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瞭望》新闻周刊（2018年6月5日） 作者：《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刘照普 摄
▲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评论员文章 ◆ 1978年5月10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首先在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刊发；5月11日，《光明日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头版发表，新华社当天发了通稿；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以及《解放日报》等全文转载；13日，又有多家省报转载 ◆ 《瞭望》新闻周刊采访了文章的主要作者胡福明。此为《瞭望》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系列报道之一 1978年5月，一篇名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在中国思想理论界引起巨大震动，引发了席卷全国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这场讨论为我们党冲破“两个凡是”束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成为党和国家实现历史性伟大转折的思想先导。 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发表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瞭望》新闻周刊采访了文章的主要作者胡福明。回忆起当年那段历程，这位83岁的老人依然心潮澎湃。胡福明
惊世雄文，开启思想解放大幕 春末夏初的南京温凉宜人。马鞍山路一处安静的住所，阳光洒满了门前的庭院，屋内摆满书籍的书桌与庭院隔门相望，白发苍苍的胡福明坐在书桌前。他的回忆从粉碎“四人帮”讲起。 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在南京大学哲学系做教师的胡福明和同事们一起，以喝酒吃螃蟹的方式来庆祝。那时，与许多在“文革”中经受磨难的人一样，胡福明认为“四人帮”垮台了，束缚这个国家发展的一系列枷锁自然会被打破。但他很快发现，“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经济文化建设以及拨乱反正仍有巨大阻力，人们的思想还被禁锢着。 1977年2月7日，当时的“两报一刊”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提出“两个凡是”，引发了一些干部和理论工作者的议论。尽管此时邓小平同志还没有恢复工作，但“两个凡是”立即引起他的注意。如何准确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恢复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显得必要而紧迫，由此一场涉及真理检验标准的讨论开始酝酿。 “我学了那么多年马克思主义，不就是要为人民服务吗？”出于理论工作者的责任感，胡福明下定决心，要针对“两个凡是”写一篇文章。 1977年那个闷热的夏天，胡福明一边陪护住院的妻子，一边在医院病房旁边的走廊里翻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和《毛泽东选集》，从中找出四十多条关于实践的论述，写出了8000多字的长文，题目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他把稿子寄给了《光明日报》编辑部。 1978年1月，胡福明收到编辑要求修改的回信。时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杨西光还在标题中加了“唯一”两个字。随后这篇文章经过多人参与、数易其稿，于5月10日首先在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刊发。5月11日，《光明日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头版发表，新华社当天发了通稿；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以及《解放日报》等全文转载；13日，又有多家省报转载，迅速在全国掀起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经世学者，始终站在时代潮头思考
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5个小时里，胡福明习惯性地点起香烟，一根接着一根，而与记者讲到动情之处，他又每每把香烟掐灭，腾出手来在空中挥舞，眼睛里亮光闪闪。年过八旬的胡福明思维敏捷，语速很快。他说，一个研究理论的人，不能停止思考。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后，胡福明成了新闻人物，媒体纷纷对他进行专门报道。胡福明仍然埋头研究，思考实践标准问题解决之后的问题。 回忆起文章出炉的前后，他坦言：“文中的观点并不是我的首创，很多哲学教师都懂。只是由我在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把它写了出来。而文章发表之后产生的巨大影响，当时是万万没有想到的。” 1982年11月，胡福明离开南大，调到江苏省委工作，历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省委常委、省委党校校长、江苏省政协副主席等职。虽然行政职务渐高，可他从未停止思考。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他在省委工作期间，还陆续写了《苏南乡村企业的崛起》和《苏南现代化》等著作，持续关注经济社会发展的最新进展。 如今，耄耋之年的胡福明尽管有些眼力不济，但他每天还要坚持“听”两三个小时的电视，了解国内外时事新闻。一些重要的文章，还会让小他两岁的老伴念给他听。 “一个理论工作者要与时俱进，思考任何问题都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不能动摇。”胡福明说。济世良言，永远坚持实践标准
