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品山文史 作者：孙岩
1982年12月5日，在北京东四头条203号文化部宿舍的筒子楼一间10平米的住室里，关露——这位当年和丁玲、张爱玲、苏青并称四大才女的左联作家，先支走了保姆，又支走了来帮她整理回忆录的老友陈慧芝，然后穿戴整齐，躺在床上服下了两瓶安眠药。 她为革命事业牺牲了自己的名誉、爱情、自由、文学事业……去卧底汪伪巢穴，而为了不暴露与日伪间的秘密关系，又被定为‘文化汉奸’，而蒙受了43年的骂名，坐完功德林监狱又坐秦城监狱。在得知党终于为她平反正名后，她衣冠整洁地走了，“质白洁来还洁去”。 她死在寒冷的冬天。没有人为她守夜。 她一生的牺牲换来了五分钟的告别仪式。因为是自杀，没有悼词。 后来文化部和中国作家协会为关露召开了一个追思座谈会。参加的有丁玲、周扬、夏衍、周巍峙、梅益、冯牧、艾青、杨沫等左联时期关露的老朋友。 参加追思会的人中，还有一位不属于文艺队伍的老人——他就是新中国杰出的外交家、周恩来的左膀右臂王炳南，他也是与关露自1936年相识相恋十年，却为了革命事业的利益不能结婚，又相知相思三十多年的王炳南。 追思会上，王炳南沉痛地说：“我认为，让一个已经驰名的左翼作家去当‘文化汉奸’，在群众中造成不好的影响，现在看来这样的安排是不妥当的。” 这可能也是今日很多人的疑问：像关露这样一位文学创作上卓有才华、已经驰名国内外的作家，当时有必要派她去当“文化汉奸”搞情报吗？文坛三大才女，从左至右：张爱玲，丁玲，关露 一、春天里来百花香，郎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 关露原名胡寿楣， 1907年生于山西省右玉县，八岁丧父。母亲徐绣凤受过新式教育，靠绣花和给衙门抄写公文维持一家人生活。关露受母亲熏陶，读了四书五经和许多诗词古文，打下了坚实的文学基础。 关露十五岁时母亲不幸病殁，她和妹妹胡绣枫到南京投靠二姨。 关露到了婚嫁的年龄。著名诗人和艺术家常任侠曾在《冰庐琐忆》中描写关露：“颀长玉立，秀眉隆准，华服高履，体态盈盈”。关露虽然没有常任侠词里说的那么美，但也白净漂亮，身材匀称，又文雅有学识，因此上门提亲的络绎不绝。 关露对这些求婚一概拒绝。她追求的是自主、自立和自由，于是在1925年逃婚到了上海。 关露在上海结识了老同盟会员刘道衡。刘道衡是孙中山的朋友，参加过辛亥革命，后来也成了中共中央特科的成员，受周恩来委派到湖南组建了特科分支及湖南情报网。 刘道衡见关露是可造之才，就与妻子阎佩芬资助关露上了大学；随后把关露的妹妹胡绣枫也接到上海，和关露一同到上海法学院法律系读书。 在法学院，关露和妹妹同时爱上了28岁的教授李剑华。 1928夏，关露考入南京的中央大学文学系，后又转到哲学系，师从宗白华。李剑华到复旦大学教授社会学，胡绣枫也转到复旦大学读书，与李剑华结婚。不久李剑华和胡绣枫加入中共，长期在周恩来、李克农领导下从事情报工作。 关露于1930年初，在欧阳山主办的《幼稚》周刊发表了她的第一篇小说《她的故乡》，由此走上文学之路。 1931年关露再到上海，九一八事变后参加上海“抗日反帝大同盟”，担任宣传部副部长，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年秋天她参加中共领导的“左翼作家联盟”，担任诗歌组的负责人。1933年左联领导人丁玲被捕，周扬和关露分别接任了丁玲在左联的党团和创作委员会负责人职务。 1936年关露发表诗集《太平洋上的歌声》，蜚声文坛，为她赢得“女诗人”之称。她为电影《十字街头》写的主题曲《春天里》：“春天里来百花香，郎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和暖的太阳在天空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脍炙人口，至今传唱不息。 关露与潘柳黛、张爱玲、苏青并称为“民国四大才女”。沈西苓执导、赵丹、白杨主演的电影《十字街头》剧照
