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亲提供]胡怀琛《中国文学史略》点滴 [复制链接]

　　上海梁溪图书馆在1924年出版了胡怀琛的《中国文学史略》，将各个时段都分成“此时代文学变迁之大势”、“此时代文学之特点”和“此时代文学家小传”三部分，章节安排虽然刻板到像是在敷衍，具体内容却是颇具个性。
    自序中批评此前的各家文学史，或流于庞杂，或失之艰深。有鉴于此，他明确宣布了自己的宗旨：“首求界限分明，不相殽混；次则简明易读，使学者能得实益。”
    尤为引人瞩目的是，他竟然认为客观地介绍文学发展的历程既无必要，也不可能：“苟仅以客观态度，陈列往事，则古人原书具在，学者一一读之可也，何劳吾箸文学史为哉。原书既不能卒读，不得不有人为之提要钩玄，使之一览了然。一经钩提，即有主观参入其间矣。”
    而全书确有一些叙述迥异于别家，带有他个人的鲜明印记。如第六章在介绍南北朝文学时说：“百济者，东亚之古国也。……南北朝时与中国通好，尝遣使至建业求书。此时日本尚无文字，百济与日本交通频繁，中国文化，遂由百济转输入日本。中国书籍，首流入日本者，为《论语》及《千字文》。嗣后日本发使至中国，求百工技艺及佛学者日众。及隋，并遣留学生八人至中国留学。至唐，则留学者更盛矣。”
    到第七章又意犹未尽地提到唐代的状况：“此时百济、新罗皆遣学生至唐求学。日本亦置遣唐使，派学生至唐留学，比南北朝为更盛，如粟田真人、吉备真备等，为日本留学生中最著者也。自是以后，日本一切制度文物，悉效法于中国；今日日本之假名字母，即此等留学生归国后之所造也。”频频言及百济、新罗、日本的来华留学生，就与其爱好密切相关。
    他曾广泛蒐集“外籍和少数民族作者的汉文诗集，作者有日本、朝鲜、越南、俄罗斯等籍，又得蒙、满、回、维吾尔等族、自元迄清末各种刻本、钞本千余种”（周退密、宋路霞《上海近代藏书纪事诗·胡怀琛》，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情之所钟，自然笔之于书。
    数年后，他又编纂了一部《中国文学史概要》（商务印书馆1931年），在唐代部分再做发挥：“在那时候高句丽等国都通行中国文，他们的文人也都会做中国诗，渐渐的成为风气，一直到最近没有完全改变。”
    还饶有兴致地介绍起崔致远、金立之、空海、小野篁等高丽、日本诗人的汉诗。近年来域外汉籍研究已渐成显学，他可算是这一领域中身体力行的先驱了。
　　胡怀琛在序中还提到：“吾编此书既成，而犹有零星史料，不及编入者；乃各为别箸一篇，使之自成系统，附于此书之后。”其中一篇《古今儿童读物之变迁》，也是文学史中罕见的论题。
    他认为：“欲谈文学，必先读书，而读书又必自儿童时始，故儿童读物，在文学史中，亦一重要问题也。”然而“在前清末年，未有教科书以前，儿童读物，大抵为《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四言杂字》等书”，接着便一一缕述此类书籍的概况。这应该也缘于他藏书中另有一大类为“旧时民间蒙学课本”，前人虽每每弃若敝屣，“先生则视之为中国古文化之一叶，广征博搜，精淘细漉，数十年间竟收得历代刻本、钞本、油印本、翻译本数百种”（周退密、宋路霞《上海藏书纪事诗·胡怀琛》）。童蒙读物虽然浅俗简陋，但很多人的知识启蒙和文学训练实由此起步。在关注精英作家和经典著作之余，他又能聚焦于此，确可谓独具慧眼。
　　更令人惊讶的是附录中还有一篇《中国之地方文学》。在介绍了《诗经》里的《国风》以及晚近诗家中的闽派、浙派之后，他突然笔锋一转道：“至如纯然为一处方言、土字，而不通行于他处者，在现代有上海土话所译《圣经》，及苏白、粤讴等种，时见于报章及书籍。他省人读之，则不啻英国人之读法文矣。”
    为了展现方言文学的意趣，还特意征引了一段“上海土话所译《圣经》”：“百合花，是帕勒斯汀（案帕勒斯汀地名）顶好看个一种花。拉夏天，更加茂盛。耶苏拏第个花做比方，勿是话花有啥个信仰，是话到花能彀顺天然个性，受雨露个滋润，太阳个光照，自然而然个生长，毫无一颜思虑，因此就归荣耀拨真神。所以真神赏赐拔拉人一切个恩典慈爱，只要凭着伲个信心，安安静静接受就是哉。”为避免令人茫然不知所云，还细心地附有注释：“个，的也。拉，在也。第个，这个也。勿是，不是也。话，说也。有啥个，有甚么也。一颜，一点也。拨，给也。拨拉，给与也。伲，你也。哉，了也。”
    《史略》的前身是他在沪江大学授课的讲义，而沪江则是美国基督教浸礼会创办的教会学校。据其哲嗣胡道静日后回忆：“我父亲被沪江大学的校长美国人魏馥兰（Francis John White）请去担任教授。……在沪江任教大约两三年后，魏馥兰授意（应当说是"要求"）我父亲信仰基督教，接受洗礼。”（《我的父亲胡怀琛与商务印书馆》，收入《胡道静文集·序跋题记学事杂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只是他最终并未接受提议。