“新事物新问题层出不穷，这就需要在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指导下研究新事物、新问题，不断做出新的概括，把理论推向前进。”40年后的今天，重温《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些话，字里行间仍然闪耀着智慧和活力。 “就像马克思主义永远不会过时一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论断也不会过时，因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胡福明说。 40年后的今天，在实践中总结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不断被举世瞩目的发展实践所证明。胡福明对此感到十分振奋。“这些年中央的方针，就是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尊重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自觉性，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苏南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个体经济蓬勃发展……许多过去几十年都没想出的好办法，通过解放思想，都在这40年创出来了！” 谈及党的十八大以来这几年，胡福明非常激动。“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抓住了党的建设这个关键。‘老虎苍蝇一起打’，八项规定，‘四个全面’，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真是了不起！大得人心啊！大得党心啊！”说到这里，老人又习惯性地在桌子上重重地敲了几下。 十九大以来，胡福明感受最深的是一个“新”字，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他认为，新的时代需要新的理论，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发展、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在实践中创造的，经得起实践检验，深得老百姓的拥护。 在胡福明的书桌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与《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并排放在一起，都是他经常要翻阅的。 “建党97年来，我们走了那么长的路，期间经历了反复而长期的斗争，最终都取得了成功，最根本的原因是党的不断自我发展。正如十九大报告所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胡福明认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键在党，党的建设仍然是一项核心而长期的工作。 他认为，一切工作都应该坚持用实践标准检验。坚持实践为准，才能了解和尊重老百姓的感受，才会努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才能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才能不脱离人民，不被人民所抛弃。“正是在这样的逻辑下，可以说实践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也见证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党领导人民创造的辉煌历史。” 胡福明说，努力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解决中国的问题，这就是我们理论工作者的使命。（记者 李灿 凌军辉 杨绍功） 胡福明：我只是跟上了时代和国家的需要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40周年。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发表后，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一场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该文初稿由时任南京大学政治系教师胡福明撰写，后经数度修改，最终以《光明日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 2018年初夏，距离这篇重要文章发表40年后，《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走进了胡福明的寓所，对他进行专访，听他讲述写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前前后后。 采访过程中，胡福明面前摆放着一篇自撰的《实事求是无禁区，解放思想无止境》讲稿，书桌上摆满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邓小平文选》《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等书籍和《人民日报》《参考消息》等报刊。