《十字街头》主题歌《春天里》，关露词，贺绿汀曲
二、派一个驰名左翼作家去当“文化汉奸” 1937全面抗战爆发，上海沦陷。那时的关露与茅盾、巴人、郁达夫等成立中国文艺家协会，坚守在上海的租界‘孤岛’，一面从事抗日救亡工作，一面进行写作，还在一个中学做国文教师。 关露写出了《新旧时代》、《马达响了》等小说、诗歌、散文，还翻译了《邓肯自传》、巴尔扎克《笑的肇祸》、高尔基《海燕》等许多优秀作品。关露不仅在文学创作上蒸蒸日上，面对日寇侵略，她还写了不少激情澎湃的爱国诗词，疾呼“宁为祖国战斗死，不做民族未亡人”，为她赢得了“民族之妻”的誉称。 但随着1939年深秋的一个晚上，关露在上海租界环龙里寓所一位不速之客的到来，这一切全都改变了。 来人是中共上海情报组织的负责人刘少文，公开身份是八路军上海办事处秘书长。 刘少文带给关露一封中共南方局的密电，“关露同志，速去香港找小廖接受任务”，署名是叶剑英。 中共南方局是国共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后，中共成立的统管南方各省工作的机构，由周恩来任书记，叶剑英为常委，协理联络和情报。小廖就是廖承志，时任八路军香港办事处主任。 中共南方局电令关露去找廖承志干什么呢？电报没有任何提示，但从发来电令的人物身份，和要舍近求远到香港布置任务，可见这一任务的异常重大，和中共高层的极其重视，以及极高度的保密。关露不能多问，只能服从。 关露到达香港后的第二天，两位客人拜访了她。其中一位是廖承志，另一位则是专门从延安赶来的中共中央社会部（总管情报和保卫）副部长、兼八路军上海办事处主任潘汉年。 那是一次绝密的谈话，直到若干年后，有的材料里才第一次提到它。潘汉年给关露布置的任务，是命令她到李士群身边做联络工作，“你可以从李士群那里见到和听到很多的情况，他也可能会主动地向你提供一些情况。这些对我们都是有用的情报。” 李士群可以说是中国间谍文化中最大的谜团之一。他 1926年在上海大学就读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4月被选派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应周恩来的请求，苏联由总参谋部举办专门的军事训练班，挑选部分留苏中共骨干进行军事训练。李士群不仅被挑选参加专门军训，而且又被选拔到苏军特种警察学校受训，不久还被苏军情报局头子乌里茨基将军招募为苏军情报总局的直属情报员，成为一名以苏联为第一效忠对象的红色特工。 李士群回国后在中共中央特科工作。1928－1931年数次被捕，他都经受严刑拷打没有暴露身份。1932年李士群又被国民党党务调查科（中统前身）上海区区长马绍武（即史济美）逮捕，在威胁对他妻子叶吉卿（也是留苏的中共党员）施暴的情况下，同意自首并加入中统，条件是不出卖组织和同志。 全面抗战爆发后李士群以国民党中统一名中尉情报员的身份投奔日本，竟一跃成为汪伪政权特工总部的第一把手。他执掌的76号特工组织在谍战中专杀国民党而从不杀共产党。因此李士群到底是奉命潜伏敌营还是叛变投敌，是一个未解之谜。 在李士群执掌76号之前，中共情报机构一直由潘汉年与李士群、叶吉卿进行联系。在这之后，就需要一个适合的联络员。 当年李士群被中统逮捕时，胡绣枫收留了她复旦大学的同学和地下工作的同志叶吉卿，并和李剑华一同参与营救李士群。李士群夫妇一直心存感激，因此李士群提出由胡绣枫担任联络员，以胡绣枫和他家旧识的关系，不容易引人怀疑。 中共南方局准备按李士群的要求，派胡绣枫去担任联络员。但一查李剑华正在湖北宜昌做市长，夫妻俩担负着做国民党上层统战工作的任务，无法分身。胡绣枫就告诉中共南方局领导：她姐姐和李士群全家也很熟，推荐由关露前去。 