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队知青时的我（摄于1969年）
引子
我是1968届高中毕业生，班上的同学大多数出生于1949年（连我一共只有4个同学是1950年出生）。标准的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遗留给我们的就是无岗就业。一刀切到广阔天地，经历了二年零一个月的“战天斗地，其乐无穷”知青生活。下放
因为曾在乌石长芦村搞过一个月的工作组，1968年11月根据我意愿与67届的张小水下放到乌石人民公社乌石生产大队，原是安排插队到齐心生产队。我们在大队部等候，迟迟到来齐心队的章队长却为难的说住处没法安置。闻讯来看稀奇的跃进生产队队长徐官保强烈要求安排到他们队，大队临时决定改安排到跃进队。当徐队长带人敲锣打鼓迎我到村的时候，遭遇冷落的我们不安的心中泛出一些欣慰。 徐官保队长是复员军人，对我们很是热情，把刚做的新房子腾出给我们。在徐队长的安排下，开始到队里农户各家各吃一天。一轮结束后，就安排在姜家定点吃饭。 刚到跃进生产队，就发生走火烧山的事故，来不及多想就随着大家上了山，火情发生在紧挨村的小山，肇事的是一个杨姓青年。他赤着的双脚拼命在打火。双脚黑红，布满燎泡，所有裸露部分汗水混合烟灰......真是“人不人，鬼不鬼”。好在火势不算是很大，大家齐心协力，很快将火泼灭。后来了解，他曾读了初中，因为身体缘故，初一以后就辍学了，现在任队里记工员，因为有严重的气管炎，大家叫他“吼不佬”。 当时，知青确实是农村急需人才，我们到了解决了队里很多问题。出于政治需要，渲染浓郁的革命氛围，全国各地都掀起“红海洋”热潮。农村缺乏人才，我们解决了燃眉之急。一到队里，第二天就安排我们在各户门前喷红字。门头是木刻版毛主席头像，下面有象征“三忠于”（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葵花。上、下联是“要斗私批修，农业学大寨”。 画毛主席头像是我的强项，用方格缩写法将报纸的头像描绘放大。写美术字学校也学过，宋体、黑体还有一般的水平。画到硬质牛皮纸上，再用刀片镂空，用棉线固定到铁纱上。红油漆兑煤油稀释，用滴滴涕喷桶喷画...... 干了几天，每天一个工。队里每家每户画好后，又用林体在文化室前描了幅“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林彪”。 一发不可收拾，布置文化室，写大幅宣传标语，教跳忠字舞，领大家进行晚汇报（当时农村没有安排早请示），生活倒也很充实。看到村里、村外、田间地头到处有我的杰作，自我陶醉在真真切切“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感受中，青春的激情在萌动。
从小学四年级开始写作文起，我的作文是经常被语文老师作为范文在全班宣读的，就那些文学功底到农村还大有用处。那时农村文盲多，信都得请人代写。我的信写的竟然出了名，甚至连检讨书、悔过书、揭发信也请我代写。代写也是一件惬意的事，一般都会享受三个糖水蛋的待遇。
年轻人结婚队里开证明，大队核准，然后到公社开结婚证。印象中，那时结婚时男方给女方只要一斤毛线、一套灯芯绒外衣、二套单装和一双高筒胶鞋；而女方陪嫁就是盆、桶一套。好像100元左右就可以敲定（当然房子是必须的）。当时规定男的20岁、女的18岁就可以批准结婚。队里证明一直是我开。说是女方是18岁，实际上大多数报是虚岁，实际年龄都在16、17岁。我吃饭的房东姜家大媳妇桂莲虚岁不到17队长就让我证明18，其实不足16。那时户籍审查也不严，生产队、生产大队、人民公社只是过过场。结婚的那天几个年轻人也闹洞房，不过就是在床底放个用辣椒粉伴的锯木粉熏烧，看到一对新人呛到，高兴的大家一哄而散罢了。
结婚的那天，村里的小伙陶KM问我：“可喜欢吃糍粑？”我没有防备的说：“我就喜欢糯米食。”又追问：“结婚还要炸糍粑的呀？”他狡诈的说：“明天一早，你到桂莲床上吃糍粑去。”大家笑声一片，我才知道我上当了。相当长的时间，我喜欢“吃糍粑”成了田间地头的笑话。
过门后桂莲和我一桌吃饭，她对我特别好，主动把我的衣服全包了，身材矮小，满脸童稚的她干活是一把好手，温和、贤淑，是那个年代农村女性特有的品质。（后话：她生有一男三女，可能过早的承担生活重担，以后患有肾结核，三十多岁的她就撇下家人，过早的离开人世。）务农
首次干农活印象特深。第一次穿草鞋惹得全队男女老少的目光都集中到我的双脚。特白肤色的脚和草鞋确实不搭，难怪大家把我看成另类。
安排的活是拖牛栏，实际上就是清理垫栏的稻草。我战战兢兢的跨入臭烘烘的栏里，浸满牛粪混合稻草受挤压汁水透过草鞋底，从脚丫渗出。脚趾缝隙被染成褐色，怪怪的，特滑稽。以后的几天都是拖牛栏，很脏，气味不好受，但逐渐也习惯了。收工时，尽管到30米外小河里洗上多遍，仍觉得身上骚臭。
冬季农闲，加上68年大雪接踵，牛栏拖完后基本上没有安排农活了。当年分红时我一共干了12天，一天一个工，一个工一块钱，得到了人生第一次劳动所得12元。
那时我特瘦，身高173厘米的我体重基本稳定在105斤，腰围一直是1尺9寸半。而同时插队的小水体格粗壮。下放知青每人有185元的安置费。安置费可以用于购买农具。徐队长给我们每人打了挖锄和草锄各一把，而我的挖锄和草锄基本上一般大，而给小水的挖锄却是重量级的。在他眼里我可是不能干活的。
我以前干的最重的活就是水井里提水，农事确实没有经历过。记得一次随大家到桃源扛毛竹，别人扛3根，而我只能扛一根。扛毛竹可不是容易事，山路弯曲，竹子长，不是前挡就是后碰，简直寸步难行，狼狈不堪。后来还是同行的社员将竹梢砍掉，才跌跌冲冲的将竹子扛回。一过称只有60斤。而别人都是150斤以上。别人12分工，而特别恩赐的给我记上8分工。整劳力10分工，妇女和半劳力8分工。
其实，给我妇女的工也不亏。和女社员干活插秧我位置必定在前（那时五步退），除草我位置肯定在后。我有父亲接济，不富有但也不缺钱，所以我并不在意。
彻底改变我的印象的是一次在翻晒存稻的晒场。休闲时他们在玩长条板凳上两端各坐一个社员。双手交叉握住板凳腿的横档，连人带凳提起。好像村里只有3个人能提起。我轻易的提起了。他们又换了两个最壮的，我又一次提起，还故意的不离底多次提起......意想不到的效果我是队里力气最大的人消息疯传，当天我的工分就提上了整劳力。尽管我农活成效依旧，但大家口服心服。因为在社员会上，徐队长曾说：“谁不服就和他比力气！”
