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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民网（2015年11月6日） 胡宗林与爱人张华合影 胡宗林：1920年生，四川理番（今理县）人，藏族，藏名仁钦索朗；1935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参加了长征；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入抗大第六分校学习。后任太行军区分区武工队分队长、第四野战军营教导员；建国后，历任中共雷南县委书记、西藏工委日喀则分工委副书记、山南专署专员、西藏自治区民政局局长、自治区第三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85年离休，现居成都。 人们常常用“爬雪山，过草地”来形容长征的艰苦卓绝。红军翻的第一座大雪山是夹金山。仅仅翻越一次就十分困难，很多红军战士长眠在雪山深谷。而一位藏族老红军竟然翻越了12次，创造了长征途中的奇迹。这位令人尊敬的老红军就是胡宗林，采访中，胡老讲述了长征中他在雪山草地来回几趟的传奇经历。与妇女团并肩战斗 1935年5月22日，红四方面军9军的一部从茂县附近西渡岷江，分别向理番（现改名为理县）、黑水前进。30日，进占理番县城薛城。31日，占领杂谷垴。6月3日，先头部队进抵理番通往懋功的要地猛固。从此，胡宗林的命运也跟着改变。 我是四川阿坝理番人，出生于1920年。我的父亲是一位普普通通的藏族农民，他一辈子受苦受穷，去世得早，我没有见过我的生身父亲。后来母亲改嫁了，继父是汉人，叫胡德昌。 红军到理番县不久，就开始招兵，他们叫“扩兵”、“扩红”。我对红军的了解多了，也有了感情，就想当红军。当时我也不懂什么革命道理，只认准了一个理：当了红军，再不用伺候人，再不会挨打挨骂，也不会饿肚子，还有大米饭吃。 我加入了红四方面军31军，被分配在学兵连。学兵连，培训的时间长一些，作为干部来培养。 有一次，整个连队被调去参加攻打杂谷垴喇嘛寺的战斗。杂谷垴喇嘛寺是我们地区最大的一座寺院，平时有几百个喇嘛。红军到理番县之前，国民党的特务分子也潜入寺院，挑动喇嘛与红军作对，被红军打垮、打败的国民党散兵败将，也跑到寺院，此外还有当地的屯兵和土匪，都汇聚在寺院，提出所谓“武装保卫寺院”的口号，来反对红军。 6月18日，总部命令妇女团担任进攻杂谷垴喇嘛寺的任务。同时命令我们学兵连参加战斗，要求我们在19日上午务必赶到。我们提前一天，于18日上午赶到。 我们到达时，战斗已经打响。妇女团有三个连投入战斗，从三面向寺院发起猛烈进攻，还有总部炮兵的炮火支援。枪一响，国民党散兵败将和特务分子早就跑得不知去向，喇嘛和屯兵乱作一团，红军从三个方向冲进寺院，打死打伤数十人。战斗很快就结束了。 上级命令我们学兵连协助妇女团打扫战场，帮她们烧水做饭，抬担架。这次战斗，红军的损失很小，只有几个伤员，没有一个同志牺牲。我们看到妇女团的战士们，穿着整齐的军装，戴着八角帽，扛的全是德国造的马枪，口径都很新，一人一支枪，一把大刀，威风凛凛，神气得很。我们都非常羡慕。第一次翻越夹金山不觉得难 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两大主力在懋功会师后，中央在懋功的两河口召开会议，制定了北上抗日的方针。 我们离开家乡，跟随四方面军总部，第一次翻越夹金山，向阿坝挺进。开始进军时，又把我派到先遣队的收容队，负责收容前面兄弟部队留下的伤病员和掉队的战士。 当时由于我自己年纪轻，身体好，从小受过苦，翻山时也没有觉得太苦、太难。 我牵着我的建昌马，把高原反应严重、走不动路的战士驮上，送过山去，然后又翻过山来，接别的同志。有时帮女同志和体弱的同志驮背包和粮袋，让他们徒步行军。 这样，几万大军，走了将近十天，光我们31军1万多人，也走了四、五天。