王炳南曾在共产国际担任联络工作，1936年回国后便协助周恩来进行统战和联络工作，抗战时任中共南方局外事组组长，了解李士群的真实身份和派关露去李士群处的内情。既然李士群愿意为中共效力，所以王炳南认为“派一个驰名的左翼作家去当‘文化汉奸’搞情报是不妥的”。而胡绣枫后来对此也痛悔不已，接受采访时讲：“我不该把我姐姐认识李士群的事情告诉潘汉年。” 但当时中共南方局决定派关露去李士群处充当联络员。潘汉年是如何说服关露的，已无法知晓；只知道在关露同意为党的利益牺牲自己、去担负这一任务后，潘汉年叮嘱说：“今后要有人说你是汉奸，你可不能辩护，要辩护，就糟了。”关露说：“我不辩护。”左：红色地工时的关露；中：1936年出版的关露的诗集《太平洋上的歌声》； 右：关露手书
三、一代才女的牺牲 誓言“宁为祖国战斗死，不做民族未亡人”的“女诗人”、“民族之妻”，突然摇身一变，成了汪伪政府76号特工总部的座上宾。 关露从香港回到上海后，就和李士群的妻子叶吉卿通了电话，一番叙旧后，谎称自己失业了，想给李士群来当英文秘书。 很快，李士群就回了电话，邀请关露到他家面谈，并派亲信、76号特工总部稽查队长吴四宝来接关露。但没有到李士群家，而是到了76号特工总部。院里排列警卫士兵，荷枪实弹杀气腾腾。关露暗暗心惊，出来迎接的李士群却笑说：关小姐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区区这点，哪能吓到你呢！ 李士群又“殷勤”地带关露去参观牢房和审讯室，牢房里关押着好几十名犯人；审讯室有各种刑具，正对一名人犯严刑拷问。李士群告诉关露：这些人都是国民党的两统（中统、军统）人员，没有共产党，他从没抓过共产党的人。 然后李士群才带关露到了他家。叶吉卿对关露很亲热，塞给她不少钱，并表示每个月都可以予以资助，但以关露的身份，不宜到76号去工作。 关露回到家后，潘汉年安排与她单线联系的吴成方就来到她家，听取了她第一次去76号的汇报，指示她要经常去李士群公馆拜访，观察和监听李士群等人的言行。 关露遵照组织的指示，就经常去和李士群夫妇等喝茶、吃饭、打牌。她为了不引起李士群的怀疑，极力和叶吉卿交好，常和叶一起去逛街逛商场。 李士群是国民党两统的死敌和头号铲除目标，夫妇进出都严密警卫。关露陪叶吉卿上街，都是76号的黑牌汽车接送，还有荷枪实弹的特工保镖，令市人侧目。加上关露常到李公馆或76号，很快就让爱国人士所不齿，更被她原先的文化界和左联朋友们唾弃。 关露的内心十分痛苦，她不想扮演这个角色，希望回到革命根据地，但是，当她对组织提出要求的时候，组织要求她继续在敌方工作。认为此刻回去，还不成熟。 据胡绣枫透露，在此期间关露曾给她写过一封信：“我想到爸爸、妈妈身边去，就是不知道爸爸、妈妈同意吗。” 这里的“爸爸妈妈”就是指解放区、延安。胡绣枫说，接到关露来信后，自己立刻跟邓颖超汇报了此事。没多久，八路军办事处给了她否定的答复。胡绣枫只得回信给关露说：“爸爸、妈妈不同意你回来，你还在上海。” 关露坚持这样做了约有两年，每次都将见李士群的情况，通过吴成方报告给潘汉年情报系统。 1941年9月，李士群又派人把关露接到76号，捅破窗户纸说：“关小姐，别再打哑谜了，你不是潘汉年派来的吗？” 关露辩称自己不是共产党，只是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李士群却哼了一声说：“你不要辩护了，从你踏进我76号那天起我就知根知底。” 关露只得说：“李先生，老朋友还是很关心你的。我妹妹这两天还来信，叫我告诉你们，很想和你们联络联络。” 李士群表示：“如果老朋友需要我帮忙，我在所不辞。” 从关露‘打入’李士群身边的情况看，潘汉年向她布置任务时，并没有全对她交底。因为要中共派胡绣枫来做联络员，本是李士群要求的，自然从关露踏进76号那天起就心知肚明。 现在某些作品讲关露策反了李士群，获取了日伪大量重要情报，恐怕太言过其实。