克族 第十四章 台湾土著群 《中国民族志》一书从人类学研究的角度出发，由人类之肇始的传说，谈到了人类因地域、气候、生产方式、言语、体型之不同而形成不同的种族，进而分析人类在成长过程中各个民族的形成。胡耐安对于中国历史上所形成的诸如汉族、蒙古族、藏族、苗族、回族、台湾土著族等民族的叙述考证，则是按照他所用的五段法： 1、属于历史的渊源 2、属于居地的形势与属于生活方式 3、属于语言或文字的类型 4、属于信仰的归属 5、属于体型的表征。 从这五个方面来综合的加以论证。以求达到对于数千年来以至更长时间中国境内所有的各个民族，不论其人口多少，不论其体型外貌如何不一样，不论其地域之大小，亦不论其形成历史之长短，都能详尽地表述出来。在考证这些民族的历史渊源及其特征过程之中，胡耐安征用了各类文字资料及图表以作佐证。而文字资料则包括： 1、各类书目。包括：前贤的著述 时流的记撰。 2、陈旧札记 如王国维所辑注的《蒙古史料四种》、孟心史所编撰的《明请史论丛》。二 中国历史悠久，地域广大，民族众多。由于时代久远，文献散落，再加上每一个民族在其成长发展过程中，其事态皆是动态的。要完整地将中国各民族的历史叙述清楚，确是颇费功夫的。胡耐安先生说：“就我的浅见陋闻，似乎还没能够使人由一本书里完全体认与瞭解到整个中国之民族的全貌”。《中国民族志》一书从文献资料的积聚来说，则是相当丰富的。并就中国土生土长的各民族生存发展的历史来作精心的考证，读了该书，笔者认为是能够给读者一个明晰的完整的印象与轮廓。不说“全貌”，即是其中大部分民族历史渊源的叙述都是相当完整与精确的。 胡耐安先生在书中就中国每一民族，无论考证其历史渊源有多深，地域有多大，在叙述上，则是根据史料的多寡，实事求是地进行论述。为了保证所撰修的志稿，以存其真，对文献资料的取舍原则上以宁缺毋滥，在篇幅上也不搞章节对比，长短齐壹。所谓“有事实可记，万字不嫌其冗长。无事实可记，三五百字也可完整其首尾。”这种严格地对待史料，分析事理的研究态度，体现了著者的一以贯之的严谨学风。三 《中国民族志》一书论述中国地域内所有的民族的历史渊源，其中包括汉族系、通古斯族系、蒙古族系、突回族系、藏族系、苗傜族系、棘掸族系、骠族系、孟吉族群、乌梁海族、塔吉克族、台湾土著族这十二类族群统系。 由于著者所依据的是中国历史上各朝代的版图以及中华民国1912年至1949年时期的中国版图上对中国国内各民族的称呼及分布。当然，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所认可的中国疆域内五十六个民族的的称呼有很大的区别。例如：通古斯族、棘掸族系、骠族系、孟吉族群、乌梁海族这一些民族的称呼，都已舍弃不用。然而，论述胡耐安《中国民族志》，笔者以为根据书中所提供十二大民族历史渊源之史料，来观察中国民族之生成发展，仍能“获得全面貌的瞭解。或者至少是部分轮廓的辨认。”因为就中国民族的历史叙述，对于今天撰写中国民族史，无疑是一份重要的参考资料。 （一）汉族系 著者认为：“汉族系的族称，实自‘汉朝建国’始，在此之前，只是‘国’号，并非‘族’称。如‘夏’则因‘地’以名族，并非‘国’名。章太炎于此，阐述甚详。其实，此之所称‘汉族’云者，并非只是一族的单称，而是集居在此区域内之人口的全称。所谓‘中国’的国称。原就‘地理方位’，‘中土居大地之中，瀛海环其四周’。…… 汉族系所包涵的系族，是：1、华夏系2、东夷系3、楚吴系4、百越系。此外，如与东夷系相邻接的东胡系；与楚吴系相接的苗傜系；与百越系相邻接的苗傜系和棘族、族群。自亦互有关连。准是以论现代汉族系，如世俗所通称的汉人，实已融合往昔之是“四夷”而形成一个完整体的“中华民族”。