在农村我学到不少技术。除草一拖二推，捞地垄中高边底，栽种留灌水坑，烧灰做底开风槽中心填土要薄等，现在有机会我还指导别人呢？我铲的田埂三锄三线笔直，垛田埂很是美观......板车
细活我不行，但力气活我行！
1969年底太平湖开始储水，乌石属淹没区，上级确定后靠。大批的房子需拆迁移建。乌石离最近有公路的老广阳也有30多里，原来搬运货物大多数是肩挑。印象中，乌石供销社的进货都是章家三姐妹挑的，小妹章翠珍好像只有14、5岁，无论晴雨从夏村到乌石总看见她们的身影，几个姑娘幼稚的肩头承担起整个公社人民的生活必需品。大宗的货物搬运困难。于是就引进了板车。
板车对封闭的乌石来讲可是个新鲜事情，许多人都没有见过，木匠也不会打造。好像队里计划分配了5副板车轮，木匠千辛万苦的配上木架，因此拥有了当时最先进的搬运工具。
尽管我以前也没有真正拉过板车，但在学校拉垃圾时摆弄过。所以我和小水就是当然的师傅了。我们力气大，有巧劲，特别是拉木料之类的长物，优势凸显。记得一次我拉石头竟然载货2000多斤，许多人家都争要我替他们帮忙。
建房需要石灰，那需要到40里外的石台县六都购买。中途有一个叫回驴岭的地方。关于回驴岭，地名还和诗圣李白有关呢？传说当年李白骑着毛驴游到这里，因山高坡陡，畏惧返回而得名。
石灰是用麻袋装的，上岭还好，下坡特陡。只好将背脊顶住，使劲将尾拖贴紧地面，艰难的移下。路面不平，板车将背部皮肤磨破，蘸上从麻袋中蹦散出的石灰，烧的火辣，滋味可真的难受。
好在岭下有绕岭而过的舒溪河，下了岭就急不可待扑入水中。尽管稍些能减轻掻痛，但晚上还是难受。3、4天后症状才可以消失。
拥有板车，生产队里就有了新的经济源，队里成立了副业队。讲副业队，实际上就是板车队，我成了账房先生。掌握经济大权了，把帐收回，按每人金额做账，扣除留给生产队的公积金，余下的就发放给个人。好像原来分成比例高，分钱多社员有意见，后来调整了。调低后每人每天还能分2-3元钱，那可是不低的收入了。由于生产队安排拉的人不多，所以能加入副业队够让人羡慕的了。篮球
在学校期间，我是校篮球队队员，还是校排球队队员。尽管是队员，但无论篮球还是排球，永远是替补的，记忆中比赛没有一次正式亮相，但篮球裁判确是我的显露。由于在校我是文艺骨干，舞姿被公认是男生中跳的最好的，所以裁判动作规范到位得到师生首肯。篮球海报中都标有裁判：张俊和我，不仅校内，和外单位比赛的赛场都会有我的身影。
刚到农村，又值冬闲，实在无聊。
跃进队所在的村叫村子里，与秀石队混居，居老乌石街约半里路，乌石学校在其间。学校有篮球场，无事就到学校，借个篮球，投投蓝。
村里的小伙子可就稀奇了，也和我一起玩。玩的人越来越多，慢慢的就可以打全场了，下午基本上就泡在篮球场。打得多了，学校老师的脸色也难看了，常用“篮球坏了”或“不知道在哪里”的理由拒绝。
兴致上来了，篮球已经融入生活。队里一个章姓小伙牵头，提议大家凑钱，买个篮球。一拍即合，当晚大家就凑齐了，第二天他就专程赶到10里开外的夏村买回了橡胶质地的篮球，（印象中好像价值是8元多钱）球场上又热闹起来。后来不断有人加入，连街上的秀峰队、齐心队也有人加入。篮球场是社员聚集的地方，男女老少看热闹的多。
窃喜——我们推动了农村文化建设。佘溪河
村子里前面有一条小河，这条发源于长芦的河流在位于街上的大队部融入佘溪。佘溪沿乌石街流过。发源于黟县的佘溪河水清澈，是我最爱的地方。
我自3岁起居住在原太平县城所在地现在的仙源，那里的麻川河就是我们嬉水的地方。夏日傍晚，河里总是挤满很多人，不管会水还是不会水的，男的老少（女人很少）都在这里洗浴（称洗冷水澡）。麻川河让我学会游泳，少年时我们特喜好博浪。发洪水时，我们最兴奋，要么顶浪横渡，或者顺激流而下，博浪的感觉特刺激。
在毛主席“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的号召下，要求每个人都得学会游泳，特别蛙泳是战备武装泅渡的必须掌握的本领，所以学校经常组织集体游泳活动。记得在龙门水库，几百人水中舞动红旗，簇拥横标，气势很是壮观。担任安全员的基本上都是仙源的同学——这是游泳技术高的铁证。狗爬式、潜泳、侧泳、蛙泳、自由泳、蝶泳、踩水我都会，只有海豚式我总学不会。尽管比赛中名次总和我无缘，但架势总会唬的住人，有人说我不是竞赛型选手而是表演型的选手。 乌石的佘溪河，让我找到了麻川河的感觉。河的对面是西溪生产大队，同校下放到张七队的汪洋也是仙源人。我们约好，下工后一同游泳。合肥投亲省立医院下放到乌石的姐姐、姐夫而插队的刘守度也是经常一起的。我就有那个时代的游泳裤，而且可以在众目睽睽下自由的换裤。在佘溪河我们是大家瞩目的风景线。 在校时我在化学兴趣小组就学了摄影和冲洗照片的技能，借了个120的相机，把当时的情况拍了下来。自己冲洗，质量不高，但给现已经沉浸在太平湖底的老乌石留下了印迹。 河中摆姿，伸手的就是我，依次是刘守度，汪洋、王皖宁（同校下放到乌石长芦的）。注意到最右的那位吗？是我安排吃处家的二儿子，看来水还是很凉。我的蝶泳。
一次大雨，山洪暴发，汇集到佘溪河水面比平常宽阔几十倍，且河水喘急。连接对岸的木桥被冲断了，而我却特激动。我赶到河边，准备冲浪。
水急浪高，看水的人都说危险，劝我不要下水。可能有人去报告，连公社的干部都来劝我。固执的我一边说不要紧，有把握，一边跳入水中。在大家的揪心中游到对岸，歇了会，走到上游，又游回到原地。这样又游了几个来回。
我的“事迹”传的很快，基本上家喻户晓，可能是当时的特大新闻吧？以后发水还有人告诉我，督促我去博浪。
意想不到的是还产生连锁反应，给我带来了经济效应。
村里有渔网的社员常合伙到河里网鱼，打鱼的方式叫赶网。就是在浅滩处斜拦河张副渔网，挖个巢沟上面用柳枝覆盖做个鱼窝。然后从上游深处两岸一人一端在牵副渔网向下移动，与浅滩预设的渔网缓缓合拢，无处可逃的鱼要么网住，或者慌不择路钻进鱼窝。只是当地称为“金鱼”（就是河鲤，鳞片有金色的环）会跳出围网，极少捕到。
过程中有一个重要角色，那就是网在下赶的过程中网不时会被河中的树枝、河底的石头缠住，中间必须有一个人发生状况随时排除，我水性好就成了最佳人选。
尽管我没有渔网，但我的加入可以从深潭处下网（鱼最多），排除情况最及时，打的鱼也会多。一般的场景我踩水将渔网展开递到对岸，然后一直跟随网而移动，渔网被缠就潜水理网......
