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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网 
胡乔木，江苏盐城人，本名胡鼎新，“乔木”是他的笔名。 胡乔木为人们所熟知，是因为他曾担任过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1950年至1954年)、中共中央副秘书长(1954年起)、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1956年9月起)、第十二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82年9月至1987年10月)以及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社社长、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等职。然而，他最为人们所熟知的，还是他从1941年2月至1966年6月，担任毛泽东秘书、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长达25年这一人生经历。
胡乔木，人称“中共中央一支笔”。他长期担任毛泽东秘书、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起草、整理、修改了一系列载入史册的重要著作、文件：毛泽东的名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话》，是胡乔木根据毛泽东讲话记录整理的；《六大以来》、《六大以前》和《两条路线》等书，是他协助毛泽东编辑的；他对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一历史性文献起了重要作用；他为延安《解放日报》写了几十篇社论。其中，1949年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是他在毛泽东指导下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主要由他起草；新中国成立后，他参加起草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共“八大”文件，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第一至第四卷的编辑工作、以及根据中央政治局的讨论写出了产生重大影响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胡乔木夫人谷羽曾回忆说，毛泽东是这样形容胡乔木起草的文件之多的：1958年的一天，夫人谷羽和乔木到毛主席那里去，主席谈起乔木写文章，表示很满意。主席坐在沙发上，把手平放在前，离地面约有两三尺高，比划着说“乔木写的东西，大概有这么多!”
毛泽东点名：“乔木是个人才”
在中共党史上，胡乔木的名字是与毛泽东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对于胡乔木来说，一生中最重大的事件莫过于成为毛泽东的秘书。
1941年1月上旬，皖南事变爆发，1月20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发布重组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为此，中共高层通宵达旦地开会，毛泽东更是异常忙碌。
2月上旬的一个清晨，中共中央秘书长王若飞突然来到胡乔木所住的窑洞。王若飞对胡乔木说道：“毛主席那里缺人手，点名要你去他那里做秘书工作，同时兼任中央政治局的秘书。”
王若飞的话完全出乎胡乔木的意料。他怎么也不会想到，毛泽东会调他去当秘书。
胡乔木思索了一下，说出了心中的顾虑：“给毛主席当秘书，我怕当不好。我从来没有做过秘书工作。”
王若飞为了打消胡乔木的顾虑，说出了毛泽东“点将”的原因：“你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的文章，毛泽东看后很欣赏并称赞说，‘乔木是个人才’。
1941年秋，杨尚昆从华北根据地回到延安参加整风运动，认识了给九月政治局会议做记录的胡乔木。杨尚昆在其撰写的《我所知道的胡乔木》一文中回忆说：“他不到30岁，一介书生，清秀文雅；在会上做记录，并不说话，大家叫他乔木，前面加上‘胡’的本姓，是1945年到重庆谈判以后的事……当时我就听说，乔木同志是主席编辑《六大以来》的主要助手。这件事办得好，主席喜欢他，大家也看重他。”
就这样，胡乔木奉命调到了毛泽东身边，从此开始了长达25年的秘书生涯。
好文章得益于毛泽东的指导和教诲
1949年6月，毛泽东离开香山双清别墅进住中南海丰泽园，作为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亦随之搬进中南海。
胡乔木在毛泽东的教导下迅速成长起来，他虽然仍是毛泽东的秘书，但是工作内容却开始发生变化。胡乔木先后担任了中宣部副部长、新华社社长兼总编辑、新闻出版总署第一任署长，后又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
胡乔木就这样从普通的秘书成长为中共领导人之一。有的老同志回忆说：“没有同毛泽东的这段缘分，就没有今天的胡乔木。”胡乔木对这份感情更是珍惜，在他的文集第一卷序言中这样深情地写道：“毫无疑问，就我个人来说，没有毛泽东同志的指导教诲，我就很难写出这些文章，我的写作能力也很难像在这本书里所表现的逐渐有进步。”
在给毛泽东当秘书期间，胡乔木阅读了大量的理论著作和文献，由于他的埋头苦学和深厚的理论功底，使他在正确掌握毛泽东思想和起草中央文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胡乔木后来回忆说，他在四五十年代所写的绝大部分评论，都是经毛泽东修改过的。可见，胡乔木自觉接受毛泽东的思维和文风的影响。日后，胡乔木在党内宣传界、理论界的地位越来越高。在中共高层，称他“大秀才”者有之，称他“一支笔”者有之，称他为“大学士”者有之。而毛泽东夸奖说：靠乔木，有饭吃。
为中央起草两个“历史问题决议”