至于谈到“汉族系之重点之聚居区，是中国境内三大河川之黄河、长江、珠江以及淮河、汉水等流域，其间气候温和，土壤肥沃，雨水适量，加上水利的利用，运河的灌溉与舟楫的交通，既宜于农耕，复便于工商。……以农耕为其主要生计。” “汉族系语言属于‘孤立语型’。在公元一九三0年时，说‘汉语’亦可说是‘中国话’的人数，仅次于‘印欧语族’语言的人数。汉族语言：1、北方官话——以北平语为标准，亦即现所推行的‘标准国语’；山东、山西、河北、河南、陕西、甘肃以及东北地区，全属北方官话区。2、上江官话，亦称西南官话：四川、云南、贵州、湖北、湖南，以及广西部分地区。” （二）“通古斯族系” 著者认为“通古斯族系”之历史渊源：远在公元前二千年时期，周以前被称作“肃慎”，又曰“息慎、稷慎”此为典籍上的称呼。吕思勉先生所著《中国民族史》谈到“肃慎”这一民族，曰：“东北民族，见于史籍最早者，当推肃慎，肃慎之名，见于《史记》之《五帝本纪》、《周本纪》、《孔子世家》、《大戴记》等典籍。”《五帝本纪》述舜之功云：“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南抚交趾，北发西戎、析支、渠廋、氐、羌、北山戎、发、息慎、东长、乌夷。”“肃慎古代居地，盖遍今黑龙江及其支流流域。” 《中国民族志》又谈到：“肃慎”在周朝之后称“东胡”。秦代之前称“山戎”、“北狄”。汉代初，分化为“乌丸”、“鲜卑”。晋代被成作“五胡”。“通古斯族”所聚居住的地域：黑龙江、嫩江、松花江、牡丹江、乌苏里江、图们江、鸭绿江、辽河、海拉尔河、呼兰河、天池、镜泊湖、兴凯湖、长白山、完达山往北一直连接西伯利亚草原。疆域辽阔，人口迁徙分布广大。“通古斯族”所从事的社会生产：农耕、畜牧、游牧、捕渔、捕猎 。 “通古斯族”所包括的少数民族有：满族（俗称“旗人”）、锡伯（一作西伯、似属“鲜卑”的音转）等属于中国东北地区之少数民族。 （三）蒙古族系 著者撰述蒙古历史，认为： “蒙古之以族称，最先见之于史籍的，如《旧唐书》的‘蒙兀’、《新唐书》的‘蒙瓦’。附记于《室韦》传内。八世纪，即唐朝时代，但此时的蒙兀、蒙瓦，只是室韦所统辖的一个部族称号。……这一部族，历经契丹和女真的辖属，直至公元十二世纪中期，时当北宋末季，合不勒（一作合不剌）团结其族众，起而反抗女真金国的统治，才形成蒙古‘邦国’式的大部族，蒙古族称，方为中原人士所闻悉。先是合不剌的四世祖海部，开始强大，雄视四方。但当时女真仍比较强大，蒙古仍受其役属。至公元一二零六年（南宋宁宗开禧二年），蒙古铁木真（成吉思汗）称汗统一各部落，蒙古族系内部‘黑’、‘白’、‘野’分支纷纷归附，建立蒙古汗国。”1279——1368建立元朝，蒙古幅员广大，曾在亚洲及欧洲建立四大汗国。其生产方式主要是游牧。 （四）突回族系 著者认为：关于突回族系的称谓，世俗不察，往往泛称之曰‘回’。无论就历史渊源或实际现况，加以探究，显属不当。若以这一族系的宗教信仰，（正称应为伊斯兰教），而称其所信奉之族系信众为回教。也不恰当，因其他族群中亦有回教信众。在此所称“突、回”，是“突厥”与“回纥（后改称回鹘）”的连称。 约当公元六世纪初期，崛起于北方的突厥，日趋强大，自东北迄西北各部族，如柔然、铁勒为其所占。并入扰中原沿边地区。隋开皇二年，突厥开始衰落。分权为东西两部。回纥，亦称乌护，又称乌纥。隋代称韦纥，唐代始称回纥。后改称回鹘。史传称其“系出匈奴”原居匈奴北境（当今外蒙地区）。匈奴西移后，其在漠北的部分，总称敇勒。回纥盛时，其势力并伸展于今之甘肃、青海及西藏之东北境界。唐代之有国及平内乱，深得突厥、回纥之臂助。若以古时的‘回纥’族称，作为这一族系的共同称号。公元九世纪前半期，唐书所记‘回鹘内乱，部众西奔’。