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法制晚报（2016年4月16日）
刚进北京时的胡耀邦夫妇
1986年2月5日，胡耀邦总书记(右三)到贵州考察，与时任贵州省委书记胡锦涛(右二)、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温家宝(右一)等同志在黄果树大瀑布前合影。（资料图）1970年春，胡耀邦在团中央五七干校插秧。
1972年，胡耀邦与胡克实在关东店20号寓所院内合影。
胡耀邦1986年在云南与当地群众一起过春节的情景
胡耀邦与孙女知鸷、孙子霁光在一起。
1985年3月，胡耀邦在中南海散步。
4月15日是胡耀邦逝世27周年纪念日。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在北京逝世，享年73岁。 今年2月，由高勇撰写的《我给胡耀邦当秘书》出版。胡耀邦1952年8月 调到团中央任书记时，时年20岁的高勇是团中央组织 部秘书科干事。高勇从1959年3月调任胡耀邦的机要秘书直到1964年8月，前后6年，是胡耀邦主政团中央时任秘书时间最长的。 “深读”注意到，高勇在《我给胡耀邦当秘书》一书中回忆，胡耀邦年轻时精力旺盛，周末和星期天都不休息；对于村里送来50多元的土特产坚持退钱；文革后60岁的高龄经常因为工作繁忙而吃冷饭；在任何年代，他都坚持对真理的追求。 带饭盒上班的政府部长 高勇在书中回忆，胡耀邦刚从川北调到北京任团中央书记时还不到37周岁，正是精力旺盛的时候。 耀邦精力充沛，勤奋刻苦，整天不知疲倦地工作。他的办公室与卧室一墙之隔，中间有门相通，但他中午从来不去床上午睡，只在办公室沙发上靠一会儿，看看报纸，打个盹儿，就又起来工作了。在他的工作日程上，没有周末和星期天。 每次去外地调查研究，总要带上团中央有关部门的几个人，既作为工作助手，又借机考察了解干部。他对跟他去的人，除了考虑工作能力、思想水平和能否做记录整理材料外，还要求能熬夜。 有一次他外出调查，提出从办公厅带两个人。办公厅主任鲁钊给他推荐了两人，耀邦问我：“××× 能不能熬夜？”我说：“能熬夜。”又问：“××× 呢？”我说：“这个人恐怕不行，平时生活很规律的。”耀邦说：“那就不要带他去了，我最怕不能熬夜的，天一黑就呵呵呵，呵呵呵打呵欠，不仅自己不能工作，还会影响别人的情绪。” 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耀邦就没有工作了。直到1975年6月中央分配他去中国科学院任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第一副组长兼副院长（郭沫若任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兼院长），整整9年时间没有工作。他恨不得把耽误的9年时间一下子夺回来。 他天天带着饭盒上班，一个研究所、一个研究所地进行调查研究，到中午该吃饭时，到了哪个研究所就在哪个研究所打开饭盒吃一点凉饭凉菜，结果有一段时间造成消化不好。 有一次我去家里看他，听说他肠胃不适，就问他是怎么回事。恰巧他夫人听到了，说：“怎么能好了呢？他天天带着饭盒上班，中午尽吃凉饭！” 我对耀邦说：“您已经是60岁的人了，这样长期下去身体是受不了的。中午回家吃顿饭或让食堂帮您做点饭，这也不算特殊化。谁听说过一位政府部长带饭盒上班的？”他听后只是冲我淡淡一笑，什么也不说。 一怀明月 两袖清风 “深读”注意到，1960年12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胡耀邦参加这次会议期间，他的胞兄胡耀福和堂弟胡耀简到北京来了。 他们是受家乡浏阳中和大队党支部书记龚光繁之托来的。当时龚光繁想为大队买一台发电机。经过党支部研究，请胡耀福和胡耀简给胡耀邦带了一点家乡的土产冬笋和芋头。 胡耀邦听说大队想买一台发电机搞生产，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就答应为他们买。事后由警卫员李汉平与北京有关部门联系购买了一台发电机，运回浏阳后用于大坪煤矿挖煤。 但耀邦对胡耀福、胡耀简用公款作路费以及带来的冬笋和芋头，却很不满意，当时就批评了他们。其实，大队这样做并不过分。为生产大队集体购买发电机，派人到北京，理所当然地应该由生产大队出路费。