这些日子里，我来来回回走了好几趟。因为是一段一段送病号、驮背包，送一段又返回来，所以只算过一次。由于我表现好，第一次过夹金山，受到地方部和收容队领导的表扬。 过了大雪山，就往若尔盖大草原走。 水草地很难走，一天也走不了多远。早上出发时，往前看，可以看到前面在冒烟，我们知道，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目的地；回头望，可以看到远处还在冒烟，那是我们昨天的宿营地。我们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艰难地往前走。每天宿营的地点，都是先头部队事先侦察好，安排好了的，选在比较干燥的地方，插上红旗，作为标志。最后一支部队路过后，就把红旗拔掉，说明部队已经全部走过了。 走了几天，我们到了葛曲河边，接到上级命令，停止前进，就地休整。两天后，突然接到上级命令，部队不北上，而要南下，往回走。这时我们才明白为什么到了葛曲河边，命令我们“停止前进，就地休整”。 懋功会师后，一方面军只有1万多人，而四方面军有8万多人，加上地方武装等人员，有10万多人。面对这种情况，张国焘认为四方面军人多势众，突然下命令，要四方面军南下。张国焘提出“打到成都过年”，“想吃大米，就要南下”等口号。他公开反对中央北上的正确方针，说：“红军北上，不拖死，也得冻死、饿死。” 当时，有的部队已经进入草原纵深地带，到达麦洼；有的部队快走出草地，到甘肃边境。我只走到半路。这是第一次过草地。张国焘一声令下，几万大军，又折回来，往阿坝走，这算第二次过草地。打了一个来回，损失很大。 四方面军里四川人很多，由于水草地实在是太艰苦，太难走，一听说不走水草地，要往回走，要到“成都吃大米”，大多数人都非常高兴，后卫变前卫，争先恐后往回走。有的同志说，我再也不到这个鬼地方，撒尿也不朝这个方向撒。我们收容队也成了先遣队，一些伤病员走得比一般人还要快。 这年10月，部队又回到了理番地区，我们红31军也回到我的家乡。二次翻越夹金山，很多战友得了雪盲 10月15日，张国焘在理番的卓木碉开会，公开分裂党和红军，成立“临时中央”和“中央军委”，自任主席。张国焘决定南下打成都。1935年10月，几万大军离开藏区，浩浩荡荡开始南下，胡宗林第二次翻越夹金山。 翻雪山时，白天遇到大太阳，高原的阳光，紫外线很强，晒得很毒，眼睛刺痛。雪山一反光，照得更难受，睁不开眼，直流泪，有的晒得眼睛红肿，很多指战员都得了雪盲。我们知道怎样防止雪盲，边走边用雪擦。上级不知道，批评我们，说用冰冷的雪来擦，容易刺激眼睛。后来得雪盲的人越来越多，看不清路，走不了。又没有别的办法，证明用雪擦，还是比较有效果，就让大家用雪擦。上级还表扬我们，说我们的办法好。尽管如此，不少人的眼睛肿得很厉害，用雪擦也没有用，几乎失明，看不见路，我们就搀扶着他们爬山。后来病人多了，一个人扶不了那么多，便用绳子牵着；得雪盲的人越来越多，连绳子都没有了，就把腰带解下来，接成绳子。 人们常说，大雪山的气候，跟娃娃的脸一样，说变就变，这话一点也不假。中午时分，晒得直冒汗，脸发烫，眼发肿。可是，到了午后，狂风大作，暴雪夹着冰雹，扑打在身上，这时，气温骤降，头发上，眉毛上，都结成冰，脊背发冷。那时我们没有温度表，也不懂什么多少度。反正冷得很厉害，牙齿打颤，连话也说不利落。每向上爬一步，都要付出艰苦的努力。生病的、得雪盲的同志就更困难。有时狂风一吹，一脚没有踩稳，就滚下山去，跌进深渊，救都没有办法救。有一次，我牵着根绳子，带着几个得雪盲的战士，突然一股狂风刮来，我赶紧让同志们趴下，我后面一组结着绳子的同志，也有几个得雪盲的，一个同志没有站稳，滚下了山，其他人来不及松手，一个接一个，四、五个同志都滚下山去。 红四方面军翻过夹金山，到了宝兴、天全、芦山、邛崃、雅安、大邑等地，是“天府之国”的边沿地区，这时，国民党中央军和四川军阀先后调集80多个团的兵力，向四方面军进行围攻，战斗在百仗关打响。激战七昼夜后，红军伤亡很大，却不能突破敌人防线，只好后撤。