83岁高龄的胡福明仍旧每天密切关注国家大事和时政要闻，一些重要新闻还要老伴一字一句念给他听。 胡福明的烟瘾很大，接受采访时一支接一支地抽，如今每天还要抽两三包香烟，他说抽烟时可以集中精力、全神贯注思考，“思考是一生最要紧的事，党的理论工作者，时时刻刻都不能停止学习和思考，要始终保持思想的先进性和敏锐性，走在思想理论界的最前沿。” “当时我不站出来，也会有其他人站出来” 《中国经济周刊》：您最初写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的初心是什么？ 胡福明：时代是思想之母，这篇文章是时代的产物。当时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大问题，古老东方大国在经历十年苦难之后该怎么办？ 我作为一名学哲学的知识分子，南京大学政治系副主任、党总支委员，只能拿起理论武器，1976到1977年我在南京大学学报上连续发表4篇文章，利用马克思主义积极参加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批判“文革”的错误主张，推动拨乱反正。在南京大学召开的第一次揭批“四人帮”大会上，我第一个发言，后来在江苏省委第一次揭批“四人帮”的万人大会上，我也是第一个发言。 张春桥有一篇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我就写了一篇《评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发表在南京大学1976年第四期学报上，我认为张春桥的观点是历史唯心论，是一种上层建筑决定论，是极端错误的，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这篇文章发表后不久，“两个凡是”就被提出来了。 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提出“两个凡是”的观点。我反复阅读这篇社论，感到“两个凡是”就是这篇社论的主题 ，没有一点拨乱反正的意思，无产阶级还要继续革命，还要继续进行阶级斗争，继续维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和政策，所以我不认同这个观点。 “两个凡是”被提出来后从北京传来一个消息，称中宣部规定毛主席圈阅过的文章不能批判，张春桥的那篇文章是经毛主席圈阅的，因此不准批判。 我觉得荒唐而奇怪，张春桥如此荒谬的文章，只因是毛主席圈阅过就不能批判，那我们还能批判什么？ 当“两个凡是”的口号提出后，拨乱反正和平反冤假错案就寸步难行，揭批“四人帮”的热潮也突然降温，我认为“两个凡是”是阻碍拨乱反正的主要障碍。“两个凡是”不消除，拨乱反正、建设现代化是没有希望的。当时中国处在这样一个十字路口，面临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斗争，因此我下定决心要批判“两个凡是”。 《中国经济周刊》：当时冲破“两个凡是”的政治束缚是要冒着巨大压力和风险的，您的政治和理论勇气从哪里来？ 胡福明：“两个凡是”打的是什么幌子？它打的幌子是维护毛主席，维护毛泽东思想，因此去批判“两个凡是”有人就会给你扣帽子。所以我也很惧怕，我已经当过一次“反革命”了，那次考虑到我的家庭出身好，对我进行了平反。这次是我主动去写文章，如果再给我扣上一顶“现行反革命”的帽子，那我就永世不得翻身了，我也是有家庭的人。 我读了不少古书，明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中国知识分子是有骨气和担当的，特别是在大是大非面前。作为南京大学的一名教师，我对自己的定位就是一名知识分子、一名普通的知识分子，因此我应该有责任和担当，挺身而出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 同样，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者，我的责任就是坚持真理，我有责任为党的事业、为人民的利益服务，为马克思主义真理而斗争，这是我义不容辞的担当。如果看不到“两个凡是”的问题，我不去批驳可以理解，我看到了“两个凡是”的反马克思主义本质、对我国社会前进的阻碍而不去批判和斗争，我就不是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 因此，“两个凡是”违背历史潮流，批判“两个凡是”势在必行，人民早晚要站出来说话，如果当时我不站出来，也会有其他人站出来，事实上当时中央党校已经有同志在撰写类似的文章了，我只是跟上了时代和国家的需要，在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获得了一个机遇，做了一件自己应该做而且也想做的事情，幸好还获得了巨大的反响，推动了历史进步。陪护妻子住院时写好文章提纲
《中国经济周刊》：这篇文章的具体写作过程是怎样的？ 胡福明：1977年7月初，南京那年的夏天闷热难耐，我的妻子因为良性肿瘤住进了当时的工人医院，也就是现在的江苏省人民医院，需要做手术，白天由女儿和儿子轮流陪护，晚上我去陪护，当时一个病房里住了四五名女病人，我不能进房间陪护，也不像现在这样可以请护工，有问题只能找护士帮助解决。我就守候在医院的走廊里，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毛泽东选集》等分批带到医院，借着楼道的灯光，趴在凳子上不停地翻查，把关于真理标准的语录都标出来，一下子查出40多条相关的伟人语录，然后就蹲在凳子上构思文章提纲，当时将标题定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文章分为三大部分。到下半夜我就把两三张凳子拼在一起在上面睡一会儿，醒了再看、再写、再改，一个星期后，我的妻子出院了，文章提纲也写好了。 妻子出院后南京大学也放暑假了，这是“文革”后的第一个假期，我一边陪妻子，一边写作，当时没有电脑，写文章也不太方便，一直写到8月中旬，到8月底我的初稿就写好了，但不知道寄给谁。这时我想起了王强华，他是《光明日报》哲学组组长。 