带一点家乡土产表示心意，也在情理之中，本来无可指责。 但耀邦对此却不放过，不但当面严肃批评，而且在胡耀简返回时又让他带给党支部一封信，再一次提出了严厉批评，说成是“一平二调”的“共产风”，是“违反中央政策”，是“政治错误”，是“犯法”等等。 1961年1月12日，耀邦叫我到他屋子去，说“你给我拿点信纸，要写封信”。我随即拿了一本信笺给他，他十分认真地写了这样一封长信： 光繁同志并党支部同志： 现在耀简先回来，耀福过四五天后也就回来。 不久前，我曾经给公社党委详细地写了一封信，请求公社和你们一定要坚决劝止我哥哥、姐姐和一切亲属来我这里。因为：第一，要妨碍生产和工作；第二，要浪费路费；第三，我也负担不起。但是，你们却没有帮我这么办。这件事我不高兴，我再次请求你们，今后一定不允许他们来。 这次他们来的路费，听说又是大队出的，这更不对。中央三番五令要各地坚决纠正“共产风”，坚决严格财务管理制度，坚决退赔一平二调来的社员的财物，你们怎么可以用公共积累给某些干部和社员出外作路费呢？这是违反中央的政策的啊！ 如果社员要追查这些事，你们是负不起这种责任的啊！请你们党支部认真议议这件事。一切违反财政开支的事，万万做不得。做了，就是犯了政治错误。 送来的冬笋和芋头，这又是社员用劳力生产出来的东西。特别是在现在的困难时期，大家要拿来顶粮食，你们送给我也做得不对。但是已经送来了，退回来，又不方便。只好按你们那里的价值，退回24元，交耀简带回。请偿还生产这些东西的社员。 在这里，我一万次请求你们，今后再不许送什么东西来了。如再送，我得向你们县委写信，说你们犯了法。胡耀邦
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二日
耀邦这封信写写改改，写完后已改得很乱了，他叫我抄清楚，才交胡耀简带走。此后他的心情并没有平静下来，经过几天考虑，他又想到1960 年胡耀福来京时带的东西，于是又提笔写了一张清单，也由我抄清后交给他哥哥胡耀福带回。耀邦写道： 托胡耀简带回给中和大队的信，一定要给公社工作组和公 社党委看。因为有许多重要的事在那封信中提到了。 去年七月带来： 1。茶油15斤，每斤0.54元，共8.1元； 2。豆子10斤，每斤0.1元，共1元； 3。油饼60个，每个0.08元，共4.8元； 4。熏鱼20 斤，每斤0.7元，共计14元； 5。一共27.9元，交胡耀福带回，务必退回公社。胡耀邦
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二日
以上两次带的东西，按当时的市价共折合人民币51.9元，让胡耀简、胡耀福带给了党支部书记龚光繁。 借别人的钥匙完成一出“夺权”闹剧 1967年1月6日，上海造反派篡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刮起所谓“一月风暴”（也称“红色风暴”），并发表《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团中央机关的造反派，紧跟这股夺权邪风，对团中央书记处及各部部长、机关党委书记，也都进行了夺权。 所谓夺权，形式上是把公章和钥匙交给造反派。其实，当时那些掌握保险柜钥匙和保管公章的人，早已加入了造反派，书记处的书记多数已关牛棚，各部部长也早已靠边站，因此，夺权时演出了一幕幕滑稽戏。 我亲眼目睹了团中央组织部的夺权闹剧：造反派打开保险柜，把公章取出来，将钥匙和公章交给部长李治时。宣布夺权开始，造反派先念一段毛泽东语录：“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这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 然后令李治时再把钥匙和公章交回造反派手里。这就算完成了夺权。 当然，部长们自己办公室文件柜和抽屉的钥匙也属在夺之权，也必须交出。可是由于夺权事先不通知，是突袭式的，因此，就出现了更为可笑的闹剧。 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米成顺，叫他来开会时，他不知干什么，钥匙放在家里未带。造反派“勒令”他交钥匙，他说放在家里，不在身上，而造反派又不能等他去拿，于是一个造反派想出个鬼点子，让别人先“借”给他一串钥匙，叫他把这串钥匙作为他的“权”再交给造反派，这样，夺权行动也就“胜利结束”了。 