我的工作队里没有人能顶替。一是会游的都是狗爬式，打水的声音会使鱼受到惊吓减少产量。二是队里没有人在水中能坚持那么长时间？所以我很受大家欢迎。一般的情况每网都不会落空，至少每人会有一碗。最多的一次竟然打了200斤，鱼篓装不下，大家将长裤裤脚口扎在一起，装满鱼，套在颈肩，开心而归。
过年
“小孩盼过年，大人盼种田”，农村一年三节是很重视的，春节特别隆重。腊月队里的章、陈两人最忙，他们的熬糖技术很有名气。那年我带回家的米糖鲜甜香醇，因为加了2斤白糖和桂花的缘故。
队长问我愿不愿意“拎猪尾巴”？愿意第二天就带我去。经过旁边的年轻人解释，我乐意去了。
猪肉平时很难吃到，一般春节集中宰杀（端午、中秋生产队会有安排），称之“杀年猪”。大家养的都是本地的猪，一般出肉120斤左右就宰杀，也有少数出肉150斤以上。屠夫从猪圈将猪拖到杀猪凳，安排有一人拎猪尾巴，协助将猪按在凳上。其实这个角色也不是必须，就是一种象征，所享受的权利就是免费吃顿杀猪汤。
杀猪汤就是将猪的心、肝、肺、猪脚一起熬炖，每人一碗，鲜味无比。
杀了猪都会每家送份肉，一般1-2斤。留下春节所需的肉，其余的都腌制。杀猪的还负责灌肠。灌肠倒不稀奇，将猪肚灌制我还倒没有见过，特别是将大肠灌入小肠的套肠，风味独特。腌制的腊肉一般留到春忙的时候，所以“大人盼种田”。
1968年节前接连下了几场大雪，由于回家得走30华里到广阳，转乘汽车到县城。一是大雪厚度有近30厘米，辨不清道路，二来到广阳也很难乘到车。经常出现搭不到车走路回家的情况。广阳距家有50华里。记得有一次回家已经晚上12点多了。在大家的劝说下，虚年19岁的我第一次在外过了一个年。
农村家家都会做豆腐，将豆腐切成片油炸后压上石块浸泡在盐水，叫发豆腐，留到开春时吃。豆渣一部分搓成球状存贮以后喂猪，还有一些铺放到竹拷里让其发霉，再晒干，称之霉豆渣，腌菜烧霉豆渣味道特别鲜美。煎炸豆腐时我特兴奋，嘴馋的我总是惦记着，不时捞几块蘸上辣酱.....
年夜饭我就感到特新奇，桌中央摆放个竹箍，把平时烧菜的铁锅架在上面，锅中一层层码放不同的食物，现在知道那叫“一品锅”。记得有肉圆，糯米园、粉丝、干笋、干角豆、发豆腐......当然猪肉是必须的。大家依次从上面吃起，越往下越好吃——大概是参杂各味的缘故吧！
年夜饭前有几个过程，炮竹燃放后迅速关门，以免财气外露。所以年饭是在密闭的屋里进行。然后长者偷偷从口袋中拿出草纸，悄悄地走到小孩背后，突然将嘴抹上一下——屁股嘴，讲脏话就不会不吉利了。
房东再三叮嘱我，初一到初三3天不能外倒垃圾，洗脸水也不能外泼，一定要倒到粪桶里，否则来年一定会破财。尊重风俗，我照办了。只是我的房间是社员们的聚集中心，过年瓜子、花生壳，酥糖、糖果纸特多。糖果纸粘脚，三天的年基本在垃圾上度过的。
房东
我们是分散插队的，乌石生产大队一共安排有5个知青，除我和小水在跃进队，另有朱讯根和王金凤安排在秀峰队。刘守度是合肥的，因为省立医院的姐姐和姐夫1969年下放到乌石而投亲插队的，安排在齐心队。他没有真正的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早晨扛着工具出去，旁晚哼着调子回来的小木匠就是这位眼镜哥。
秀峰队在乌石街上，安排在生产队集体用房。刘守度与姐家住在一起。我们是跃进队临时决定要来的，队里也没有闲置的房，所以一直住在徐队长家，而吃处被社员自愿认领安排到2家。小水安排到章家，而我就被姜家认领。姜家与徐家只有一墙之隔，尽管感觉到在一家。但吃家、住家还是有2个房东。
第一个房东徐队长很是热心，特细心。插队时正值冬季，火桶是当地唯一取暖用具，且每人一个，安装有竹制提，到哪儿拎到哪儿。
下到队没有几天，徐队长就给我们每人各送来个配置齐全的小火桶。我用蓝色油漆仿毛主席题字“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哪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毛泽东”描在崭新的火桶上，一来做个纪念，二来避免和小水的混淆。
我一直用的是6斤的棉被，冬天将脱下的衣服盖上，那时年青，从不感觉薄了。而细心的徐队长用队里的皮棉，给我加工了一床10斤重的棉絮，亲自扛到我的住处，还叮嘱我先垫压一些时间，再盖。
我是火体，每年秋季都要生一次大病，医生说我是慢性中暑。那次我烧的很厉害，特想吃稀饭。农村是不做稀饭的，他让她妻子在闭饭时将干的拨到半边，另一半盛给我吃。尽管那不是稀饭，但他的心意够我感动。
大病初愈，徐队长从街上为我买了一斤肉，用大号的搪瓷缸，为我熬汤.....