以关露这样一个单纯的文艺女青年，怎么可能是李士群这样由苏军情报总局特训、又在中共中央特科经周恩来、顾顺章这些身经百战的谍战大师“传帮带”出来的王牌特工的对手。所有种种，显然全在李士群掌控之中。 潘汉年与李士群是中共特科的老同事，多年保持联系，只是李士群投奔日伪后身份变了，吃不准他的现状，所以要派人到他身边观察一个时期。 经过关露的观察，以及李士群特意传递的信息，潘汉年终于决定亲自出马，面见李士群。潘汉年的这一行动，也得到中共中央的同意。毛泽东曾亲自批发了一份由刘少奇和康生共同署名、代表中共中央给华中局饶漱石的电报，明确指出：潘汉年在敌后和李士群往来，争取李士群为我方做情报工作，是根据中共中央社会部的要求进行的。 1941年12月，经过关露和袁殊联络，潘汉年到李士群家与之会见。之后，潘汉年在上海的安全住行以及与李士群的联络，都由李士群的亲信胡均鹤负责。 胡均鹤与李士群的经历类似。他是中共早期党员，曾任中国共青团中央书记，1932年被捕后自首加入中统，1939年被76号逮捕后又变节并得到重用，任76号特工总部二处处长，又与潘汉年情报系统联系，和关露同时做李士群的工作，建国后任中共上海公安局情报委员会主任。1954年又和关露同时因潘汉年冤案被捕入狱，关押了28年。潘汉年平反后，胡均鹤也得以平反释放，予以离休干部待遇。 潘汉年与李士群又多次会面，并会见过汪精卫，会见过日本华中派遣军高层，达成新四军与日本华中派遣军‘互不侵犯’协定：新四军不破坏津浦铁路等重要交通线，日军则给予新四军一定的‘生存空间’。 新四军根据地不断扩大，人员从最初的1万人发展到主力部队20多万。潘汉年、关露功不可没。潘汉年、李士群、胡均鹤
李士群改由潘汉年通过胡均鹤直接联络后，关露就撤出了76号、完成了任务。她向党组织提出让她到延安或苏北新四军根据地工作。 但中共南方局没有同意关露的要求，而是按照潘汉年情报系统的意见，派她到日本海军部和驻华（汪伪）大使馆合办的《女声》月刊做编辑，以侦获日本军部和外务省的情报。 关露虽不情愿，还是按照指令，于1942年5月到《女声》月刊做了编辑。她尽可能行使编辑职权，淡化刊物“大东亚共荣圈”的色彩，把重点转移到讨论妇女日常生活方面，宣传中国女性的解放，还在该刊物发表了她的长篇小说《黎明》。 但关露具体获取了日伪什么重要情报，则不见记载。这可能也是建国后对关露进行审查，做了如下结论的一个原因：“关露在接受组织任务到敌伪机关期间，并未积极为党工作，而是公开地为敌人工作，起了汉奸的作用。” 之前关露与李士群夫妇来往，还只是私人交往而未在汪伪政府任职。现在到日本文化侵华的机构任职，就成了不折不扣的‘文化汉奸’。 1943年8月，为了构筑“大东亚共荣圈”文化，日本在东京举行“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日军侵占下的东亚各国傀儡政权都派代表参加。《女声》杂志社准备派关露出席。 出席这一会议的代表全要被登报，并附照片。经这样的亮相，“文化汉奸”之名是再也洗刷不掉了。关露不准备去，但她的联系人和领导吴成方认为这是可以利用的机会，能够看到和听到不少有用的情报，指示她要尽可能去。 关露犹豫之时，潘汉年派人送给她一封信，要她到日本转交秋田教授。原来当时在中国的日共领导人野坂参三与日本国内的日共领导人失去了联系，希望通过秋田恢复，而杂志社给关露介绍的日本朋友中就有秋田。 中共党组织还要求关露“放下包袱，大胆工作”。为了党的工作，关露再次做出自我牺牲，去了日本。 “大东亚文学者大会”要求各国代表都发表广播讲话，分派给关露的题目是《大东亚共荣》，关露坚决地拒绝了，要求把题目换成了《中日妇女文化交流》。她讲话的内容大致是中日两国妇女交流很重要，通篇并没有吹捧“大东亚共荣”的内容。 那次会议，张爱玲、苏青也参加了，和关露三位驰名女作家还一起合影。但张爱玲和苏青向来被认为是亲日派，爱国舆论抨击的矛头反而集中在原有“爱国诗人”“民族之妻”之称的关露身上。 