胡乔木此生起草的最得意的文件，莫过于搞了两个“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在任弼时主持、胡乔木起草、毛泽东反复讨论的基础上亲自逐句逐段进行修改而形成的。这个决议对确立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起到了重要作用。1971年夏，毛泽东在南巡中回答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胡乔木是什么样的人”时说道:“胡乔木曾为中央起草了许多重要文件。《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别人搞了几个月，没有搞出头绪。他一写，就写出来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也是他写的，写得不错。”照理说邓小平的思路与毛泽东的思路是有一定区别的，但胡乔木依然有能力应对邓小平的需要。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一部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重要文件。《决议》的起草工作，是在邓小平、胡耀邦的领导下进行的。起草小组由胡乔木负责。邓小平在同起草小组的谈话中，一开始就提出了对《决议》的三个基本要求：第一，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第二，对建国30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包括对中央一些负责人的功过是非，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作出公正的评价。第三，对过去的事情作一个基本的总结，以统一全党思想，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和要求，胡乔木先后同起草小组成员进行了30多次谈话，对起草《决议》提出具体的意见。其中特别强调：“有两个难题要解决。一个是为什么会发生‘文化大革命’，不答复为什么发生错误的问题，决议就会失掉价值；另一个是毛泽东思想的实质是什么，不答复这个问题，坚持毛泽东思想这个口号就没有力量。”在他的具体指导下，起草小组先后几易其稿。关于“文化大革命”部分，他对起草小组撰写的几稿都不满意，后来索性从头至尾重新撰写。他概括了毛泽东思想的三个基本原则：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从六个方面对毛泽东思想的具体内容作了精辟、准确的阐述，把作为科学体系的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进行了区分，为正确评价毛泽东思想找到了一把钥匙。1980年10月至11月，《决议》经全党4000名高级干部讨论后，胡乔木综合各种意见后，对《决议》又作了较大的调整和修改。1981年6月27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了这个《历史决议》。邓小平满意地说：“这个决议是个好决议，现在这个稿子是个好稿子，这对我们统一党内的思想，有很重要的作用。”
撰写党史中的“史记”《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
新中国成立初期，胡乔木几乎参与了当时所有重要文献的起草和定稿工作。其中最重要的是被称为中共党史中“史记”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书。
成书于1951年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第一次系统地叙述了中国共产党30年的历史，是我党历史上极为重要的著作。
其实，胡乔木写的这本书最初是作为刘少奇在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30周年大会上的报告。1951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三十周年纪念日。中共决定6月30日在北京举行纪念大会，毛泽东等领导人出席大会，由刘少奇作报告。起草刘少奇报告最合适的人选当属胡乔木。
据胡乔木的夫人谷羽回忆：
“记得1951年5、6月间，乔木因胃穿孔动了大手术，还在休养康复之中，少奇同志来找他，专请乔木代为起草庆祝‘七一’的报告。乔木欣然从命。那时已跨进6月中旬，稿子写完后还要留出时间让少奇和中央其他同志审阅，真是太紧了。而那年6月，北京的天气格外的热，坐在屋里不动都是一身汗。当时条件差，家里连风扇都没有。乔木冒着酷热，白天黑夜地写。我看他热得满头大汗，就找了把蒲扇为他扇风，后来又想办法从冰库里搞来几大块冰，放在盆里，摆在他椅子周围，给他降温。过了两天，热得实在没办法，他就让我在大澡盆里放一盆凉水，在澡盆上搁一块木板，他干脆坐在水里写。由于胡乔木对党的30年的历史非常熟稔，所以，近5万字的初稿一个星期便写出来了。”
毛泽东阅后十分满意并批示说，此文不要作为中央领导人的讲话稿了，就署胡乔木的名发表吧。毛泽东还说，刘少奇那里由他去打招呼，那份报告另外找人起草。
6月22日，《人民日报》刊发胡乔木署名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新华社全文转发，全国各地报纸全文刊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人民出版社还印了单行本。一时间成为各地纪念建党三十周年的主要学习文件。
《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是总结中国共产党30年历程的第一本开创性简明党史，也是第一本以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观点来叙述中共历史的书。它对以后很长一段时期的党史教育和党史研究工作都有很大的影响，甚至成为后来党史著述的范式和蓝本。正因为如此，该书在人们的印象中几乎成了胡乔木的代表作。几十年后，只要一提起胡乔木，不少人便会脱口而说：哦，他写过《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
拔乱反正再当邓小平助手
1977年邓小平复出后，胡乔木再次成为邓小平的参谋和助手，他的工作重点当然要围绕着拔乱反正而展开为邓小平和党中央起草一系列重要讲话和文件。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起草了《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批判——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