时为唐文宗开成四年，当公元八三九年事。顾见回纥西入新疆的南部，为时应在九世纪以后。但自宋元以降，回纥族称，已为畏兀尔称号所代替。现所通用的维吾尔，是民国二十三年经政府明令公布的正称，实亦由‘畏兀尔’等译音而来。 （五）藏族系 著者认为：藏族系的史料，最早见于中原之西境的是‘氐羌’和‘西戎’，再后‘西南夷’的传记。至于‘吐蕃’之出见于载籍，那已是公元七世纪时代的文献资料。但仍语义含混，不能称作详实的文献资料。远在唐虞之时，已如所征引商汤时“复有氐羌来享来王” 推而溯及“毋怠毋荒，四夷来王”……氐羌，在汉时，约当公元前两世纪后，始有氐和羌的分称。试蹟其居处大抵局处西陲。晋室南迁后，原来散布于中原各地的氐族部落，纷纷自立或互斗。按汉代记载，氐族所居，当今甘肃省自东迄西一带。羌所居地，当今甘肃省西北部及青海宁夏并绥远南境。公元十一世纪初，西羌族支的‘党项’声势渐盛。建立西夏（别作大夏）。1227年为蒙古所灭。至于‘西藏地方’的西藏人。《新唐书 吐蕃列传》：“吐蕃本西羌属”，征之史乘，两汉魏晋种落无闻。吐蕃的通问中原，实始于唐代。今日的西藏人，便是唐时的吐蕃，是则他们之系出西羌。允无疑问。 （六）苗傜族系 著者认为：“‘苗’之被用作族称，虽说在元代传里，已间或见到，属于现代西南边疆民族以‘苗’为称的大支族。是属于‘蛮’之属类（‘蛮’是古代对于中原华夏以外的南方民族的统称）。而《尚书》《诗经》中所纪的‘苗、有苗、三苗’等古代苗民。则与现代苗族亦无牵涉。‘傜’见于史籍的年代，是当公元六、七世纪之交，在《隋书 地理志》中有‘莫傜’的称谓。也是作为‘夷’的别称。其正式用‘猺’作为族称，还是在《宋史》中。”“，吕思勉《中国民族史》：“考诸史籍，则固显然可分为三，其一族，予从今日通行之名，称之曰苗。又其二族，则稽诸古初，而称之曰越、曰濮。苗族古称黎。” 至于苗傜族系之聚居之地，吕思勉《中国民族史》：“今湖南境内，……雄、樠、武、辰、酉，尤为群蛮荟萃之区，所谓五溪蛮也。隋时，始于今沅陵县地置辰州，唐时进置锦州、溪州、巫州、叙州。唐末，群蛮分据其地自署为刺史”。“贵州一省，原来交通闭塞。其地自湖南入者，经镇远、平越而至贵阳；自滇、蜀入者，经泸州会于毕节；自广西入者，则经郁江上流，多苗族居住之区。元时，始于其地设土司。” （七） 棘掸族系 著者认为：“本族系的棘掸族系，实系一名二称，即在中国国境之内称 的人。就是在中国境外称掸的人。掸字的读音，可读为泰，‘泰’的涵义，在泰国人的解释里，是尊贵与自由。此一以云南为‘老家’之族系的掸，约当公元八世纪中期，南诏称盛时；一说当公元十三世纪中期，蒙古人进军云南时，他们移殖中南半岛，成为中南半岛人口中一个主要的支族。蹟其所遍布于中南半岛的各个国家，泰国、寮国、越南西部，缅甸东部，以及柬埔寨（高棉）国境内。与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地区，或者远及婆罗门等海洋岛屿。追溯棘掸族系的渊源，无疑是属于古‘西南夷’族群之某几支的混合群。” “棘掸族系的居地，固然是属于山岳地带。可是一般说来，棘掸族系居地，却多数是山谷中的盆地或近水的平原地带，前人所称：‘棘人性柔弱，耐湿好居卑’，又如棘之为字，训义从棘从人，释言之，便是居卑棘下的人，恰好说明棘掸族系所居的形势。要而言之，在云南以外的，或即在云南境内的，就云南言，省境之内的名山有：点苍山、鸡足山、雪山、高黎贡山。大川：金沙江、澜沧江、潞（怒）江。更有巨泊：滇池、西洱河。这些山川，即是南诏国当年所号称的岳渎。而其间‘盐池田渔之饶，金银畜产之富’，虽不是全区都如是，但可见其地之绝不贫瘠。即在今日，云南之矿产药材仍属彼土的巨大财富加以气候适宜，既无剧寒，亦少酷暑。