当关露回到上海后，她得到两个消息： 一、李士群于9月在家中暴毙（参见：无间道1943：李士群之死）； 二、她出席日本大会的新闻已传得沸沸扬扬。《时事新报》的一篇文章写道，“当日本企图为共荣圈虚张声势，关露又荣膺了代表之仪，绝无廉耻地到敌人首都去开代表大会，她完全是在畸形下生长起来的无耻女作家。” 汪伪特工头子的座上宾——为日本文化侵华媒体效力的汉奸文人——大东亚共荣圈的吹鼓手，这“三部曲”将关露推向了无法洗刷的文化汉奸深渊。 关露奉命去做‘文化汉奸’前，特意和养女照像，送给鲁迅夫人许广平留念，尘封60年后由鲁迅之子周海婴提供。周海婴曾找关露在左联时的战友、时任社科院第一书记的梅益辨识照片，“梅益握着这帧照片久久不放，说这就是关露。这个形象的年代，正是她和王炳南谈恋爱的时期。”梅益还叹气说“我们亏欠她太多太多”。 四、她从黑暗出发，却永远抵达不到光明 抗战胜利后，关露被国民政府列入汉奸名单。 中共地下党得知了国民政府将要逮捕关露的情报。如果出面澄清关露的真实身份，或关露落在国民党手里，都会暴露中共策反利用日伪高层的秘密，予蒋介石反对派攻击共产党的口实。于是经周恩来指示，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将关露迅速转移到苏北淮阴的新四军根据地。 熬过了六年的敌营生活，关露终于回到了革命队伍里。渴望新生和战友理解的关露随后却遇到一连串误解和羞辱，使她精神大受刺激。 到达淮阴根据地的第三天，关露就被送到板闸教育学院进行审查。她大病了一场，患了轻微的精神分裂症。 主持审干的新四军联络部长扬帆毕业于北京大学文学系，曾在上海文化界做地下工作和情报工作，对关露的情况有所了解并同情，恢复了她的自由（扬帆建国后任上海公安局副局长，1954年被打成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二号人物，遭逮捕关押27年，1980年放出时已生命垂危、双目失明）。 不久关露要求发表诗作，但《新华日报》社长范长江要她换一个署名，说如果共产党报纸上出现关露的名字，就会在群众中造成不好的影响，有人会以此为口实攻击共产党。 组织上教导关露说：“你为什么不能让人们把关露这个名字忘掉呢？你应该考虑党报的荣誉，不要去考虑你个人的荣誉。” 关露当场失声痛哭。 关露失去的不仅是名誉和文学创作事业，还有爱情和终身的幸福。1945年网安娜、王炳南夫妇和儿子王黎明
关露的前两次恋爱都不成功，第三次恋爱的对象是杰出的外交家王炳南。 王炳南（1909－1988）留学日本、德国，曾在共产国际任“国际反帝大同盟”东方部主任，1936年被共产国际派回国，做东北军张学良、西北军杨虎城的统战工作，是“西安事变”的策划者（张学良如是说），又协助周恩来使事变得以和平解决。他1937年来到上海，负责文化界的国际宣传工作。 王炳南和他的德国妻子住在一座独立的小楼，关露是他们的房客。 关露的妩媚靓丽，吸引了王炳南的眼睛；王炳南的睿智和革命信念，也吸引了关露的心。 1938年初，王炳南要去重庆的中共南方局工作，来向关露告别。关露把自己的诗集《太平洋上的歌声》签名送给了他，而王炳南无意中把她签名的墨绿色派克笔别到了自己身上。 分手时，关露把王炳南送到南京路，握手告别。她攥着他冰冷的手关切地说：“怎么这么凉？冻的吧？还不快把手放到兜里暖和暖和。” 王炳南的心怦然一动，顺从地把手放回兜里，感激地一笑。 不久，关露收到了王炳南的来信，信里还夹着他的一张照片，照片背面写着：“你关心我一时，我关心你一世。” 关露如获至宝，小心翼翼地珍藏着。在充当‘文化汉奸’的那些灰暗日子，这是她唯一的安慰。 此后，两人鸿雁传书，传达着彼此的情愫。 抗战胜利后两人重逢。王炳南已与德籍妻子王安娜离异，对关露为革命自我牺牲去做“文化汉奸”很是敬佩和同情。两人的感情发展迅速，很快就到谈婚论嫁的程度。 