这个仗打得很不值，虽然消灭敌军15000多人，红军自己的伤亡也有10000多。“三子俱全”，10次翻越夹金山 百仗关战役后，红军从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也成为张国焘南下路线失败的重要标志。张国焘被迫决定撤出川康边界，再次回到藏区。南下时，红四方面军有8万多人，回返时，只有4万多人，其中还有几千新兵。 红四方面军有5个军，总部命令董振堂率领红5军翻过夹金山，进驻丹巴，准备向炉霍、道孚、甘孜方向发展。但那里是山区，在大渡河边，地广人稀，粮食短缺。红四方面军总部指示31军组织运粮队，负责向红5军运送粮食。胡宗林也被调回政治部地方部，到运粮队当通司（翻译）。 那时已是1935年底，快过年了。上级要求我们把粮食、腊肉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在年前送到，让部队过好年，也就是1936年的春节。 我们运粮，上级规定，一粒大米也不能吃。那时部队的纪律很严。运的是大米，我们自己却只能吃洋芋和苞谷。物质准备做得也很好，队长和协理员事先做了一点调查研究，老乡告诉我们，翻山运输，要“三子俱全”，就是脚夹子，套在脚上防滑；背夹子，用来背东西；拐耙子，当拐杖用，它有两个用处，走路当拐杖，休息时支撑背夹子。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三子”东西虽小，作用很大，在运粮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少运粮队没有这“三子”，吃了不少苦头，有的战士过雪山、爬冰坡时，脚下打滑，掉进深渊。 爬雪山，还要自己带水。开始我们没有经验，用竹桶装水。到了山上，水结成冰，竹桶胀裂，存不了水。后来当地老乡告诉我们，要用猪尿泡，放一半水，不能装满，抱在怀里，保温防冻。带一袋水，简直像照顾婴儿一样。 这是大雪封山的季节，一般人在这个季节是绝不会过雪山的，更不敢过夹金山这样高大险峻的雪山。但是，我们恰恰在这个时候组织运粮队翻越夹金山。夹金山在两个粮站之间，一来一回，就要翻两次山。我们共过了5次，就是10次。 1936年的春节前，我们胜利完成了运粮任务，受到军首长的表扬。召开颁奖大会时，给我发了一块油布，是白布在桐油里浸泡过，可以防雨。现在看不到这种油布了，当时用处可大了，过草地有块油布，可以遮风避雨，防潮防冻，简直是个宝贝。 实事求是地、毫不夸张地讲，在整个红军队伍中，12次翻越夹金山的，只有少数一些人，我是其中的一个。过草地，人越走越少 1936年6月，红四方面军在甘孜地区与红2、6军团会师。这时，张国焘在党中央的耐心争取和广大指战员的强烈要求下，同意北上同中央红军会合。胡宗林踏上第三次过草地的历程。 8月份，几万大军分别从甘孜、炉霍、丹巴、马尔康出发。那时正是秋天，青稞、麦子熟了，牛羊也肥了，部队有吃的，大家很高兴，走起路来也有精神。 走了五天，过了农业区，就到了草地。部队在查岭寺休整两天，那里有兵站，给指战员补充粮食，有马的还有三、四斤饲料，最多的发五斤。我要了五斤，多了也带不动。每人还要带十斤干柴。 我们收容队比大部队晚走一天。第一、二天，还没有什么，第三天，掉队的、病号就多起来了。有的人带不了那么多东西，就把柴火什么的扔了，我们有牦牛，有骡马，帮他们驮上。反正柴火是烧一点，少一点。 一路上，我们到处都可以看到一方面军过草地和四方面军两次过草地时扔下的东西，还可以看到一些红军战士的遗体，有的漂浮在水草地，有的曝晒在干草地上，腐烂发臭。可能是当时掩埋得浅，暴雨冲刷或狂风吹过之后，就裸露出来。看到这种情形，我们都非常难过，便重新掩埋，让他们的英灵得到安息。 走了几天，我们带的帐篷，就带不动了，只好扔掉。骡马和牦牛要驮伤病员，羊早已宰杀吃掉了，牦牛也是边走边杀了吃，连牛皮拔了毛也煮来吃。我们带的有铜锅，我的马上就驮着一口大铜锅，铜锅比铁锅好用，不容易碰破。