1977年8月8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与教育座谈会上提出，要马上组织写文章，重点放在批判“两个估计”上。教育部党组决定组织写作班子起草批判文章。文章多次送胡乔木审阅修改并定稿。邓小平最后批示：“此稿可以发。”这是揭批“四人帮”斗争中第一篇重头文章，有力地推动了科教战线的拨乱反正和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
为邓小平起草了1978年6月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1978年5月30日，邓小平在委托胡乔木起草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时强调：“毛泽东思想最根本、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实事求是。”邓小平决定利用这次会议，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给予充分的支持。
胡乔木充分展示了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深厚功底，在邓小平的重要讲话中，第一个问题就集中阐述了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实事求是，针锋相对地批判“两个凡是”派所坚持的观点。讲话庄严号召：“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这确实是一个十分严重的任务。”
邓小平的这篇讲话，第二天就全文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从而点燃了全国范围内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火炬。
为邓小平起草修改了1978年12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1978年11月10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充分准备。胡乔木按照邓小平确定的讲话主题起草了一个讲话稿。但是，在会议上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凸显出来，需要及时作出正确回答。这样，原先准备的讲话稿便显得不适用了。12月2日，邓小平决定，他的讲话稿要作重大修改。
胡乔木连夜把稿子改好，之后邓小平提出了修改意见，胡乔木再次作了精心修改。最后一稿在“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团结一致向前看”这句点题的话中间，加上了邓小平一再强调的“实事求是”4个字，从而使讲话形成了一个鲜明的主题，也形成了邓小平理论的第一个著名论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对此十分满意。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采取了一项特殊的措施，决定增补胡乔木为中共中央委员，待将来提请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追认。胡乔木发挥了他特殊的作用为这次会议起草了公报。公报做出了一系列拨乱反正的论断。如今，公报已载入史册。起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意味着胡乔木再度成为“中共中央大手笔”。
为邓小平起草了1979年3月在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
这次会议从1月18日至4月3日，断断续续开了两个多月，会议期间，发言内容出现了—些“右”的偏差，社会上也有极少数人攻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右倾”、“复辟”，也有极少数人打着思想解放的幌子，从右的方向反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邓小平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决定在会上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主题发表讲话，委托胡乔木起草讲话稿。胡乔木的文字功底、理论素养和思想水平，在这个重要讲话稿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它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统一思想的强大理论武器，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胡乔木还负责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起草了邓小平1989年致中央政治局的辞职信。
1980年1月，中央决定正式开始修改党章工作，由胡乔木主持起草工作。经党的十一届七中全会讨论通过后，提交党的十二大审议通过。新党章清除了党的十一大党章中“左”的错误，继承和发展了党的七大、八大党章的优点，比过去的党章更加充实完善。会后，胡乔木就党章的修改问题回答了新华社记者的提问，反响很好。
1980年9月，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宪法的决议，由胡乔木任秘书长。对此，他下了很大功夫，付出了巨大精力。1982年11月26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胡乔木主持修改的宪法。
1989年9月4日，邓小平致信中央政治局请求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很少有人知道这封信是出自胡乔木之手。当时，杨尚昆向胡乔木转达了邓小平的意见，要他起草邓小平的辞职信。这是胡乔木作为亲密助手，为邓小平所做的最后一次文字起草工作。这封不到700字的信，言简意赅、语重心长、感人肺腑，充分表达了邓小平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的高风亮节和宽阔胸怀。