国共重庆谈判时王炳南担任中共代表团的发言人，兼任毛泽东的秘书，之后又以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副手的身份，和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进行周旋。当时周恩来说：“炳南不仅是我的右手，也还是我的耳朵和嘴巴。” 王炳南那时可乘军调处的飞机，来往南京与苏北中共根据地。一次，王炳南决定到苏北江苏淮阴新四军驻区看望关露，并商定婚事。出发前，王炳南按照中共组织原则，向周恩来和邓颖超汇报了他和关露的关系。 周恩来邓颖超认为：王炳南与关露结合会对革命事业不利。邓颖超赶到机场将王炳南拦了下来，告知组织意见说，“恩来和我反复研究，认为关露是个好同志，但由于她的这段特殊经历，在社会上已经造成不好的名声，群众以为关露是文化汉奸，而你又是长期搞外事工作的，群众都知道你是共产党。如果你们俩个人结合，将会在社会上产生不好的影响。” 为了革命事业，王炳南向关露写了绝交信，并说明了原因。这对关露是致命的一击。这让她的精神世界一下塌了半边。她不清楚自己到底错在哪里，为什么忍辱负重的六年特工生涯换来的是如此结局？她走在街头，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们依然会指着她痛骂她，朝她扔石头吐口水。 一次次沉重的打击彻底将关露击垮了。从此这位曾充满激情的女诗人封闭了她的感情世界，再不谈感情事，心如死灰，形单影只地苦度下半生。 关露曾是一名才华横溢的作家。仅上海沦陷的两年孤岛时期，她就在40多种刊物发表诗歌、散文、小说、杂文、译作等200多篇（部）。她本可以像丁玲一样，成为驰名中外的作家；可以像张爱玲一样，有一个潇洒自我的人生。可自从她奉命打入日伪政权去做文化汉奸，她不能再写抗日的文章，不能写爱国的诗歌，再不见充满火一样热情的字句。自抗战胜利后关露就遭遇一波接一波的审查，写的是无尽无休的交待材料。 1955年关露受“潘汉年案”的牵连被逮捕，关押在功德林监狱2年。1967年她再次被捕，关押在秦城监狱8年。出狱时的结论是“定为汉奸，不戴帽子”。 1975年关露出狱后用补发的工资（今日常见国家一级演员等级衔，当时给这位20年代初成名作家定的是十一级），在香山东宫村买了一座带小院的平房，条件简陋，但遍植绿树香花。 那时关露的身体已十分衰弱。为了便于看病，通过多方努力，文化部借了一间约10平方米的宿舍给关露。在朝内大街203号的一座筒子楼里，一楼，阴面，一面墙紧挨公共厕所，因受潮白灰脱落。冬天暖气不热，另生一只煤炉。地面是坑洼不平的土地。两张折叠床，一张是关露的，一张是保姆的。 1982年3月23日，中共中央组织部派人来到这间10平方米的小屋，向躺在病床上的关露宣读了平反决定： “经查，关露同志原在上海做文化工作，1939年秋开始为党做情报工作。1942年春由组织派遣到日本大使馆和海军报道部联合主办的《女声》杂志社工作，搜集日伪情报。关露的历史已经查清，不存在汉奸问题，“文革”中对其拘留审查是错误的。应予彻底平反，恢复其名誉。”晚年关露（胡寿楣）
这年9月15日，丁玲来看望她。两位“左联”时期上海文坛齐名的女作家在历尽劫波后再次相见。丁玲告诉她：“我来是要告诉你一件大喜事，汉年马上要平反了！”关露的眼圈红了：“真的吗？我盼的就是这一天！我中风后几次想到死，可一想到汉年的冤狱还没平反，泼在他身上的脏水还没洗干净，我就想，我得活下去，我得替他等到那一天！” 潘汉年平反了，关露再也无所挂牵了。1982年12月5日，关露在完成了回忆录以及潘汉年的纪念文章后，服下了安眠药，干干净净地走了，终年75岁，终生未婚，无儿无女。 人们在整理关露遗物的时候发现，陪伴关露走完人生最后一刻的是一个大塑料娃娃。 她的身边还保存着一张恋人王炳南的照片，照片背后除了王炳南题写的“你关心我一时，我关心你一世”，还有关露写的两句诗：“一场幽梦同谁近，千古情人我独痴。” 信息提供：胡丰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