1977年春天，南京理论工作者在当时的江苏省委党校召开理论座谈会，我在这个会上作了唯生产力论的发言。休息时，王强华告诉我，于光远（著名经济学家）跟你的看法是相同的。他向我约稿，但是没有出题目，因此我写完文章后就想到了王强华，把文章寄给了他。 《中国经济周刊》：通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可以发现批判的矛头对准林彪的“天才论”“句句是真理”等，通篇不见“两个凡是”，原因是什么？这篇文章的写作构思有何讲究？ 胡福明：“两个凡是”是两报一刊社论提出的，批判以后哪家报刊会发表？怎么办？我就想到一个办法，找个替代的批判对象，这个“替身”就是林彪的“天才论”“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我用林彪“天才论”和“句句是真理”来影射“两个凡是”，批判它的唯心主义和个人崇拜，批判它的荒谬和迷信。 马克思主义原理很多，用哪一个观点批判“两个凡是”是个问题。我在阅读《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二条时，突然找到写作的突破口，即批判唯心主义先验论就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实践论。我认为“两个凡是”否认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毛主席的理论、思想、政策、观点是不是正确，也必须经过社会实践的检验。但“两个凡是”的逻辑是什么？它是如何验证和举例的？我认为它的逻辑是这样的：毛主席是天才，毛主席所讲的话句句是真理，不需要经过社会实践检验，毛主席永远不会犯错误，因此要永远地执行和维护。因此“两个凡是”等同于林彪鼓吹的“天才论”“句句是真理”等错误论断，其本质就是唯心主义的先验论。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在头版重要位置以“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刊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在头版重要位置以“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刊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这篇文章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 《中国经济周刊》：您一直强调这篇文章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您为什么这么说？ 胡福明：1977年9月初，要开学时我把文章寄给《光明日报》哲学组组长王强华，过了4个多月，直到1978年1月中旬，王强华寄来一份《光明日报》大样，也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篇文章清样，并附带一封信，称这篇文章你要说什么我们很清楚，文章也肯定要用，但要做点修改，不要使人产生马列主义过时的感觉。我仔细推敲后觉得不存在过时这个问题，做了一点补充后寄了回去。当时都是通过邮局邮寄，没有电脑也没有传真，这样经过了大概五六个来回。 一直到1978年4月下旬，我去参加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召开的全国哲学讨论会，到北京的当天晚上，王强华就把我接到光明日报社，当天参加会议的除了王强华，还有《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光明日报》理论部主任马沛文、中央党校教授孙长江，每人手里都有一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清样，杨西光说：“这篇文章本来要在《光明日报》4月2日哲学版刊出，我看后感觉这篇文章很重要，在哲学版发表太可惜了，要放在第一版作为重要文章推出，但是要修改，今天请大家来，就是要讨论这篇文章如何修改，请大家提意见。” 大家纷纷提意见，马沛文同志当时提出，可以公开点名批判“两个凡是”。我听后说，恐怕现在不合适。杨西光提了几点意见，主要是文章要讲究战斗性，要更尖锐，同时还要稳妥，不要给人家抓住“小辫子”，让我回去继续修改。 于是我在哲学讨论会期间，白天参加讨论，晚上修改文章，第二天一早《光明日报》的工作人员开车把我修改后的文章拿到报社去，晚上再把重新排版的清样送过来，这样来来回回又修改了四五次。杨西光、马培文、王强华等人花了很大功夫，中央党校孙长江、吴江等人也花了很大力气，所以说这篇文章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 与我同来北京开会住在一起的是华南师范学院的黎克明教授，他提醒我说，“老胡啊，你已经卷进中央高层政治斗争里面了，风险很大啊。”我说我心里有数，你是支持我的观点的，我坐牢你要送饭。他说那当然，你坐牢我肯定会送饭。后来他在广东省的一个座谈会上还讲了这件事，并出了一份简报。 《中国经济周刊》：文章的初稿标题中没有“唯一”，后来是如何加上的？署名为何用“本报特约评论员”？ 胡福明：我在北京参加哲学讨论会结束后，杨西光把我接到《光明日报》招待所，他当时也刚刚调到光明日报社，也住在这个招待所，因此我与他就文章讨论沟通就更方便了。 杨西光两次来到我的房间看我，他全力支持这篇文章的修改，跟我有过两次谈话。第一次谈话时他说，他原来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文革”时期被打倒，“文革”结束后被安排到中央党校学习，胡耀邦同志找他谈话，欲调他到《光明日报》当总编辑，他说胡耀邦交给他一项政治任务，就是改变光明日报社的政治面貌，要将“两个凡是”转到拨乱反正，他指着文章清样说怎么改变啊，就从发表这篇文章开始，推动拨乱反正。我受到很大启发。 第二次谈话是1978年5月1日前两三天，他来看我时说，我跟你商量个事情，文章修改到现在，署名还是胡福明，但发表时不想以你的名义发表，想以“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你看行不行？