棘掸族系的生计，以农耕为主，畜牧、渔猎、伐木、采药为辅。” （八） 骠族系 著者认为：“关于本族系的称号，有以罗罗族与另一缅甸族群，并而称之曰罗缅族系。……即如‘罗缅’之为称，也仍然难以明确的显示出此一族系的历史关系与现实概况。因此，我的愚见，与其称作罗缅族系。毋宁称作‘骠族系’，似较称应适当。以言罗罗族群，在汉朝的西南蛮夷族群中，是被认为‘南蛮’或‘南夷’的部分。……关于，如晋振威将军建宁太守宝子，南朝宋龙骧将军宁州刺史龙颜（土德）等的纪事。原西南土著大族，并为‘世有其土’‘世领其民’的‘土官’。至于当时传说谓‘西白蛮’‘ 东乌蛮’，产生‘乌贵、白贱’一说，则是在南诏强大之后所分，由于南诏属乌蛮，南诏即并诸诏而为一，乌蛮由是贵。就史传所纪，当日南诏‘王国’统摄之区，或其‘权力’辖属之区，整个西南边疆大部分地区而外，并且伸展及于今之缅甸与其他中南半岛的一部分地区。” （九） 孟吉族群 （十） 乌梁海族 （十一） 塔吉克族 著者认为：“塔吉克，一作达吉克，他们是中亚以畜牧业为生计的民族。由其体质、语言看来，当属于古波斯帝国所辖属的一个支属。现在新疆省极西的蒲犁县境及毗连帕米尔一带的塔吉克人。与其居住在葱岭西境的族人。也许就是‘葱岭之国’的土族。就地证人，塔吉克人，无疑是帕米尔部分的居民，亦即非外来的移民。在中国境内的塔吉克人口数，约两万左右。蒲犁县境的山区，大约近半数。另外的半数，散布于中国印度阿富汗三国之接壤的帕米尔高原地带。过度着 飘忽无常处的游牧生活，生事简朴，并无应用文字。信奉伊斯兰教十叶派。塔吉克人所操的语言，是属于印度语族‘伊兰语系语’。” （十二） 台湾土著群 著者认为：“台湾土著这一称谓，解释起来，便是‘原先住在台湾的人’或‘台湾之原住民或先住民’；亦即现所通称的‘台湾高山族’。所谓‘高山族’，是沿袭日本人所用‘高砂族’的名称。改砂为山其实是不适宜的。因为台湾的土著群的居地，并不全属高山；顾名思义，高山族这一称谓，显见其是不甚恰当。另有以‘福尔摩斯人’作为‘台湾土著群’的称谓，以地名为人称，原属通常惯例的事例，不过，用福尔摩斯做台湾的地称，并不是台湾的定称，而是一种类似的‘绰号’，而且似乎是属于对全体台湾人的“统称”，如用台湾‘土著’这个称谓，其所涵义的‘原住民’或‘先住民’，以别于‘后来的’自福建或广东，当然也有来自‘福建或广东’二省以外的‘移民’。或许较为合理。其实‘生斯、长斯、居斯、食斯’，尽可以‘斯地’的地称，称之曰这个地方的人，亦即台湾人。但在‘族支’区分里，应有一个专称，用资识别，此外，我们尝采用‘以地属人’之‘属地’区分方式，亦即就其人之居地‘地理’方位从事区分，称台湾土著群为‘边疆民族’的‘东南支’。关于台湾，远在南北朝时，亦即在隋朝以前，当公元四世纪后半期时，于这一地区的人与地，已是略有窥涉，虽说不甚详备，可是习读史地的人，都认为北史、隋书所记的‘流求’， 就是今日的台湾。而宋史所记之‘流求’，由于‘彭湖’的‘烟火相望’，更无疑间的证实流求之为台湾。元史则作‘瑠求’，其所记述，仍与隋书、宋史相类似同。当公元十四、五世纪后，即明朝时代，所传述的乃更为详备。就其所传，证之于今，还约略的可仿佛得其梗概。当然，若果并后三国时人，和南北朝刘宋时人，的私人撰著来说，那就更可将时代向较远些推算。……关于台湾之为地称，据传约当明朝嘉靖（为明世宗年号起公元一五二二年讫一五六六年）或天启（为明熹宗年号起六二二年讫一六二七年）年间，由于林道乾（林在明嘉靖间为海盗遭明将俞大猷追剿，遯入台湾，并未久即他去），颜思齐（明实录作颜枢泉亦属于‘莠民’者流，尝引日本人据台湾，横行海上有年，郑成功父芝龙，为颜部属）的‘入台湾’，始有‘台湾’此一地称为世人所知晓。