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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胡安国并非“华林系”——《华林山的胡氏渊源》析疑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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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使用道具 楼主  发表于: 2019-05-11
作者:胡恒俊
    将“钓鱼翁至胡安国——寅、宁、宏”挂靠华林系,目前所见,一是黄启昌先生“华林胡氏‘瑜公——胡夔——安国’世系”说;二是樊明芳先生在《华林山的胡氏渊源》中,既列“胡瑜——令仪——安国”世系,又列“胡瑜——令濬——安国”世系。三者无论哪一种,都是错误链接。
    一、关于“胡瑜——胡夔——安国”说
    黄启昌先生此说的原文,笔者未能见到,但据王立新教授《胡安国族系考证》所引,黄启昌在《中华姓氏通书·胡姓》中,将“崇安胡氏世系表”,列为“胡瑜——夔——□——敏——容——罕——渊——安国”。对照真实的《崇安胡氏族谱》“夔——春生——敏——容——罕——渊——安国”世系(见拙作《崇安胡氏族谱世系考辨——武夷山寻根考察报告之二》),黄启昌先生除了确切地知道“夔”与“敏”之间还有一代人,只是不知其名外,自“夔”至“安国”,共七代人,是正确的;唯独将“夔”,挂在“胡瑜”之下,不仅错误,而且大错特错。
    胡瑜者,何时人?樊明芳先生《华林山的胡氏渊源》的说法是:“五代胡瑜……后唐明宗天成(926~929)年间,官陈留令,徙崇安,为陈留、崇安之共祖。”
    大家都知道,陈留县,本是秦置县,治所在今河南开封市东南陈留城,虽然西晋曾将其废入小黄县,但自隋开皇六年(586年)复置,到1957年废入开封县,陈留县存世就长达1371年,其间的朝代、县令更迭,方志中都会记载。而胡瑜之父胡城(875~945),“唐亡后悬车不仕,归隐华林故居”,生子珰、瑜、琼、球等五人。
    后唐(923~936年)被后晋(936~946年)取代。胡瑜926至929年为陈留县令,之后为何“徙居崇安”?是929至936年,在后唐向后晋的过渡阶段,家庭发生过重大变故吗?没有!因为,胡瑜的长兄胡珰,在“后唐同光年间(923~925年),官膳部员外郎,赠少保,卒谥‘文献’,先葬华林山冲霄凤形凤脑下……”;三弟胡琼“后唐明宗天成(926~929)年间官常州刺史,遂家于武进县安上乡”;四弟胡(王告)“后唐间官散骑常侍、江州节度使,加礼部尚书,徙九江”;五弟胡球,“后唐明宗长兴四年(933)离祖居华林,闵帝应顺元年(934)迁居武宁住田,后晋开运(944~946)间,官武宁散骑常侍、节度使,加兵部尚书”,兄弟不仅没有一人遭遇厄变,而且官运亨通。在此情况下,作为次子,一无灭门之灾、二无杀身之祸,按照“三纲五常”的道德规范,高堂城公尚在(卒于945年),胡瑜岂能抛下归隐于华林的花甲之父,而向东南远徙千里,居于崇安?
    退一步说,兄长胡珰,“生于唐昭宗大顺二年(891),世居华林”,三弟胡琼926至929年官常州刺史,作为次子,胡瑜出生年代,至少应在公元900年前后。而其长子令仪,却是“天启元年(1017年)进士”。——实际上,“天启”,是“南诏”年号(848~860年),而公元1017年,则是“北宋天禧元年”(注:《历代状元进士名录》中之“进士”,此间只有1015年的胡献卿,1019年的胡用舟,根本查不到胡令仪)。宋代参加会试者的年龄,一般在25岁左右,合格之后才被赐予等第不同的“进士”。也即是说,以此推论,胡令仪出生的年代,当在公元990年前后,显然与事实不符:长子岂会比父亲至少小九十岁?何况,胡瑜926~929年就已经是县令,作为长子的胡令仪,又怎会在90年之后的1017年,才中进士?
    而《崇安胡氏族谱》中,“入闽始祖‘钓鱼翁’胡夔”,则生于南唐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卒于北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相较于樊明芳先生《华林山的胡氏渊源》的记述,年龄要比胡瑜小60岁左右,比胡令仪则大30岁左右。
    抛开出生年代,单看世系:《华林山的胡氏渊源》中胡瑜的世系之一,是“胡瑜——令仪——绍——美弼——罕——渊——安国”,从胡瑜到“安国”,共七代人;而《崇安胡氏族谱》的世系为“胡夔——光仁、春生——敏——容——罕——渊——安国”,从胡夔到安国,也是七代人。两相比较,胡瑜与胡夔,“辈分”相同,只能是兄弟,何来“父”与“子”之说?更何况,“钓鱼翁,讳夔,字朝佐,号龟山”,而胡瑜,“字可佩,号雪宝”,二人毫无相似之处?