二儿子姜玉美（参军照片）
第二家房东女主人是跛子，男主人一只眼瞎了，所以大家都叫跛奶奶、瞎爹爹。瞎爹爹个子很矮，话不多，家里基本上是女主人当家。女主人是青阳人，身世很苦，可能身有残疾多次转卖后才到姜家安身。我想：“跛奶奶、瞎爹爹”是她生活安定的原因。
可能生活坎坷，女主人性格刚烈，经常与人争吵，我到她家后，村里人都说她性格变多了。
女主人待我特好，他生有二男一女3个子女，但对我比她儿女都好。他们兄妹三人性格不同，大儿子玉斌遗传了父亲的基因，性格憨厚，做事认真，担任民兵排长，二儿子取了女性的名字叫玉美，他继承了母亲的性格，还将之光大了，不过当年只有我能镇的住他。小女儿叫腊梅，当年很小，好像只有7-8岁，经常是她叫我吃饭。“小胡哎——吃饭啰！”直到现在还不时在耳边回响。
加上后来嫁到姜家桂莲，他家六口人对我都好，对跛奶奶的偏心谁都不妒忌。
当时口粮按整劳力每年800斤、妇女老人600斤稻分配的。油根据菜籽收成分配每年不同，社员自留地里种些油菜或山上种些芝麻兑换些油补充。我的粮油都是姜家代领的。农民饭量很大，口粮一般都不够。我一餐要吃3蓝边碗，加上同学串门也到姜家，口粮一定不够，但姜家从未在我面前提及。
记得有一次，饭后女主人问我，今天的菜可有什么不一样？粗心的我还真没有什么感觉呢？后来她告诉我，今天吃的菜是“烧红锅”，“烧红锅”就是没有油干烧的意思。公社对知青有特别照顾，可以特批议价油。议价油一般是麻油，平价0.8元多，议价1.20元。公社的宣传干部兼文书陈秀林对我特好，批了2斤给我。以后只要我要，他都会毫不犹豫的批条子。自此，就没有发生“吃红锅”的情况了。
乌石跃进生产队没有山场，砍柴要到7、8里开外桃源开门见山队，肩挑运回。记得第一次随姜家儿子去砍，挑回不到100斤，年轻的姑娘也要挑120斤。可我肩部磨破，苦不堪言。慢慢的也能挑180斤了。
砍柴需要一天，中午都带干粮，经常带的是锅巴或冻米。夏天，钻进山沟，双手捧一把冻米，就着山泉，连喝带吃，“冰冰凉。透心爽”，特解渴。我一直向别人炫耀这辈子最好的美食就是“山泉水就冻米”。
那时我特不懂事，认为队里的粮、油全部拨到他家，事情我也跟着干就可以了。跟我要好的社员问我：“你在他家吃饭，衣服都是他家全包了......你可给他家补贴？”倒提醒了我。
姜家为我付出的很多，背后到处夸我，我在他家，是全家人的骄傲，但我得感恩。我父亲每月都会给我零用钱，口袋里十几、二十元钱是不会少的。特别是拉板车搞副业以后，钱就多多了。所以后来我就5元、10元的丢些钱给女主人。街上有肉卖，我也称些带回。
我和女主人无话不谈，当她烧饭时我会经常坐在灶口边添柴架火、侃谈.....每每回忆这个情景，特别怀念。
跛奶奶、瞎爹爹先后去世，他儿女谁也没有告诉我，给我终身遗憾。
婚丧风俗
刚刚到队不久，就遇到出丧，死者是陶姓人家的男主人。刚到队里，轮流派饭时我见到过男主人，那时男主人就面黄肌瘦的躺在躺椅上，讲话都很困难，听说得的是肺结核。出殡的那天我也去了。
上山的那天，围观的人很多，气势很大。看见用棺椁麻辫绑在一根木质杠上，木杠约有15厘米粗，端头用铁制器物包裹，两头有铁制物件连接的横杠，4个人抬，社员告诉我那叫龙杠。龙杠上披床红色的床面，将棺椁覆盖，上面还绑着一只大公鸡。一声吆喝，鞭炮齐鸣，四人抬起棺椁，披麻戴孝的家人哭嚎打起，纷纷跪在一旁。抬棺的人移动，全家人纷纷从棺底钻到另一边，又是一阵哭声。后来我就搞不懂了，好像东南西北各个方向转一转，然后抬出村。尽管下丧的山就在村子的左边，但送葬的绕道沙巴畈的河埂，顺河而上。到了河边，女人都得返回，只有男人才可以跟上山......。
章家80多岁的奶奶去世，将丧事当成了喜事办。那天村里的人都拿了碗筷，到她家盛饭，社员告诉我是吃老米饭，吃了老米饭就可以像章家奶奶一样长寿。
玉斌和桂莲的婚礼我没有全程参与，但也知道一些过程。尽管在一个村，但迎亲的还是早早出发，大家挑的稻箩里装着肉，酒。用红纸剪得喜字盖着......
新娘出门时，不能沾娘家的地。换衣站到竹拷里，然后由哥哥背出门，一直背过有水的地方，才放落地。这样，娘家的财气就被水拦隔。不会带到婆家了。那时没有车，新娘都是步行道婆家的。
新娘陪嫁的马桶里都摆放有几枚染红的鸡蛋，谁家小孩抢到了就是鸿运来了，以后会有个好前程，父母都会帮助抢。红枣寓意早生贵子，花生意味男女扛花着的生......新床上铺满了干果。
讲故事
1968年至1970年还是文革时期，农闲时大家一人一个火桶，要么在家剥剥花生，磕磕瓜子，聊聊不知道重复了多少遍的老话。极少数胆大的也会偷偷的躲到偏僻的地方赌赌。记得有人报告队里有人到边山聚赌，公社还组织民兵去抓赌，结果我不了解。
晚上大家睡得早，饭后村里大多数都睡了。而我是“夜猫子”，自小起就习惯晚上12时以后睡觉。没有电灯，煤油灯就是主要的照明工具，还有些人家点菜油灯。我房间窗口就在路旁，夜里我屋里灯光特别醒目。
开始是几个年轻人，后来中年人也加入，我房间成了队里的第二个文化室。房间不过20平米，大家都带了火桶，火桶将室内塞满，床上也挤满人。大家在一起就是在侃，谈过去，道听途说来的新鲜事，聊东家、西家如何如何......年长点的的就把过去的经历与大家分享。
徐队长曾当兵，据他讲曾经当过军长的警卫员，当过炮兵排排长，因为坚持要娶的老婆成分不好，才退伍回家......不知道重复多少遍，但大家还是不厌其烦的听着。
我当然是主角，因为我说的都是新鲜事。文化大革命的大串联，合肥、上海、杭州大城市的所见所闻，在校期间的科学讲座中泊来的“人为什么会做梦？”“火箭为什么能上天？”......