战士们叫它“万能锅”，为什么叫“万能锅”？因为它的用处很多：一到宿营地，先用它烧开水，大家先喝口开水，然后烧热水大家轮流洗脸，洗完脸，再加一点热水洗脚。在草地行军，就靠两条腿走路，洗脚比洗脸更重要。头一天用热水洗一洗、泡一泡，第二天走路就轻快得多。 洗完脚，就烧水做饭。那时的饭，真是五花八门，有的部队有点肉，就煮肉吃；有的熬糌粑糊糊喝；有的煮生粮食，如青稞、麦子吃；有的熬茶喝。粮食吃完了，就只好挖野菜吃。到后来，连野菜也很难挖到，都让前面的部队吃光了。 越往前走，越困难，连烧的柴火也没有了。有的人走不动，就把枪管丢了，用刺刀把枪托劈开当柴烧，煮皮带来吃。有的饿得不行，等不及煮熟，在火上烤一烤就吃。 有一次，我们遇到一个营长，带着七、八个战士，他病得很厉害，我们让他骑我的马，他不肯骑。我们看他病得很重，不管他同意不同意，硬把他扶上我的马，我牵着。到晚上，大家在一块干草地上宿营，我们有点粮食，把糌粑、青稞、野菜，还有一点肉，全部煮在铜锅里，大家一起吃。他们的粮食早就吃光了。 晚上大家挤在一起睡，我和营长挨着，每人有一块小被单。刚躺下，感到很冷，我怕把马冻着，心想，它可不能倒下，驮伤病员、驮粮食，它的任务还很重，就起来把我的被单盖在马身上，又躺在营长身边。营长一定要把他的被单给我，我说这无论如何不行，你有病，我身体好，扛得住。营长见我态度坚决，也就没有说什么。我因为太劳累，一躺下就睡着了。第二天一早醒来，感到很冷，一看，身上盖了条被单，我知道这是那位营长的，马上爬起来，拿着被单，要给营长盖上。只见通讯员趴在营长身边哭。我说：“小同志，快起来，我给营长盖上。早晨天冷，容易冻着。”通讯员哭着说：“盖啥子啊，营长早就咽气了。”我蹲下去一看，用手心摸摸营长的嘴，没有气，嘴唇冰凉，整个身子完全冻僵了。我拿着营长盖在我身上的被单，难过得放声痛哭。 越往前走越困难。杀一头牦牛，不但要把肉分给部队，连骨头也要砸碎了熬汤喝，里面放点野菜。牛皮也要分了吃，有的煮烂了吃，没有那么多柴草，就烤一烤吃。牛杀光了，首长把自己的坐骑也杀了分给大家。上级明确规定，收容队的马不能杀，我的马才能保存下来。 牛和马杀光了，就吃皮鞋，有的皮鞋底是生牛皮做的。挎包、皮带、枪带，凡是能吃的都拿来吃。鞋底烤黄了，在嘴里嚼，就是咽不下去，直想吐。饿得实在不行了，在嘴里有个东西嚼着，心里舒服一点，好像总有点什么吃的，不那么难受。 没有粮食，就挖野菜。有一种野菜，叫“海葱”，有点像普通的葱，白白嫩嫩的，嫩的甜，老的辣。顾不了那么多，甜的辣的都捡来吃。光吃野菜，没有一点油水，吃多了，胃里难受。遇到水塘，我们就去抓鱼，草地上鱼很多。抓鱼也不容易，有的同志不小心，掉进泥潭，就出不来了。 有一天，我们正走着，突然看到前面一棵树。虽然只有一棵不大的树，但我们都很高兴，大家知道，有了树，就说明快走出水草地了。我们没有想到，在大草原，看到前面有棵树，整整走了两天，才走到跟前。后来我们才知道，一方面军第一次过草地时，就看到这棵树，考虑到后面的部队还要过草地，中央军委下了死命令：任何部队、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准砍伐这棵树。 在回顾三过草地的艰难历程时，胡老说：二、四方面军共5万多人，前前后后走了一个多月，才走出水草地。据有关部门统计，最快的，走了27天，最慢的，走了31天。而我们收容队最辛苦，接病号，送给养，挖野菜抓鱼，在中间来来回回走了无数遍。有的同志多次问我：你们究竟走了多少遍？我也说不清楚。有时一天就要打两个来回。你说，怎么算？ 从四川理番到甘肃会宁，胡宗林走了一年多。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同中央红军在会宁地区胜利会师。胡宗林的漫漫长征路终于画上了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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