为不能亲手编写一部完整的中共党史而遗憾
1992年7月，病榻上的胡乔木对夫人谷羽说：“我希望做两件事：一是完成对主席50年代政治活动的回忆录的写作；二是重写一部完整的中共党史著作。”可病魔并没有给他这个机会。
由于胡乔木的特殊工作岗位、深厚的理论素养以及他对毛泽东的特殊感情，很多同志早就建议胡乔木写一些纪念文章，但他一直没有答应。直到后来确定要写点东西的时候他对人说：“我虽然做过毛主席的秘书，但许多重要的事情并不是经过秘书执行的，说不出多少有分量的东西来。”到了1989年，他在一次谈话中说：“党的十三大以后，我已经有可能集中精力面对党史工作了。我是愿意承担这方面的责任的。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多做一些工作。”
1991年6月，胡乔木给江泽民等中央领导和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写报告表示，准备写本关于毛泽东的回忆录，在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时出版。报告随即得到批准。
1993年，在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前夕，《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终于与读者见面了。该书修订再版时印了75000册，这在党史著作中也是不多见的。这也许能够部分实现逝者胡乔木的遗愿吧！
上个世纪90年代，胡乔木根据杨尚昆、薄一波的要求，建议由中央党史研究室写一部反映党的70年历史的著作，作为献给党七十岁生日的礼物。在健康状况不好的情况下，他让秘书通过各种途径查找资料，购买海外出版的有价值的书籍。1991年7月28日，胡绳送来《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清样请他审阅。此时，胡乔木的病情已经加重，但他一看到清样便又不顾一切了。由于药物的反应，他经常头晕恶心，但他还是用了不到5天的时间就把其中的几章看完了，并在清样上作了许多修改，有的地方是成段地补写的，他还写了许多小纸条，就某一事件的史实或论断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
8月8日，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举行出版会议。胡乔木在会上主动提出要为这本书写一个题记：“我现在虽然连写封信都很困难，但我愿意为这本书写个题记，表示对这本书负责。”这篇题记于8月15日写成，这是胡乔木一生所写的最后一篇评论文章。
1991年8月底，《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出版了。10月8日，胡乔木抱病出席了该书的出版座谈会，他在发言中对这本书的出版表露出由衷的赞赏和高兴。
用诗作一生总结
胡乔木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同时又是一位诗人。他提倡新格律诗，并以自己的创作实践进行探索。
胡乔木对诗的爱好是从读《新青年》开始的。60年后，他在《中国青年》杂志的一次纪念集会上，曾深情回忆他12岁那年第一次接触《新青年》，读到朱自清《赠友》一诗时的情形。
从扬州中学到清华大学，他珍藏着一个小本子，上面分类抄录汉译西诗。他还有一个让人不可思议的举动：他在进清华后第一学期期末考试前，竟然花一整天工夫，专门抄录译诗，装订成册，送给一位同学以“纪念我们的友情”。在小册子的末尾，他写了一封信，对所抄译诗进行评论。他写道：“这些译品，也不能算是都好，如朱湘译的《秋曲》、徐志摩译的拜伦诗，都不是成功的东西。一般来说，郭沫若和周作人的成绩最好，而私意尤爱周氏作品，虽然他的思想里很有些毒素。”一个青年学子，对当世名家这样评短论长，其胆其识，实在不凡。
1933年秋，胡乔木转学到浙江大学外文系英文专业后，就自己拿起译笔进行尝试。从胡乔木学生时代的习作可见，他后来在新诗创作的探索中能够取得不同凡响的成绩不是偶然的。他不仅有古诗和民歌做底子，而且还直接从西洋诗歌得到营养
上个世纪60年代初，胡乔木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要求长期休病休。她的女儿胡木英回忆说，“父亲的患病和他的特殊工作状态有关。他要靠安眠药才能入睡，有时刚吃下安眠药，主席的电话就来了，到主席那里常常是一谈就是两三个小时，谈完回来，却再也无法入睡了。”
毛泽东得知胡乔木的病情后，给他写信并为他设计休养方式。胡乔木在休养期间，开始写古诗词，胡乔木将每次习作呈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忙中偷闲，对每次送来的诗词“终日把玩推敲，帮他逐句修改”，并亲自批示送《诗刊》发表。胡乔木致函毛泽东，表示“这对我是极大的鼓励，非常感激”。胡乔木的《词十六首》于1964年岁末最终由毛泽东定稿，1965年元旦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第一期上同时登出。在全国政治界和文化知识界引起极大的注意和兴趣。正如胡乔木所说的那样：“《词十六首》都是在毛泽东同志的鼓励和支持下写出来，经过他再三悉心修改以后发表的。我对毛泽东同志的感激，难以言表。”
1982年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他的七律四首《有所思》，又一次引起广泛的注意。胡乔木在6月中把诗稿寄往报社的时候附信说明，这四首七律是为70岁生日而作。诗的主旨是在回顾过去，总结人生；展望未来，抒志述怀。第一首颈、尾两联，就对全诗主旨作了总的概括：“旧辙常惭输折槛，横流敢谢促行舟。江山是处勾魂梦，弦急琴摧志亦酬。”
第二首是对70年人生经历的总结：少年投笔依长剑，书剑无成众志成。帐里檄传云外信，心头光映案前灯。红墙有幸亲风雨，青史何迟辨爱憎。往事如烟更如火，一川星影听潮生。
胡乔木70年的生活与感情，通过这八句诗形象地表现了出来。特别是对毛泽东的深情敬爱和对他晚年错误的惋惜、批评，能够揉合在一起而全无生涩之感，是难得的艺术创造。
1992年8月，胡乔木躺在病床上，再一次用诗来总结他的一生：《赠谷羽》写给与自己50余年共风雨的夫人。表现了胡乔木内心对夫人的挚爱和尊敬。
（王建柱 本文原载于《世纪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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