往往是在我侃的兴头正浓时，他们总会提出不懂问题，我得找他们能理解的语言解释。很多的时候，他们会提些“烧火堆时，为什么会起风？”“大石头几个人都搬不动，为什么用杠子一翘就动了？”日常生产、生活中的疑问......运用我掌握的知识，基本上百问百答。所以总有说不完的话题。
最为受欢迎的是讲故事，我将文革中知青中口头流传的《第二次握手》、《一只绣花鞋》、《梅花党》都和他们讲了，特别讲《一只绣花鞋》时，寂静无声，满屋吓得大气都不敢出。我故意说：“不能讲了，不然大家睡不着了”！但是大家不依不饶，非得听完。
肚里装的故事就那么几个，天天被缠，只好将文革禁演的《英雄虎胆》，《羊城暗哨》等电影故事讲给他们听。当然，手抄本《少女之心》和小说《青春之歌》、《苦菜花》、《迎春花》之类有爱情情节怕惹麻烦，万万不敢讲——我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对象呀？
我的知青小屋最为欢迎，那里故事多多！
清查“五•一六”
1969年冬天，公社、大队、生产队都派驻了清查“五.一六分子”的工宣队。派往乌石人民公社的是马鞍山十七冶的，安排到跃进队的是葛姓的中年人，上海人。队里安排他和我住一屋，我们有共同的语言，很投缘。葛同志刚参加工作时十七冶在东北，他教我雪地走路小跑就不会摔跤的技巧。在我的热情推荐下，春节回家在章家做了2铁桶芝麻桂花米糖带回上海。
1971年2月，自上而下布置了清查“五.一六分子”运动。清查运动在全国范围统一行动，每一个单位，每一个人，每一个角落都不放过。我的3个同学因为运动还安排到合肥学习班说清问题去了。
记得那天下午，我接到通知到大队部开会。开会的都是民兵，我是作为积极分子参加这次行动的。
会议在绝密的情况下召开，对工作部署的很细，分工明确。禁止所有参会人员离开大队部，晚12时同时出发，荷枪实弹的民兵和手持“千钧棒”的积极分子分赴每个路口。对每一个夜行的人都得盘查，外地人一律扣留，押到公社。
除路口派人看守外，对可能有坏人藏身之处都得清查。我随大家，打着火把，来到沙村一个叫长毛洞地方。同行的人告诉我，长毛就是太平天国的溃兵，当年的长毛在这里烧杀抢掠，百姓深恶痛绝，为免遭劫难，村村都修建隐藏的地方。我们去的长毛洞很大，四周用砖砌的，估计能容50多人。社员们介绍，像这样的长毛洞其他大队还有。后来听老人说，郭村曾经有一场恶战，曾国藩的部队将太平军合围全歼，当时尸野遍地，河水染红。
长毛洞里什么情况都没有，查看后又到沙巴畈路口把守。下半夜天冷，我们生火取暖。第二天中午12时整撤岗。
扩大化
前面说过，选择到乌石插队落户是因为之前我到乌石搞过一个月的工作组。那不是一般的工作组，是清查反革命集团的工作组。
工作组集训时，上级介绍了案情，乌石反革命集团的发现是因为江西彭泽地区破获的案子追查到这里的。一个民间游医叫吴国平，繁昌人，解放初中学就读期间就组织反革命集团，后逮捕劳改，出狱后以游医身份为掩护，组织反革命集团。吴国平的组织和台湾有联系，接受台湾的指示，所以案情特严重。
文革期间，公检法机关被冲击，案子是革命委员抓的。最高负责人是121部队派往太平革委会的军代表袁震清和太平武装部政委卢寿乾，“枪杆子里出政权”。
吴国平在太平三口、乌石均待过，三口已经发展了一些人，但在乌石待的时间不长，可能还是在物色人选阶段。但那时阶级斗争是发动群众，群众办案，军人缺乏办案经验，犯了扩大化错误。
公社成立有专政大队，袖上有标志的红袖标，有佩枪、有提千钧棒的。接到命令就上门抓人，抓到后集中关押。审讯的情况外人是不知道的，我在工作组时看到一次审讯过程。被审讯人开始什么也没有交待，把五花大绑的手用一根木棍穿在背部，翘抬后，有问必答，但会永远交待的不彻底……
由于采取刑讯逼供，大家就乱咬一气，一个牵出一个甚至更多，牵涉面遍及农村、学校、机关。听说有经验的公安也提出质疑，但那时还是群众办案，得“相信群众，相信党”，所以闹得动静很大。
下放时，是清查的后期了。具体的细节对外是不会透露的，但经常会在关押处传来哭嚎的声音。据说吴国平在乌石落脚的西溪大队石壁陈家的陶姓男人被拷打致死，为掩人耳目，将石灰炝在棺木，藏在尖山一个庙里。
原乌石小学校长曹国柱也死于扩大化，有传说他体格胖，吊起时间太长，汗水都渗出油脂发粘，传闻，真实性也无法考证。
也有聪明的，一抓到就装的自己是特别重要的人物，在当地不能交代，必须要押到县里。到县看守所就不会刑讯了……
公社宣传干部兼文书陈秀林告诉我，他被抓后，审讯时故意望到在场的公社负责人，欲言又止，说“这里我不能交待”。第二天就押到县里，什么也没有承认，不久就放了。
同队里一个手有残疾但特别活跃的是叫黄世宏的人，据说他原来是夏村的公社干部，不知道是什么运动，被开除回家。扩大化他也是被牵扯进去，在当地交代中，他把自己“罪行”无限扩大，一看案情严重，及时转移到县里，到县看守所后全盘翻供，不久也放回家了。在一起生产劳动时，他经常将这段经历给大伙炫耀。
可能越来越发现不对劲，慢慢的就平息了。但吴国平在三口发展的反革命组织定性了，据说吴国平在当时徽州地区屯溪被执行死刑，而三口的反革命集团头目就在县里执行死刑的，好像有好几个人。
事态平息后，小水带领几个人调查取证，组织到省里上访，当时小水还征求我的意见，问我愿不愿意和他一起干，我因为家庭背景复杂，不敢加入。省里很是重视，不久乌石反革命集团案公开平反了，定性为“扩大化”，袁震清和卢寿乾到乌石亲自道歉，而小水就成了英雄传奇了。
下放医生
在毛泽东“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下，下放的有干部和医生，下放到乌石的医生是来自合肥省立医院的医生。和我们不同，知青是户口转到农村，是彻底的农民，而他们还保留是非农业户口。
领队的是侯主任，还有胸外科赵医生，他妻子刘护士，护士长李芳、药剂师彭医师夫妇，后些时候又来了杨会计。随行的还有他们的家属、子女。李芳女儿叫李兰萍，小名叫燕子，当时只有15岁；还有个儿子小名叫冬冬，在合肥读书没有随父母下放，假期也到乌石玩玩。李芳和彭医生是后结合的，彭医师有一个女儿叫彭玲，当时在合肥读书，后来也下放插队到乌石。杨会计是泾县人，和我同乡。妻子没有工作，会裁缝手艺，在农村特别受欢迎，女儿叫杨春梅，比燕子大一岁。燕子、春梅还在读书，就在乌石附设初中就读。她们上高中，还是我带她们到太平中学报名的。侯主任的儿子小侯也是知青，他话不多，也安排插队在乌石。但他经常回合肥，真正在农村待的不多。刘护士的弟弟叫刘守度，也是下放知青，在他姐安排下，学木匠，所以，早晚，经常看见扛着木匠家伙，哼着曲戴着眼镜的他从我窗前过。
我们是一个特殊的团体，大家在一起相处的很融洽。记得因为干农活为经常下冷水，一段时间膝关节疼痛的很厉害，在姐夫的指导下，刘守度天天给我针灸治疗，用电针时，脚不由自主的上跳，膝盖内像箭在穿梭。连续打了40多天，彻底治愈，一直到现在从未复发。
省立医院随父下放的杨春梅
省立医院随父母下放的李兰萍（燕子）
燕子哥哥李东山（东东）
春梅、燕子一直把我看成大哥，尽管她们是在校生，我还是把她们也吸收到乌石大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春梅在合肥读书时就喜好跳舞，基础很好，是我的得力助手，不少舞蹈都是她编排的，是当然的“副导演”。排练、演出一般都是夜里，结束后都是我送她们回家。
有一次我回家后返乡，带了三个梨，下车直接到李芳家去，看见她生病卧床，我给了她两个，她很是激动，说：“小胡真是雪里送炭呀!”