    黄启昌先生此说,不过是抄自某个未经辨析、考证的资料罢了。然而,由于黄先生对此说的失察,导致《中华姓氏通书·胡姓》的权威性和可信度大大降低,不免令人遗憾。
    二、关于黄启昌先生“胡瑜——令仪——安国”、“胡瑜——令濬——安国”说
    樊明芳先生《华林山的胡氏渊源》“胡城次子瑜世系”中说:“五代”时,“胡瑜,字可佩,号雪宝,后唐明宗天成(926~929)年间,官陈留令,徙崇安,为陈留、崇安之共祖,卒葬华林宅后。原配吴氏,生子三:令仪、令濬、令熊;续娶刘氏,生子三:令绵、令延、令弦。令仪天启元年(1017)进士,迁淮南转运使,生绍;绍生美弼;美弼生罕;罕生渊;渊生安国;安国生宣(寅?宁?)、宏;宏生常原;常原生覃和;覃和生璨;璨生顺;顺生彦酬……令濬生羽仪,徙崇安,生休征;休征生良弼;良弼生光岳;光岳生世用;世用生建国、安国;安国生寅、宏、宪;宏迁广丰胡坊。”
    上述介绍,既有“胡瑜……徙崇安”,又有次子“令濬生羽仪,徙崇安”,让人一头雾水。若是自胡瑜就开始“徙居”崇安,怎会到次子“令濬生羽仪”之后,才“徙崇安”?若是“令濬生羽仪,徙崇安”,胡瑜就不是“徙崇安”的始迁之祖。但是,同一文章之中,两种说法却赫然并存,到底那个真,哪个假?亦或无一真,全为假?
    上述介绍中,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此文中的两个“安国”,既然都生“寅、宏”,是否是同一个人?若是同一个人,为何胡瑜长子令仪的“后裔”之“宏”,“生常原;常原生覃和;覃和生璨;璨生顺;顺生彦酬……”,与崇安胡氏族谱中的胡安国之子胡宏的世系一样;而胡瑜次子令濬,却是“生羽仪,徙崇安,生休征;休征生良弼;良弼生光岳;光岳生世用;世用生建国、安国;安国生寅、宏、宪;宏迁广丰胡坊”?
    毫无疑问,此文中的“胡安国——胡寅、胡宏”,就是《崇安胡氏族谱》中的胡安国父子。因为,樊明芳先生在《附录:华林胡氏(简介)》中,已经非常明确地强调说:“瑜迁陈留后徙居福建崇安,后裔中著名人物有胡安国、胡宏。”在未读到《华林山的胡氏渊源》原文,不了解樊明芳的本意时,笔者曾在《崇安胡氏族谱世系考辩——武夷山寻根考察报告之二·“钓鱼翁”并非华林系》中,曾经质疑说:此一说法,当然也是抄来的。而不论是否别人代抄,作为樊明芳先生,难道就一遍也不看吗?倘若扫上一眼,也应感到奇怪——此文中的两个“安国”,既然都生寅、宏,当然是一个人,怎么既是令仪之后,又是令濬之后?何况,令仪与令濬,本是同胞兄弟?如此明显的错误,竟然招致众多不加分析的引用者,岂不滑稽而又滑稽?如此之渊源,哪里还有一点可信度?
    更值得推敲的是,既然“胡瑜……徙崇安,为陈留、崇安之共祖”,又怎会“卒葬华林宅后”?即使胡瑜真的“徙居”过崇安,至多也是“暂居”,时间很短,就回归华林祖居之地,才能十分正常地“卒葬(请注意:是‘卒葬’,而非‘归葬’,也非‘迁葬’)华林宅后”,怎会成为“陈留、崇安之共祖”?何况,胡瑜之父城公“卒谥忠献,葬奉新赤岸南枥大安山”,母亲耿氏夫人“卒葬奉新赤岸南枥九皋山”,胡瑜自己却“卒葬华林宅后”?与父、母异地而葬,不但说明胡瑜不是为了守护父母坟茔,而从崇安回归华林,同时也说明,胡瑜在崇安,根本就没有子女留下安家。否则,若有子女在崇安,胡瑜的晚年,应由子女精心侍奉,岂能独自回归华林,却与父母异地而葬?为“徙居崇安之祖”尚且谈不上,何来“为陈留、崇安之共祖”之说?
    显然,错误的挂靠、链接,总会有“硬伤”,难免痕迹频现、破绽屡出。
    本次有幸读到《华林山的胡氏渊源》全文,方才知道:樊明芳先生是为县志的相关内容而写,本意在于介绍华林山的山川形胜、地灵人杰,华林书院的显赫历史、深厚的文化底蕴、创办者胡氏的英才辈出;而对所引用的某资料中的错误,早已洞悉,只是不便评论罢了。所以,樊明芳先生才在文末,特别慎重而又严谨地申明:“以上所述仅为华林胡氏源流及祖居的历史和现实情形之万一。鉴于华林胡氏源流及其祖居情况在学术上有些不同的说法,笔者不想下什么结论,说什么是非,还是让华林胡氏1800万贤后裔自己去选择和甄别吧!”
    好一个“自己去选择和甄别吧!”多么难得!
    其实,胡安国族系,在引用资料时,也应如此。
    胡安国族系,始终是“安定堂”系,不仅在清朝末年的《崇安胡氏族谱》中仍然被明确记载,同时,在全国宗亲们的心中,也是公认的常识。
    修谱续谱,在于通过真实的本源、宗支、世系,重现清晰的血源传承脉络,达到尊祖敬宗、敦亲睦族、继承传统、更创辉煌的目的。古旧族谱,形成于地方割据、交通闭塞的封建社会,错误链接,在所难免。不加辨析、考证,就原文引用,难免不对列祖列宗,造成亵渎!作为今人,在通讯发达、资料共享的信息化时代,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对老旧族谱,予以仔细梳理、多方辨析、认真考证、去伪存真,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虽然很难,却不能偷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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