杨西光当即表示要聘请我为《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 我立刻表态说当然同意，我是学新闻出身的，胡福明只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南大教师，当时没有什么影响力，但如果以《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读者肯定要猜测：“这个人是什么大人物？”影响和作用就完全不同了。我说只要文章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我赞成这种形式。 杨西光还向我透露，这篇文章最后要请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同志帮助修改，要请胡耀邦同志最后审定发表，先在《理论动态》发表，这是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内部办的一个刊物，逢五逢十出版，只要这个刊物刊发了这篇文章，《光明日报》次日就见报，《光明日报》发表文章当天晚上，新华社向全国发通稿，第二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这时我才意识到，这已经不是简单发表一篇文章的问题了，《光明日报》之所以要在最后将文章送到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修改，并由当时的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同志拍板，自有其特定的考虑。我当时想，写文章时只是个人考虑，文章发表时已是一个强大的组织行为，要向“两个凡是”发动总攻了。 最后这篇文章由胡耀邦同志审定，1978年5月10日，先在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第60期刊发；5月11日，《光明日报》在头版重要位置“以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刊发。 在《光明日报》发表时的文章题目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唯一”两个字是从毛主席文章中分析出来的。毛主席说，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那么这个“只有”“才是”就说明真理标准只有一个。但到底是谁把它加到题目上的，我并不知道。“文章发表后给我的生活带来巨大变化”
《中国经济周刊》：文章发表后是如何引发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对您个人有何影响？ 胡福明：1978年5月11日，文章在《光明日报》发表后，新华社当天向全国发了通稿，《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第二天也转载了，许多省级报纸也进行了转载。 巨大的反响和来自最高层的指责几乎同时产生，参与的人都承受着巨大压力。1978年5月12日晚，曾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打电话给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很坏很坏，理论上是荒谬的、错误的，政治上的问题很大，它是“砍旗的”，砍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是“丢刀子的”，反对毛主席的。 党中央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副主席汪东兴大发雷霆，批评胡耀邦、杨西光和《光明日报》，说他们犯了严重错误，违背纪律。就这样，刚刚开始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一下子又被压下去了。 在此关键时刻，邓小平出来讲话了，他说本来没有注意到这篇文章，文章发表后引起纷纷议论，他拿来看了看，说这篇文章讲得很好嘛，没有错误观点嘛。 罗瑞卿邀请他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作讲话，来对这个问题进行表态，因为罗瑞卿同志是坚决支持这篇文章的。邓小平同志在1978年6月2日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内容是态度鲜明地支持真理标准大讨论，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严厉批评了照抄照传上级指示、文件的“本本主义”，批判了唯书唯上的态度。 从此，真理标准大讨论又重新起来了。在邓小平的领导下，陈云同志也坚决支持真理标准大讨论。真理标准大讨论的规模是全国性的，各省份的主要领导，各大军区的司令员、政委，中央各部门的领导等几乎都发言了，全国广大干部、知识分子，特别是媒体积极投身于真理标准大讨论，报道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消息，连工人农民都参加了。所以说，这一次大概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罕见的思想解放运动。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后，给我的生活带来巨大变化。1980年春天，南大党委副书记告诉我，胡耀邦同志要我到中宣部工作，组织部调令都下了，可我始终想待在校园。后来江苏省委调我到宣传部工作，我写了封意愿书，提了6条理由，表示愿意留在南京大学。1982年11月我还是被调到江苏省委宣传部任副部长。其实从内心来说，我是一直希望待在大学校园做学问，做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如果没有这篇文章，我可能会成为南大的一位教授、博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