医生下放到农村没有几天，就做了一个大手术，桃源一个病人患肠梗阻而动手术，从肚里取出来竟有大半盆蛔虫。省里医生医术高明，特别是赵医生名气特大，邻县石台、青阳的也都赶来，求医的人络绎不绝。
史无前例的心脏手术也能做了，不过是在县医院做的，但做手术的医生都是下放到太平县的，听说是心脏搭桥手术。
手术多了，需要血液也很多。那时我才知道，县里还有一支专门供血的人群。县医院化验科李大夫文革中和我就熟悉，供血的人有几个是仙源的原来也熟悉。我对血型鉴定很好奇，就让李医师给我鉴定。其实鉴定很简单，从耳朵取些血，在玻璃片上用蒸馏水稀释，用二种试纸，如果试纸没有变化，那就是“O”型；如果都有变色，那就是“AB”型，如果只有一种试纸变色，那就是“Ａ”型或“Ｂ”型。结果。我的二种试纸都变了，从此知道我的血型是“ＡＢ”型的了。
那时到处搞小水电，发电很不正常。一次夜里手术中，突然断电。正好我们几个人在小侯家玩。刘守度姐急忙赶来让我们去帮忙。我们每个人拿一个电筒，为手术照明。
真正进手术室我还是第一次，他们说是经常的。简易的手术室里有一张手术椅，患者是一位难产的妇女，据说是第三胎，已经在家耽误了几天。只见患者两腿张开分别架在手术椅两个架上，下身伸一只小孩的脚，毫无表情的躺着……
由于小孩已经死亡，手术很是残忍，先用钢丝锯条将小孩头锯断，然后分别肢解，分别取出……
手术完，肚皮缝合我感到特别惊奇，好像三层缝合，第二层是脂肪，没有想到瘦瘦弱弱的患者脂肪却有那么厚……
省里医生在公社，原公社部分医生又到了大队。我招工当教师在乌石三高小学工作，有一次生病，到三高大队医疗室的李医生口碑也很好，但我找他治疗多次不经好转，我发着高烧到公社医院找赵医生看，赵医生边给我打针灸退烧，边给我开中药，开玩笑的说：“一根针，一把草，合作医疗就是好”。这次治疗特别奏效，吃下就好了。后来我和赵医生说：“你的技术比李医生高多了，你开的药一吃我就好了。”赵医生告诉我，他开的药方是和李医生的一模一样，李医生治的差不多了，后一副药一追就好了。
后来赵医生夫妻调回省立医院，赵医生是肿瘤科的当家大夫。侯主任负责筹建安庆石化职工医院时，把其余的人都调到安庆去了。
同学聚会
自1966年5月以后基本上就停课投入到文化大革命中去了。1968年太平中学初中68、67、66三届，高中只有68、67二届，五个年级400多人全部毕业离校。农村户口的算回乡务农，城镇户口的是插队落户，所以那时同学分回乡知青和插队知青两类。
这是一个大的圈子，除少数家在外地插队在外，大多同学分散插队到县里各个公社，也有几个家在上海市黄山茶林场到农场。要好的同学经常聚到一起。
回城在孟涛家我的摆拍
聚会的方式一般是相互走动和回城团聚两种。相互走动是平时，回城一般在节日。
相互走动一般是一个同学先去一家，然后带了这些同学又到另一家，走动的队伍像滚雪球，不断扩大。最多时达十多人。人多了，吃饭——特别是菜是个大问题，有的时候就去 “摸秋”（偷菜）解决问题。
一次，我去贤村十八姓大队的同学那里玩，途中经过的桃源方家岭至贤村大坑有20多里路没有人烟。小路穿行在山里，山涧穿行其间。那里我遇到二件稀罕事。
一次是野猪过河。
刚拐个一个弯，听见响声很大，我停住脚步，一动都不敢动。看见河的对面一只野猪慢慢的淌水过河，后面还有一只在岸边。过河的野猪走到中央，四周环顾，稍些时候，朝后吼叫一声。声音刚落，一大群野猪争先恐后的过河，至少有40多只，水声很大，气势壮观。河的这边坡度估计有60度，但对于这群野猪来说如履平地，迅速的通过路面淹没在山林深处。
另一次是蟒蛇上山。
那次是从大坑回来，看见路上有一L型的褐色物体，以为是横在路上的朽木。走近，吓的我转身后跑。我看见的是直径少也有17公分粗的蛇在蠕动，前不见首，后不见尾。回跑约有200米一个外地弹棉花的人，他问我什么事？我说有蛇，是大蟒蛇。他说“江南无蟒呀？”“那么大的蛇蛇皮值钱呀！”他把两头工具一卸，提上扁担跑步向前。赶到那里。蛇已经没有了，抬头看到山上，见树丛在S型的扫动。
还有一次，我去郭村山河大队的同学哪里去玩，途径桃坑岭。路面是用石条铺设，很宽敞，村民告诉我，这原来是通往徽州的官道。道路两边都是梅树，熟透的梅子落得遍地都是。我边走边捡边吃，酸的嘴都麻木了。以后的几天，牙都不能咀嚼。
同学在山河大队龙青生产队，那时老山里的一个村子。村里人都是怀宁人，听说是解放前移民来的，原来都是分散在各个山上，住窝棚，近年才集中建房建村落的。村子建在地势很陡的山上，门前很窄。房体都是土墙，房顶盖得有杉树皮、竹子和石块三种材料。
杨立平和龙靑队队长。
村里很少来人，来客村里人很高兴，受到全队人的欢迎，队长安排派饭。到哪家吃饭社员们都会拿出最好的食品，香菇、木耳、野猪肉、麂子肉等还有腊肉、香肠，吃的最好的就是龙青了。社员上山干活就是一天，带的干粮是蜜糖包谷饼，又好吃又耐饿。杨立平、俞旭东同学住在队部，屋内就有个盛满蜂蜜的木桶，我们就用碗舀的喝，没有兑水，好蜜。
只要回到城就会相互打听，有哪些人回来了，然后大家聚到一起，到处玩玩。经常会借个照相机，在熟悉的地方留个纪念。
回城同学聚会合影。
回城同学聚会。（左起：我、魏恒星、张宁生）
地主章新兹
刚到乌石大队领导介绍情况时就提到地主分子章新兹，解放前章新兹不仅是地主，还掌控着商业，据介绍乌石一条街都是章家的。文化大革命中农村经常批斗地、富、反、坏四类分子，批判地主时总是有一条妄想复辟的罪状。但罪状无非就是藏些财产，或者把有些话语上纲上线，提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罢了。一般的就是批斗时说说，还没有几个人定性。
而章新兹就是白纸黑字了，我看到他的“罪证”，说是复辟纲领，实际上是自传或是回忆。有些片段现在还有记忆，开始写的是“今日阴雨，闲暇无事，将生平之事一一叙述。”交代将孙辈的名字按辈分分别取为“熊、狼、虎、豹；勇、猛、刚、强”。最要命的是写有妄想复辟的十大纲领。记得有：建设乌（石）广（阳）公路，在盖山顶上树碑立传，为自己死后立的碑文是：“芳名与盖山并秀，廉洁与舒水长清”……
那时我也背着沉重的包袱，我祖父也是地主，不过在别人眼里是纨绔子弟。回老家时听老人讲，他经常骑个马到处溜，家里的事不太管，没有民愤，不止从一个乡亲嘴里对我说：“三先生真是好人”。在世时印象中他总在看书，阁楼上书好多，都是古书，放在竹编的书箩里……
章新兹和我祖父气质上很相似，有一种似曾熟悉的感觉。说句老实话，心底我感觉他有才气，挺敬佩的。