府有于福建方言的‘闽音’，台湾读作‘台员’，又有‘台员’的称谓，但并不普遍。据魏源《圣武记 康熙勘定台湾记》：‘崇祯中，闽大旱，郑芝龙时任台湾都督同知，陈于巡抚熊文灿，以船舶徙饥民数万至台湾，人給三金一牛，使垦岛荒，渐成邑聚，时郑芝龙已离台湾。惟荷兰三千踞城中，流民数万散屯城外，荷兰治市舶，不敛田赋，与流民耦，俱无猜荒甫辟，土膏愤盈，一岁三熟，厥田惟上上，漳泉之人，赴之如归市。’自是以后，来自福建之泉、漳等处的移民，日见其众；这些移民，来台湾后，从事斩榛披棘的垦殖工作。其来自广东之操‘客家语’的移民，似比操‘闽南语’的福建移民为晚。台湾之‘开发’以至‘内化’便是由于这些移民胼手胝足所促成。当然，郑成功‘三代’搘捂，在明朝复亡后，这一片海外土地，成为‘孤臣孽子’的栖迟之所。其‘中原文物’的携以俱来，也是势所必至理所应有的事。台湾之‘郡县’设置，早在郑氏时代，已有规划。清廷取得台湾后，其初以之置于福建省的辖治，直至光绪十一年，才将台湾建省，不十年，日本人便将这一建置行省不久的台湾省攫夺以去，但其时‘文献’之所记述有关台湾土著群的部分，只是‘条陈’‘报告’‘方舆志’‘采风录’之类而已。当一八九五年后，亦即日本占据台湾之后，日本之学人、专家，既有兴趣于‘民族调查’之人士，对台湾土著群的专记，才日见其多，晚近二十年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学及民族学两研究所，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政治大学边政学系，（即民族社会学系）和许许多多留心于台湾土著群习俗、传说的人士，均各致力于台湾土著群之社区的访问、专题的研究，以至于民俗文物的蒐集。其有裨益于关怀台湾土著群之人士的体认与研讨，自有其不可磨灭的意义在。”四 胡耐安先生《中国民族志》中，在台湾土族群这一节中，着重谈到：“如用台湾‘土著’这个称谓，其所涵义的‘原住民’或‘先住民’，以别于‘后来的’自福建或广东，当然也有来自‘福建或广东’二省以外的‘移民’。或许较为合理。其实‘生斯、长斯、居斯、食斯’，尽可以‘斯地’的地称，称之曰这个地方的人，亦即台湾人”。 并谈到：“自是以后，来自福建之泉、漳等处的移民，日见其众；这些移民，来台湾后，从事斩榛披棘的垦殖工作。其来自广东之操‘客家语’的移民，似比操‘闽南语’的福建移民为晚。台湾之‘开发’以至‘内化’便是由于这些移民胼手胝足所促成”。 诚如胡耐安先生在书中所说，毋庸讳言，历史证明了台湾这个与大陆仅有台湾海峡一水之隔的祖国宝岛，千年来，虽然经过了原住民台湾土著居民高山族等的原始开发，但自从明清两朝福建泉州漳州广东客家等内地移民到达台湾之后，便加速了台湾开发的进程。另一方面，胡耐安先生在《中国民族志》还披露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台湾之‘郡县’设置，早在郑氏时代，已有规划。清廷取得台湾后，其初以之置于福建省的辖治，直至光绪十一年，才将台湾建省。’的历史事实。但仅隔了数年，因甲午海战失利，台湾与澎湖列岛就被割让日本帝国主义，‘台湾之‘郡县’设置’也就无法实现。在日本统治台湾五十年的漫长年代中，日本人的专家学者，对台湾土著群的调查研究，与写出‘日见其多’所谓‘专记’，是为了所谓的‘皇民化’的目的，是别有用心的。撰稿：汪欣 二零一八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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