    书中迻录的那段其实并非《圣经》，而是布道解经类的著作，可见他对基督教的了解确实有限。不过在一所上海教会大学的课堂上谈论这些，自然切合本地风光，无疑会引起学生莫大(博客,微博)的兴趣。同时又让人联想到书中第十章在讲述明代文学时曾插叙道：“崇祯初，意大利人利玛窦，以传教至中国；与上海人徐光启，共译天文算学书多种，其《几何原本》一书，至今犹流传，是为中国文字，翻译欧洲书籍之始。明人又译西洋论理学一书，名曰《辩学》，惟不知与徐光启孰先孰后。光启曾为左侍郎，故引利玛窦仕于明廷，修正历法；同时引进之西人，有汤若望、罗雅各、龙华民、邓玉函诸人。”这段明显偏离主旨的介绍，一方面固由其早年“喜阅徐光启、利玛窦诸人译撰书籍”（郑逸梅《南社丛谈·南社社友事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的经历使然，另一方面显然也和他正在教会大学任教相关。
    在他之后，胡适的《白话文学史》（新月书店1928年）用了整整两章来讨论“佛教的翻译文学”，关注外来文化译介与中国文学发展之间的关联，着眼点与其相仿，不知是英雄所见略同，抑或受其启发影响——毕竟两人先前围绕《尝试集》曾有过一番激烈争论，胡适对胡怀琛可并不陌生。
　　在这部篇幅并不算太大的中国文学史中，居然风马牛不相及地聊起了域外汉文学、童蒙读物和《圣经》，乍看之下并不符合胡怀琛自己所标榜的“界限分明，不相殽混”的标准，可从实际效果而言，如此新颖独特的视角想必仍可“使学者能得实益”。历史当然是客观的，可考察历史的方式不妨多元。尤其是在大学的课堂上，更应倡导自由包容，只有不拘一格，方能异彩纷呈。只是当大学都必须“跻身世界一流”，而教师都必须以“核心”、“权威”来衡量时，再来谈这些卑之无甚高论的道理，恐怕就像禅宗里所说的那样，“痴人面前，不得说梦”。

    一八八六年，胡怀琛（寄尘）先生出生于安徽泾县溪头都。早年入上海南洋中学就读。1910年（宣统二年）受《神州日报》之聘担任编辑，在新思潮的影响下，他毅然剪去盘在头上的辫子，并以文字鼓吹反对腐朽的清王朝统治。这一年又与仲兄胡朴安参加南社。此后，曾与柳亚子先生共同主持《警报》、《太平洋报》笔政，又应王云五之邀，在商务印书馆任《小说世界》编辑，后参与《万有文库》古籍部分之编辑工作。
    胡怀琛先生极爱藏书，他在商务印书馆任职时，住在上海法租界的安顺里，家中有一小亭子间，是专用作藏书兼写作的，房间太小，书又多，胡怀琛给它取了个名字叫“螺屋”，因“住所与螺蛳壳一样大，只容得一个螺蛳，此处更无回旋的余地了”。后来胡家搬到虹口花园路，胡怀琛又将其书房取名为“波罗奢馆”。
    上海在一八四零年开埠后，便有了最早的公共图书馆，显示其作为城市现代化文化事业发展的开端。商务印书馆在一九二六年，利用其内部编译著作时作参考研究之用的著名藏书楼——“涵芬楼”中的藏书，开辟建立当时国内最大的私立公众图书馆，在上海闸北区宝山路，建造了一幢五层楼钢骨水泥大厦，名为东方图书馆。该图书馆所收藏的图书四十六万八千册。连当时的北京京师图书馆的藏书都未必超过它。
    可就是这样一座规模宏大的专供市民阅览读书的图书馆，这样一座文化宝库，没过几年却遭到了厄运。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夜，驻扎在北四川路虹口租界内的日本军突然向闸北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发起攻击，随即又进攻江湾和吴淞，由此，“一·二八”中日战争爆发。
    在战争阴影笼罩之时，居住在与虹口公园仅一条淞沪铁路之隔的花园路十八号的胡怀琛先生一家，已离家于苏州河南岸避难。虽然胡怀琛一家侥幸躲过一劫，但住处却毁于战火，胡怀琛花了大半生收集的数万册家藏图书，连同小书房“波罗奢馆”也全被烧毁了。劫后胡家只得移家他处。半年之后，胡怀琛曾有诗描写原来曾居住过的地方，诗曰：“羸车重过旧江村，门巷萧条路不分。风刷雨淘经半载，瓦堆犹有拾荒人。”“短陌长衢总废尘，瓦堆余迹与谁论。偶然一角頽楼在，付与荒摊卖饼人。”
    当年“一·二八”中日战争爆发的第二天，在日本鬼子出动飞机猛烈轰炸之中，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及印刷厂全遭炸毁，东方图书馆也被日本浪人纵火焚烧，全部藏书及设备悉成灰烬。这真正是一场人类文化的浩劫啊！
    文章写到这里，人们不禁要问，一九三二年发生的“一·二八”中日战争，日本军队为何要出动飞机去轰炸，派出日本浪人去焚烧作为中国的大型文化设施的东方图书馆呢？唯一明确的解释是，日本军国主义要灭亡中国，首先要去除中华文化，只有动摇中华民族之根，才能涣散中华民族的精神，才能征服中国。可见当年日本军国主义独霸中国的野心多大，手段多么毒辣残忍。再看八十年后的今天，日本一小撮极右翼政客，企图复辟军国主义，图谋霸占我神圣领土“钓鱼岛”，可见其贼心仍然不死呐！
    所幸的是，“一·二八”中日战争中，商务印书馆与东方图书馆在轰炸焚烧中，唯有“涵芬楼”原先收藏的五百四十七种古籍善本书，事前已经移藏他处而得以保全。这五百多种珍本秘籍，解放后经商务印书馆董事会捐献给国家，如今还珍藏在北京图书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