我参加过一次对他的审讯，原因是在移民拆房时，从他家老房房梁上发现藏有一枚美式菠萝型手榴弹。这下问题严重了，复辟有了铁证。负责审讯的是回乡下放原省公安厅的干部章XL，我做记录。
开始章新兹一直不承认知道这个事，他说解放前国民党军队经常住在这里，当地说法是“过兵”，有可能是那个时候放的。
审讯紧紧逼问，突然章新兹来了一个180度的转变，说；“我交代。那天收工后，我在自留地里除草，一个人问我到徽州府的路怎么走？我告诉他从这里走。他说你这么大年纪了为什么还劳动？我说我是地主份子。他说，那好！我们是反共救国军，就需要你这样的人。给你一个手榴弹……”
章XL把桌子一拍，说：“你胡扯！”
章新兹说：“我本来就是胡扯嘛？我说我不晓得你们又不相信？”忍不住，我笑了，章XL一个眼神，我收敛了。
每每回忆当时，都笑得肚子痛。感叹章新兹真是天才。这事让章新兹多了一顶反革命复辟的帽子，还因这事被逮捕。
公社、大队领导组织了大批判小分队，让我写脚本，我策划将文稿与歌舞结合，效果特好，除田间地头巡回批判外，还到县里三级干部会上表演。章新兹是不能上台的，县文化馆的程先壁用白布画了个头像，画得还真的像，两端穿有木棍，是个画卷。记忆中“把反革命地主章新兹押上来！”“啪”的一声画卷展开的情节印象特深。
章新兹让乌石大队大批判分队出了名，县里还推荐到徽州地区，在地区革委会宣传部门的组织下，在八县一镇进行了34天的巡回表演，不过不是批章新兹，批得是“五老（老思想、老办法、老品种、老技术……）。
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自1966年下半年，由于文化大革命，学校停课闹革命。开始学校有组织的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县里派工作组到学校，我由于家庭复杂，还不让我参加红卫兵组织。随着大串连接触到外面，赶走了工作组，自发组织了战斗团，才吸收我加入红卫兵。组织了燎原兵团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合肥读大学太平籍的周恩良和杨立威的辅导下，水准大有提高，很受社会欢迎。直到1968年下放，这3年我都是在宣传队，到处巡回演出。
我曾在乌石演出，社员对我也有印象，我走到街上，还有小孩模仿我当时的演出片段。
大队要求我组织个宣传队，活跃农村文化生活。正合我意，由我负责物色人选，组织排演。
考虑居住比较集中，容易召集，成员主要在跃进、秀石、秀峰、齐心四个生产队选，采取队里推荐和自愿报名结合。农村的小青年基础特差，不断筛选，不断补充，春梅、燕子加入后队员相对稳定了。
王宁光
记得女的农村青年有章金华、章爱云和**香，另外税务干部的女儿邰建英和燕子、春梅。男的农村青年有王宁光、杨**，倪贵英和麦妮。基本上天天到大队部排演，准备的节目有二台演出的40多个节目。节目大部分是将我原来演出的搬来，后来春梅将合肥的节目也带来一些。对封闭的乌石来讲，让人耳目一新，深受欢迎。
公社领导很重视，推荐到县里，县里一开会就会抽调我们去会上演出。除了我们以外，焦村章村大队由屯溪知青牵头也组织了宣传队，往往同台演出。乌石大队宣传队已经成了乌石乃至太平县的品牌。上节说的参加徽州地区大批判战斗团员以它为基础，走出了社县，跨入到地区，确实让乌石大队人引以为豪。
参加三干会时，乌石大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东方红》出场造型。（摄于太平电影院——现平湖电影院门前）
接到徽州地区大批判战斗团通知是公社宣传干部陈秀林传达的，确定以批判“五老”思想为主题。当时什么是“五老”我还不清楚，他给我带了些材料，时间紧，任务急，熬夜第二天就将初稿给他送去。他初步修改后送到上面，地区审核决定。本来我安排角色是宣传队队员，根据上面的指示人员做了重大调整，队伍老中青结合，大队派了一个支委李柄荣和一个叫苏大炮的老党员加入，还加入了刘守度，当然队员就不能全去了，忍痛割爱的就安排春梅、燕子、建英、金华和我。
加入大批判战斗团的大队支委李柄荣
去屯溪时，我刚结束知青生涯，接到到革委会宣传小组招工报到的通知，记得通知报道时间是1970年12月16日，到太平集中是14日。县里安排我当日报到，回来发现同时招工的他们拿得是半个月的工资，而我拿得是全月工资22元。
宁国小顾
到了屯溪，知道大批判战斗团是由太平、宁国和绩溪三个县的大队单位组成的。我父亲在宁国解放时随新四军游击队留下的干部到那里工作，筹建了宁国新华书店。而下放到戈驻知青小顾父亲是宁国新华书店经理，和我父亲交接的，所以一见如故，他融入到我们的圈子。
地区安排的是老式的客车，车厢像公共汽车，只有两边安装有木质的排座。大家都挤成一团。村里人还以为坐汽车是件快活事呢？
记得第一站到歙县苏村，每个县选几个村挨个跑，元旦的那天到黄山，表演结束后我们合了影。
徽州地区大批判战斗团黄山工作留影（左起：邰建英、刘守度、章金华、我、李兰萍）
徽州地区大批判战斗团黄山工作留影（左起：小顾（宁国下放到戈驻知青）、我、刘守度。
在太平演出时，正值元旦放假，在老电影院演的，那是这么多场演出时观众最少的。最后在屯溪师范结束了为期34天的过程。
当时的大队书记杨立友对我特别好，好几次找理由让我到他家吃饭。他居住的郑家生产队的社员文化室、民兵学习室都是我设计布置的，得了不少便宜工。分红时，郑家那里我还领到80多元呢？
宣传队员家长很感激我，那天一个队员的父亲对我说：“小胡呀，我家女儿连广阳也没有去过，我汽车也没有坐过，你带她见了大世面，真的谢谢你了！”
确实参加宣传队会有一些实惠，出去吃饭不要钱，还有平时很难吃到大鱼大肉，为家里省了口粮；另外连同来回，每天有1.2元的工资，有的队工分还照计，带回的钱对家里可是额外的补贴。
尽管出演很光彩，但出行返程可让我们吃尽苦头。特别是乌石淹没区水位刚上涨，水情变化大，经常走弯路。水涨上来后原来的路全断了，只有从长芦翻岭到焦村汤家庄，步行到章村才上公路。当时县里就有唯一的一辆救护车，经常是派救护车接送我们。
一次演出回乡，同车的省里下放住到长芦的医生（名字记不到，只知道是内科专家）与我们通行，他体格很胖，从章村到汤家庄叫15里，山路大，其实近20里，他走的已经够呛。汤家庄到乌石的岭叫杨长岭，号称七上八下，下岭时他不小心滑了一跤，脚扭了不能行走，我们也没有办法。商量了，我们先行，到长芦叫人用担架把他抬下来。好在距长芦不远，到了长芦，我们和大队打了招呼，就匆匆返回了。