1月1日，团中央机关“革命造反军团”召开夺权大会。不但胡耀邦、胡克实等书记处成员遭到越来越频繁的批斗，而且一些中层干部一个个被关进了牛棚。 “论战也带核弹头”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一发表，立即遭到一些“大人物”的强烈反对。面对争议，邓小平率先站出来说话，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 邓小平号召：“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但反对者仍然来势汹汹。6月15日，分管宣传工作的中央领导召集中宣部和中央直属新闻单位负责人开会。他再次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进行批评。 他直接点了“特约评论员”和胡耀邦的名，说：特约评论员文章可要注意，有几篇不是那么恰当。不要图一时好过。 6月20日，一位同志跑到富强胡同6号胡耀邦家，对胡耀邦施加压力。与此同时有中央高层领导指示中宣部和一些省市负责人，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不表态”，“不卷入”。 胡耀邦遇到了巨大的压力，陷入了深思。经过认真思考，他认为他和他的写作班子没有错，因此，不存在什么“接受教训”“下不为例”的问题，而是如何更好地前进的问题。他提出再写一篇文章，对反对者进 行回答，文章题目就叫作《历史潮流滚滚向前》，着重讲透历史潮流为 什么不可阻挡。 同时，他还与罗瑞卿频繁电话联系，筹划和指导吴江、 孙长江撰写的另一篇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在《解放 军报》上发表。 就在胡耀邦遇到巨大压力的时候，1978年7月22邓小平打电话叫 胡耀邦到他家去谈谈。从下午三点半谈到五点。邓小平充分肯定了《理论动态》，又一次明确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正是邓小平的有力支持，才使这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争论得以冲破阻力，进行下去，并取得重大胜利。 耀邦对这场有关科学真理的争论是有很深体会和很多感慨的，这在10年之后的1988年9月5日，他写给于光远的一首《渔家傲·赠光远同志》的词中，就可以看出： 科学真理真难求，你添醋来我加油，论战也带核弹头，核弹头，你算学术第几流？ 多琢磨事 少琢磨人 耀邦认为，党内有一种人不用心工作，而是专门算计人，这种人严重败坏了党风。只要简单回顾一下历史就清楚了。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 1957 年反右派运动以来，我们党越来越强调“阶级斗争”，这种不正常的党内生活，使得一些人时刻观察政治气候和斗争方向。他们为了个人向上爬的目的，整天不思工作，专门研究整人。 粉碎“四人帮”以后，这些人的立场未能根本转变，多年形成的政治恶习仍在支配着他们的行动。他们“老是考虑个人问题，今天算计这个，明天算计那个”。针对这种人的作为，耀邦同志提出“要多琢磨事，少琢磨人”，号召大家把心思用到做好工作上，不要用在整人上。 耀邦认为，我们党内还有一种专爱抬轿子吹喇叭的人。他们弄虚作假，欺上瞒下，骗取荣誉，投机钻营，败坏党的作风，破坏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 这种人真本事没有，专靠吹捧别人取媚于上级，讨好领导，从而达到被赏识、被提拔的个人目的。抬轿子吹喇叭，同我们党主张的适当宣传个人的作用和功绩是有原则区别的。 耀邦提出：“强调宣传个人，不强调宣传党、宣传人民，把宣传个人强调在宣传党之上，超过党、超过人民，任何时候都是错误的。” 把党风搞好，不可能一蹴而就。耀邦认为，要经过长期的艰苦努力，至少要几年的时间。他说：“搞好党风靠一阵风，看来是很难成功的。这是一种很细致的工作，要有组织上与领导同志个别谈话，打通思想，努力启发有不正之风的同志自觉地改正错误。主要还是靠发动广大党员，发动人民群众经常监督我们，切实恢复我们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