参加宣传队的社员得到锻炼，其中有些得到招工、招干、工农兵大学生的机会，为以后发展奠定了基础。
难堪
下乡期间我遇见一件最难堪的事，终身难忘。
那是一个晚上，我们宣传队在大队部排练节目，围观的人很多，我们无法排练。我就让大家离开。大多数人都走了，本队的一个理发匠的儿子就是不走。我说：“你不走，我就踢你了！”他说：“就不走，有本事你踢。”一激，我就装作很凶的样子，用脚将他推出门外。
回到住处，他妈妈找上门来了。找我麻烦，说儿子被我踢伤了。明明没有真正的踢，只是做做样子。我和一起排演的人再三解释，都没有用。当年的我血气方刚，一急，语调也高，话语也硬。围观的人都在指责她，她一激，竟朝我身上扑来，边扑边说：“我母子都给你踢，踢死了算了。”我一急，推了她一下。她踉跄的后退，后有一个一阶的石阶，可笑的是她回头看了一下，就躺倒石阶上，边翻滚边骂：“不得了啰，小胡打人啰!”在大家的劝说下，把她拉回了家，我也关了院门，回到房间。事后，和我同住一屋马鞍山的工宣队的老葛说我不冷静。
心里想事完了，哪知这一夜都没有平息，她在村边的沙巴畈的木桥上叫丈夫的名字（剃头匠到外乡剃头不在家）。哭哭啼啼，寻死寻活折腾了整一夜。
那晚上我很烦躁，睡得很熟。燕子急促的敲门声把我叫醒。说她妈妈叫我去，路上给我说昨晚的事严重了，她妈让我去商量。
到了她家，李芳给我说，剃头匠的老婆是孕妇，昨天一闹，动胎出血了，极大可能流产。并给我出主意，无论如何，不能流产，她会竭尽全力保住胎儿。按她的主意，我出医药费（当然保密），她负责医疗。医术高明的她保住了胎儿，事态自然平息了。但时隔多年村里人还告诉我，她们夫妻经常指着儿子，与别人说：“这个儿子命大，差些被小胡弄死了！”
乌石知青
我们是当地首批下放的，同月屯溪也有批知青下放到乌石。记得刚下放时，走到哪里，总有小孩说：“上海大学生，下放到农村，韭菜当小麦，五谷都不分。”
那时高中生很少，除我和张小水，还有屯溪下放到长芦汪家生产队的汪姓哥哥也是高中，还有后来的合肥的刘守度。除此以外，均为初中毕业生。
文革前的教育是金字塔式。主课二门不及格就留级；主课一门不及格低于50分留级，高于50分补考，补考及格后才能升级。同一年级留级2年就勒令退学。“留级宝宝”就是同学之间吵架的最恶毒的语言。初二升初三时我就遭遇到补考升级的的糟糕事，俄语只有57分，补考后才升级的。
记得初一有甲、乙二个班，每个班建制50人，共有100人；初二就成了二个班了，每个班只有三十多人，70多人；而初三只合并成50人的一个班。流走的除部分是经济原因外，大部分是留级的。而高中则是从石台七都初中、歙县、旌德和本校四个地方招的。通过层层筛选，能读高中基本上出类拔萃。
在乌石人民公社下放的知识青年中四个高中生中，屯溪的汪姓老大是66届，小水是67届，我和刘守度是68届。王姓老大可能因为家庭成分（好像是地主兼资本家）问题，而刘守度学木匠（没有直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所以我和小水很活跃，最受瞩目。
乌石的知青圈子基本上是分散的，平时很少走动，只有我和汪洋走动最多。记得一次到他的知青点去玩，他把腌制不久的肉割切放到饭头上蒸熟，别有风味，才知那叫生开肉。
另外屯溪下放到后村的姜姓知青我们关系也密切，经常走动。他是第一批招工到屯溪机床厂的，在参加徽州地区大批判战斗团时，还到他家去过，记得在老街青春巷。
知青们平时在各自队忙着挣工分，只有在公社集中学习、开会时才能聚集。
知青很受乡下姑娘的青睐，山清水秀的乌石不乏漂亮的姑娘，不少知青由于早早结婚，推迟了上调的机会，他们的待了多年，还是落实知青政策一刀切而全部安排工作的。
招工
记得第一批招工是1970年9月，小水家庭出生城市贫民，特别在扩大化平反问题上他是功臣，评为上山下乡积极分子，理所当然的他首先。一招就受重任，招到五七大学任团委书记。
他一走，我急了。当得到紧接的第二批招工消息中，我按耐不住的找到公社分管工作的陈秀林，他劝我不要急；大队书记杨立友也挽留我，当时正是筹备徽州地区大批判战斗团节目排练阶段。我保证不耽误前提下，一路绿灯，完成了推荐、填表、体检。
文革后期，教师奇缺，高中学历的的都是招工当教师，有关系的同学走门路安排到机械厂、商业局。“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而教师是“臭老九”，并且大多数是安排乡村教师。我忙于排练，没有顾及，就当了工人身份的老师（以工待干），还是80年代根据政策集体转干的。
真的后悔没有听陈秀林的话，在紧接的工农兵大学生招生中，乌石分配有一个名额，而当时乌石张则徐书记认为只有高中生才能上大学，他说乌石二个高中生都招工走了，汪姓老大政审不过关，乌石没有高中生，将名额退回县里。据说县里后来补给潭家桥，让我的一个同班同学到安师大去了。每每想起这件事，让我后悔不已。
后记
近期，由于工作缘故又去了一次乌石，移民后的跃进队紧挨着乌石街，房屋基本上都是70年代的大三间、合六间的式样。
刚走进村，就有人叫我，“小胡，你来啦？”是原蒋副队长的大儿子，在家做桶匠。蒋副队长坐在门前晒太阳。80多岁的他依然红光满面，身材魁梧。我问了他现在的情况，他和老伴及一个残疾的儿子单独过，他介绍家庭开支每个月约300元就可以了。国家移民政策补一些，另外种些蔬菜上街卖，生活还算平稳。一会儿他老伴回来了，他老伴就是贵莲的姐姐，谈起贵莲，我说很怀念她，她姐说现在肾结核能不能治得好？
邻居队长徐官保夫妻在门前收晾晒的干菜。80多岁的他身体不错，看到我很高兴。他指着房基的麻石条对我说，这个石条有2丈多长，2000多斤，是你用板车拉来的。队里只有你能拉，当时是头钻在石条下。
冬季枯水期，太平湖水位下降，天色不早，我急得要为这篇结尾补几个镜头，赶着到老地方去。熟悉的田野，熟悉的沙巴畈，远远的拍了几张。由于乡里安排晚饭，匆去匆回。
返回时遇见徐官保队长大儿子毛呢和原来的妇女队长三丫，依然帅气的毛呢已经56岁了，而三丫已经是60多岁老态龙钟的老婆婆了。时光的烙印无情，苟背驮捆毛柴的三丫怎么也不能和嘴到手到、风风火火当年的妇女队长划上等号。
真正的农民生活，仅仅二年另一个月，那是我走向社会的第一步，是人生重要的驿站，是我每每想起的回忆。刻骨铭心，却甜甜蜜蜜。
那年——我21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